笔下文学

第十一章 道德（第2页）

另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这是否是一个好的原因。海伦·托马斯认为：“特豪斯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衡量正直的标准……，并且建立了一个原则，即：我们可以对总统说‘不’，甚至辞掉白宫的工作。”但是继特豪斯特之后成为新闻秘书的哈申告诉记者说：“我不同意特豪斯特的做法，因为作为一个新闻秘书，我所要做的就是负责把总统的想法传达给新闻媒体，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另一位白宫的工作人员则表达地更简洁，他告诉特豪斯特说：“没人会在意你的观点，人们想知道的只是总统的想法，你只是一个代言人而已。”特豪斯特对此回答说：“我从来都没有在新闻媒体面前把自己凌驾于总统之上，我只是不希望做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总统需要立即找到一位新的代言人。哈特曼交给福特一个五人名单，他们分别是：《华盛顿邮报》的戴维·布劳德；《时代》的波尼·盎格鲁；比尔·罗伯茨，在成为特豪斯特的助手以前，他是福特任副总统时的副新闻秘书；五角大楼发言人杰瑞·弗瑞德汉姆；以及国家广播公司的让·纳森，无论担任副总统或总统时，他都一直支持福特。罗伯茨认为：“他们或许不会再从新闻工作人员中挑选新闻秘书，因为他们已经特豪斯特宠坏了。”福特最初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对哈特曼说：“看看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吧，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次冒险呢。”哈特曼认为如果从白宫的新闻工作人员中再次挑选新闻秘书的话，就会使福特在白宫记者团面前失去威望，因为这会意味着他还没有摆脱特豪斯特的阴影。福特从那个名单中剔除了几个人，然后在剩余的名字上做了标记以示优先考虑。他让哈特曼去试探一下他们。盎格鲁拒绝了成为第一个女性新闻秘书的机会。她还拒绝了贝蒂?福特关于任命她为第一夫人代言人的邀请。

哈特曼打电话给纳森时，假装问道：“如果让他担任新闻秘书，他是否愿意。”纳森用迫切的心情回答了哈特曼，表示他十分愿意接受这个工作。

福特喜欢纳森这个人。在就任总统两周以后，他曾经参加了纳森在家里举办的聚会，并且与这位记者的妻子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上一起跳了很长时间的舞。福特让哈特曼去复查了一下，以确定“纳森是他唯一给予这个职位的人”。

9月24日，当哈特曼把纳森带到总统办公室时，总统提出了一个问题：“假设像赦免尼克松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了，如果特豪斯特知道一切并且被人问及这样敏感的话题时，他会在他以前的同事面前感到尴尬或是妥协于他们吗？”纳森回答说：“绝对不会的，他虽然认识到了这件事中潜在的矛盾，但是仍然会相信我们的判断。”最后，福特说：“我现在急需一个人不会在中途辞职的人。”

离开白宫以后，当被问起是否能够成为新闻秘书时，他回答说：“我还不清楚。”当他回到家以后，他接到了哈申的电话。他已经因为误导记者而得到了一个不顺利的开始。他应该跟他们说他还在考虑之中，任何决定都是由白宫发布的。他甚至到午夜时仍然在打电话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纳森的任命正式宣布几天以后，当他作为新闻秘书对记者们保证说他永远都不会故意欺骗白宫的记者团或是误导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时，哈申居然在人群中听到有窃笑声。这位副新闻秘书说：“他给人的第一印象看来并不好，他以后要走的路看来会很艰难。”

纳森应该是第一个成为新闻秘书的非印刷媒体记者。杜鲁门时期的雷昂那德·雷恩斯克在还没有得到这个职位之前就被驱逐出了白宫，只是因为他曾经在广播站工作过。看来，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许多方面来看，伏特选择了一个与他的老朋友特豪斯特完全不同的人。特豪斯特是那样的沉着，明智，态度温和的人，而纳森则显得有些浮躁，罗嗦，傲慢自大。

纳森也是第一个在首都出生，并且在首都受教育的新闻秘书。在华盛顿的美国大学就读一年以后，他因为迫不及待地想工作，就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马丁内斯堡的一家小广播站里当新闻广播员。纳森说：“我知道我必须得到学士学位，所以在工作之余，我还在谢菲尔德学院（在谢菲尔德镇附近，西维吉尼亚州）上学。”1954年，也就是在他20岁那年，他回到了华盛顿，并且成为在阿林顿的一家较大的广播站的广播员，然后在洛克威尔的一家郊区报纸工作了一年，后来又在华盛顿的合众国际社工作了六年。在这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美国大学的兼职学生，后于1959年毕业。在国家广播公司工作期间，他曾经在越南战争中担任过记者，还在詹森执政时期担任驻白宫记者。

由于联邦政府公务员人数的逐年增长，新闻办公室里专业工作人员也达到17人。有五个人是总统亲点的。他们分别是：纳森，2名副秘书，6名助理新闻秘书。其他的包括：2名摄影师，2名电视顾问，3名助理，以及一名美国新闻署派驻白宫处理有关外国政策新闻的官员。

在尼克松执政时期，新闻办公室里的非专业工作人员增加到了56个。福特的参谋多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下令要求把这个数字降低到45。4月份时，笛卡儿告诉一位记者说最多只能降到50了。私下里，助理新闻秘书对纳森说：“我认为如果有人深究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其实您的团队与齐格勒的一样庞大。”

新闻秘书的行政职能已经比从前大大加强了。随着队伍的壮大，一些敏感的人事问题也浮出水面。

保罗·米尔提克是福特在众议院的新闻秘书，同时还兼任副总统。但是当尼克松的处境日益窘迫而关于福特的报道逐渐增多时，一些记者认为他不能再胜任这个工作了。《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关于副总统麾下职员问题的文章指出：由于针对福特的报道越来越多，这位新闻秘书已经不能担负这个重任了。当新总统需要挑选一位新闻秘书时，他认为他的老助手虽然很勤奋，很有能力，但是却不能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当米尔提克得知他并没有得到这个工作机会的时候，他显得很沮丧。他不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因为他的那个在明尼苏达州的妹妹已经告诉她的朋友说，他的哥哥将要成为总统的新闻秘书。后来当米尔提克得知他将继续留任助理时，他又显得很振奋。但是，在司法部的新闻主任的哈申成为副新闻秘书以后，米尔提克只得在街对面的旧行政大楼里工作了。

在纳森到来以后，米尔提克想要成为通信办公室的头，但是却从总统助理降为新闻秘书助理，帮助总统撰写一些演说稿或是准备记者招待会的有关事宜。1975年1月，纳森一直抱怨说保罗·米尔提克的工作能力有问题，而且有人建议让总统给他另找一个职位。2月份时，米尔提克接受了邮资费率委员会的任命离开了新闻办公室。

此外，还有约翰·麦克拉夫林和前华盛顿邮报记者肯·克劳森，他们都曾为尼克松工作过。特豪斯特说：“他们或许为艾尔·黑格工作，或许为共和党工作，或许是为别的什么人工作，但是他们……，与白宫新闻办公室扯上关系则是为了那份不菲的薪水。”在8月24日的备忘录中，他们两人都被列在了任期不明人员的名单上，用哈特曼那种不太正式的官方强调来说就是：“他们拒绝被辞退。”

9月4日，特豪斯特下令让麦克拉夫林辞职，并于9月30日生效，在特豪斯特离任的第二天，哈申说麦克拉夫林也准备离开，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9月30日那天，纳森在一份人事备忘录上写道：“在我的团队中，没有任何适合麦克拉夫林的位置，所以他必须尽快离开。”两天以后，麦克拉夫林同意在10月14日离开。后来他成为了一名非常著名的电视脱口秀主持人。

至于克劳森，纳森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这个上届政府的通讯办公室主任在不久的将来会离开。”黑格曾经告诉他，他或许可以在2月9号之前一直追随尼克松，或者在12月1日前继续留在白宫。10月7日，在与纳森商谈之后，克劳森同意放假一个月，然后在11月份正式提出辞职。

电视制片人希拉·维登弗德是贝蒂·福特的新闻秘书，她与纳森的关系很牢靠。在维登弗德使白宫东翼的新闻办公室也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关注以后，她们的关系就更近了一步。除此之外，她还增加了两名新的“成员”，一个是装在办公室里的扩音器，这样人们就不会匆忙的往返于两翼之间参加新闻发布会；另一个就是房间服务部，这会方便工作人员用餐。

尽管有149个人拿到了新闻发布会的文件复本，但是其他办公室的人却很难得知新闻发布会的有关内容，即使是总统的那些助理们，当然新闻办公室除外。令人担忧的是记者们可能会违反规定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利用他们所听到的来编写文章。纳森指出了这点，并且希望她可以派人参加他的新闻发布会。然而，维登弗德却没有听从纳森的指示，并且还开创了一个先例。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加，他认为希拉实在没必要再增加两个人。此外，他还补充道：“人越多，伤害也就越多。”他让参谋迪克·切尼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中删除以反对维登弗德的要求，因为“当她的要求被不公正的驳回时，她就会变得格外的愤怒。”

1975年7月，在福特宣布官方记者招待会将会对他们关闭以后，白宫记者协会绕过维登弗德直接找到了总统的新闻秘书。他们要求纳森转交给总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海伦·托马斯抱怨说，如果真的采取这项措施的话，那么他们得到的消息将会是事情发生后的第三手资料，这显然是十分不合理的。纳森争辩说，政府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让记者们以宾客的身份参加各种正式的活动。他还说：“总统至少应该拥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在没有记者打扰的情况下私下里与朋友聊聊天。”福特指示纳森安排一个记者团在一个实验基地召开招待会，规定不准携带录音机和笔记本，并且告诉记者们最好尊敬别人的隐私权。

脾气火暴的纳森与记者们的关系十分紧张，但是在总统那里，他却是个大红人。与内阁成员一起开会时，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白宫内部的记者”，记录着会议的各项内容，从过长的原棉问题到反托拉斯立法，以及将在第二天的会议文件中引用的冗长的例证。

纳森在对外政策上知之甚少。他参加的大多数会议都是跟国内政策有关。尽管已经符合了必须的安全条件，他还是很少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

1974年11月，纳森陪同福特总统进行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福特总统远东之行的最后一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他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签定了军备控制协定。会议结束后，基辛格对纳森说福特总统在与苏联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时要比尼克松的表现强一些。在去机场的火车上，喝了一些伏特加以后，纳森把基辛格的话解释为：“给理查德·尼克松五年的时间也不一定能达成这个协议，而伏特总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搞定了此事。”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各大报纸把他的这个言论评价为“过分热情的”和“过度吹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国大使多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打电报给切尼强烈建议福特总统致电尼克松，并且说明纳森的话只是代表他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总统本人。亨利·基辛格也建议纳森收回此前他所讲的话。福特说他很满意纳森的说法，但是几天以后他说：“我认为那是个草率的，并且过于单纯的说法，我的意思是那项协议的签定是这么多年来两国间互相磋商的最后结果。”这样的说法刚好符合基辛格对待记者的习惯，即：强调深层的背景问题，而不是归因于某个人。然而一些记者却曲解了国务卿的意思，认为福特总统似乎更愿意以这种方式来打击那个已经对他没有任何威胁的对手。。在这些报道的逼迫下，基辛格以公务的名义赶往圣克莱门特向前任总统赔罪。纳森则说：“基辛格很善于利用新闻报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纳森很快就意识到他的那些言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只是在圣克莱门特。在1975年1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以后，纳森的国家安全助手莱斯·詹卡告诉他说，他已经把美国进一步干涉越南的大门关闭了。纳森则并不认为河内会对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做的演说有什么反应。詹卡说：“哦，是的，北越人民可是听到了您在发布会上的演说了。”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北越外交部长黎德寿就曾经引用了齐格勒的一个经典回答。

1975年4月1日，当总统在加州的棕榈泉渡假时，纳森告诉记者们说，福特总统在那天早晨曾经提到政府正在进行南，北越之间的外交斡旋。国务卿基辛格在读到路透社关于这个声明的紧急报道以后，大叫道：“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然后他马上给他的副手，也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兰特·斯科克劳福特打电话问道：“难道罗纳德·纳森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吗？”纳森说在听到总统的讲话以后，他曾经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闻助理玛格丽特·文德亥核实过这个消息。而她却说她是被误解了。这使得纳森感到十分愤怒，他马上打电话给基辛格和斯科克劳福特，希望得到他们的批准再发表一篇声明。这位新闻秘书对记者说：“今天，我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误导了，因此，你们从我这儿得到的信息也是错误的。”

4月16日，据说纳森在一次新闻工作者会议上说基辛格可能会失去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位。尼克松时期的副新闻秘书，后来又被纳森委以相同职位的杰拉德·沃伦劝戒他说：“如果这话传到了基辛格的耳朵里，你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于是纳森在新闻发布会上变得更加谨慎，只是说总统正在扩大他的智囊团。这个声明是由现任白宫参谋拉姆斯菲尔德批准的。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鲍伯·斯基弗问这是否意味着基辛格将失宠于白宫时，纳森肯定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上午，斯基弗就在广播上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在那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又否认了这个消息。午饭以后，斯基弗告诉纳森的助手路易斯·汤普森说，这个消息是纳森自己给他的。

第二天晚上，在国会演讲前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问：“嘿，亨利，谁会接替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位？”基辛格回答说：“我想可能是罗纳德·纳森。”可想而知，纳森当时是多么的尴尬。（事实上，福特确实在1975年11月解除了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多年以后，这位前总统说纳森在此之前根本就不知道此事，他怎么可能走漏消息呢。）

4月11日，纳森将汤普森解雇了，因为他的重组任务已经结束了，而且他还告诉基辛格，关于走漏消息的事情也已经解决了。汤普森告诉《得梅因论坛报》说：“我是个替罪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是纳森走漏的消息。斯基弗告诉美联社说，他不能说出是谁走漏的消息，但他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汤普森。

尽管纳森确实怀疑汤普森走漏了消息，但是后来他又说；“我对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感到遗憾。”与此同时，关于纳森将被他的副手威廉·格林纳代替的谣言又传播开来。难怪演讲稿撰写人约翰·卡色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们哪来的那么多时间搞阴谋。”

白宫的阴谋一向就很多。即使是在纳森就职以前，哈特曼还想把新闻秘书纳入他的控制之下，他建议福特说：“总统先生，您最好告诉他，我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我应该对他进行一些指导。”福特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还提醒他说纳森与他的工作一样，都是负责撰写新闻稿件，但是哈特曼仍然在某中程度上监视着纳森。哈特曼由于没有成为白宫参谋而感到很失望，但是得到这个职位的多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却对严密地监视着新闻秘书。

新闻办公室与基辛格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继续升温。1975年6月，在华盛顿的一名负责处理外国新闻的助理新闻秘书辞职了，他引用纳森的话说：“他这样一种低下的职位导致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他进行任何有关外交工作的报道。”

在与记者们进行了多次“交战”以后，这位新闻秘书被称为一个十足的说谎者，并且还被指控掩盖新闻事实。新闻撰稿人卡色利说：“纳森实在是没有必要与记者作对……是他自己给自己找来的这些麻烦。”一名记者在一次十分激烈的，持续了55分钟的会议结束后问道：“当你今天从这儿走出去的时候，是否预料到你会卷入这场混战？”纳森大喊着回答道：“什么，你觉得我没有准备好……你说我没有准备好是什么意思？”这位新闻秘书后来说他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脾气。

记者招待会的筹划也是在新闻办公室进行的。包括那个包含各种问题以及答案的新闻稿也是由新闻办公室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为了准备1975年11月26日的这次记者招待会，福特准备了一份长达78页的发言稿，那上面包括各种问题及其答案，新闻发布会内容的抄本，备忘录，总统声明，各个议题的概况。

1975年年末，纳森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在总统访问中国期间，记者们抱怨道，这位新闻秘书经常缺席新闻发布会，而且表现也非常不好。有些人甚至说，他们还不如依靠中国方面提供的消息。卡色利说：“自从纳森称记者们为‘无知的自大狂’之后的几个月里，记者们对这位新闻秘书就已经不理不睬了。可是现在他们又都开始关注起他来。”露·凯侬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评论说：“纳森最大的缺点就是他喜欢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的发动主观能动性，而事实上，他的这种做法并不能起到任何帮助的作用。”

但是纳森对此并不理睬，他还是照样我行我素。1976年，在选举结果公布的那个晚上，当纳森得知卡特获胜而福特落选时，他立即向白宫参谋迪克·切尼的办公室冲去，但是他却被告之切尼已经去了福特的住处。当纳森见到福特时，便知道他已经收到了这个坏消息。

1977年，就在新任美国总统就职的那天，在他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美联社的弗朗西斯·莱文向他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还有什么事吗？”纳森站在演说台上犹豫了片刻以后回答说没有了。他原以为他们会祝他好运甚至为他鼓掌，但是台下却一片寂静。

后来，纳森继续担任《相互广播新闻》驻华盛顿地区主编，他还在一个贸易组织任公共关系部主任。

当被问到如果是他，而不是特豪斯特，因不赞成总统的决定而受到媒体的指责时，他回答说：“我不会像特豪斯特那样做的，因为那是他的决定，不管我是否同意，我的工作只是负责向媒体传达他这么做的理由。新闻秘书并不是一个政府官员，从许多方面来讲，它更像是一个信息传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