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逊之的出家
马一浮还有一位十分神奇的朋友也常与之谈佛,叫彭逊之,浙江绍兴人,之前与马一浮一起研究《易经》,两人当时很合得来。不过后来彭逊之研究《易经》走火入魔,以为“生死可出,佛道可成”。马一浮给他写信说:“虽然如此,朋友之旧决不因是而改,公虽尽力诃斥,浮亦决不谤公。愿泯然平怀,勿存愤怒,此于公之道无损也。”从信中至少可以知道,因为二人观念不同,是有所争执的,甚至彭逊之为此“诃斥”马一浮。“诃斥”是个客气的说法,马一浮后面说“浮决不谤公”,“谤”字用得较重,可以猜测其实当时彭逊之对马一浮大概是有“谤”的。
1917年冬天,浙江一师放寒假,李叔同没有回上海,而是依旧住在虎跑寺。刚好当时彭逊之欲寻一处住所,马一浮曾听李叔同说过虎跑寺甚好,便推荐彭逊之住在那里。于是这年冬天,李叔同与彭逊之都是在虎跑寺的。彭逊之的状态很难用语句形容,从马一浮与他的书信中也可稍见端倪,此人性格不会平和,甚至激烈真率。说其激烈是因其兴之所至则一意为之,说其真率是因其笃信执念必要用各种方式表现。李叔同开始觉得彭逊之是位“即修即悟”的人。正月初八,彭逊之一时心起出了家,李叔同看在眼里,此情此景深受感动,觉得自己学佛的信念已经很坚定了,比之于彭逊之尚不如也。李叔同真是太会作自我批评了,马一浮可不这样认为。
马一浮太了解彭逊之了,对他这种做法不屑一顾,李叔同出家后,马一浮曾评价彭李二人:“弘一法师天才不及安仁(即彭逊之),而持律守一,一事不苟。由今观之,成就乃有过之。”事实就是这样,李叔同的天赋和才华比起彭逊之、马一浮这种人来说确实是不及,李叔同的才华比起苏曼殊来讲也是不如的,但这个人对人对事是十分认真赤诚的,所以会有很大的成就。彭逊之不是笃信佛教,他是推算出当时将有祸患,只有出家才能免除,马一浮一时没拦住。彭逊之一时冲动出了家,留下一妻二子,并不理会。马一浮时常接济,直到其子就业。彭逊之后来又经过命理推算,自沉钱塘江,好在被人及时救出。彭逊之压根就不是出家之人,后来又还俗了。
笔者私自将出家原因分门别类一下,可能会更易远瞻李叔同的境界。有人是属于“刺激逃避型出家”,亲朋离散、名丧利失或是命不久矣,顿时受了不小刺激,觉得尘世无可留恋之处。很多人是这个类型的,特别是电视剧里,要么削发为尼要么剃度为僧,再一副苦楚的样子。他们心里有恨有怨或许还有悔,慈悲则少。陈晓旭的出家我则不愿将其归入此类,生命尽头已抬首可见,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都不算什么的时候,不如留点时间给自己。有一类是“蹭饭型出家”,古时闹饥荒,寺庙虽也不宽裕,但多少有保命糊口之生机,不如去寺庙里出家当了和尚化点缘,朱元璋早年就为蹭饭当过一段和尚。到了现在,我等即将毕业的青年动辄见到各大寺院招聘,8小时工作制,下班以后不干预私生活,起薪都在4000元以上,上门做法事按小时发放出差补贴,每月还视香油效绩,更重要的是还不纳税(据说此类招聘多有不实之处)。因此而出家的,也属于蹭饭型,古今一也。除此之外,像惜春、鲁智深一样避仇的,或是跟妙玉一样避歹命的,是“躲避型出家”,而南北朝中晚唐的时候僧人地位高享有很多特权,不少人可归为“荣光型出家”,这两者都是少数情况。
这些出家都不见得虔诚,有所求,像是交换。我们常说的是“大彻大悟”,破迷妄、开真智,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或许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此境界的到达,绝非一日之功。不可说之事,机缘未到等,均因未到这层纸旁边。与这些让我感觉像是交换的出家有些不大相同的一类,可以命名为“教徒型出家”,要与上述种种分开说,因为这类比他们虔诚得多。这类出家人在俗时家庭中可能有人就是虔诚的信徒,从小就生活在佛教的环境下,跟着信佛的长辈吃斋念佛,并且以此为乐,长大一点被长辈送到寺庙里出家。
有位亦师亦友的基督徒曾为我讲过信徒与教徒的区别,他认为有些从小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人,他们信主可能更多的是环境影响,首先影响他们的是教,而非信,所以叫他们教徒比较合适。而他称作信徒的人,则是在认识了这个世界之后才开始接触基督,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跋涉之后信了主,这种人往往信仰会非常坚定。这个信徒与教徒的区分完全可以拿到佛教里来,但是二者并非分裂的,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宗教家庭出身的人后来成为很好的信徒。
有人追及李叔同出家缘由,常问他此前有没有受到什么刺激,像是信仰会因某个重大事件而一瞬间归位,真智也会因某种力量而即时即刻到来。李叔同没有受过什么大的刺激,或许别人的心路因某些刺激的影响是陡升陡降的,但他的是一个平缓的上坡,徐徐而行,有踌躇不前但无循环往复。如果非要找一些原因,他倾慕僧人风度、阅读佛经谈佛理、见彭逊之出家被感动,甚至小时候玩的放焰口的游戏都是这个斜坡上的一砖一石。不会有大的波折与一时的冲动,我甚至认为只有这样平缓的生命轨迹才是最笃定最真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