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十一章 宣王求教主人接见（第2页）

齐宣王因此对孟子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像一双明亮的眼睛，揉不进半粒沙子。他像一块从陡峭的高山上滚下来的巨石，不折，不弯，奔向既定的方向，永不回头，不仅不知困倦与疲惫，而且速度愈来愈快，冲力愈来愈大。

齐宣王堪称圣明之君，他有着异乎寻常的胸怀与大度，他似乎意识到，世间的一切，目的是第一位的，实现目的的方针、策略、方法、手段、渠道、步骤则不必计较，尽可以机动灵活，随机应变。常言道，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既然孟子欲行仁政，何必硬拉着他行霸道呢?他行他的仁政，我行我的霸道，“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说法未必正确，或者干脆是错误的，我就是要与不同道的孟子“相与谋”。我要频繁与孟子接触，虚心向其讨教，好比对待食物，凡自己需求的，有利于身心健康发育的便摄取，储存，消化，吸收，反之则听之任之，默然置之，不接受也就是了，何必整日争论不休呢?方针确立之后，齐宣王便频频召孟子入宫，尊之为长，奉之为师，促膝交谈，聆听教训，对几斟酌，开怀畅饮。不仅如此，齐宣王还时常屈尊拜访孟子，而且每往必携带贵重的贽礼。

人都愿受人尊敬，都喜欢听奉承的溢言美词，大约圣贤也不能例外，于是宣王每有请教，孟子则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齐宣王是大国之君，孟子所谈自然很有针对性，多是为君之道，为政之道。

概括孟子的谈话，大体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尊民，重民，爱民。

一次孟子问齐宣王：“陛下认为，何为诸侯之宝?”

齐宣王被问得面红耳赤，讷讷半天，无言以对，最后应付似的勉强答道：“珍珠美玉，乃诸侯之宝也……”

齐宣王自知这个回答很没有把握，答完之后羞愧地低垂了头，等待着孟子的评论。

孟子听了，感到好笑。为君者总是贪婪成性，然而齐宣王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的芝麻，看不见远处的西瓜。

齐宣王的答卷很糟糕，孟子只能给他画个“0”分。孟子告诉他：“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以珍珠美玉为宝者，殃祸必及其身。”

在诸侯的这三件宝贝中，“人民”是第一位的，土地是人民的**，诸侯的政事之一是“制民之产”，保证百姓有足够的土地耕种，使耕者有其田，具体措施便是实行井田制。诸侯的整个政事是造福于民，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居于社会的中心和主宰地位，他们的生活富庶了、安定了，则必诚心地拥护和爱戴国君，这样上下同心，君臣一致，君民一致，国家则必然强大，社会则必然长治久安。

齐宣王与孟子对几而饮，三杯下肚，心跳加剧，面飞红霞，周身的神经犹如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全都兴奋起来了。孟子乘着酒兴问齐宣王：“一国之内，何为贵?”

齐宣王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道：“自然是君为贵。”

齐宣王回答得很坚决，很肯定。他认为自己的回答准确无误，这一回孟夫子可该给他个满分了，哪知孟子口中正咀嚼着一块鱼肉，摇摇头，摆摆手，笑了笑。

齐宣王被孟子笑愣了，不无惊奇地问道：“怎么，又错了吗?”

孟子口中的鱼肉咽于腹内，说道：“又错了。”

齐宣王不解地问：“依夫子高见，一国之内，何为贵?”

孟子停止了饮食，严肃地答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说，一个人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水旱灾害依旧，那就改立社稷。

孟子认为，人民是与天齐平的，民便是天，其顺序为：人民——天子——社稷——诸侯——大夫。诸侯、社稷，他们的责任是造福于民，人民奉养他，祭祀他，是为了让他们为自己谋福利，倘他们不能很好地尽职尽责，人民便有权改立他们，所以孟子说“民为贵”。

本来嘛，人民是社会的根本，社会的主体；没有了人民，便没有天下国家的一切。

没有了人民，便没有人种地打粮，生产物质财富，天子、诸侯、大夫都会因无人奉养而活活地饿死，土谷之神也会因无人祭祀而不复存在。

没有了人民，天子、诸侯、大夫便都成了光杆司令，他们便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土谷之神是为五谷丰登而存在的，既然大地上没有了人民，他们也就失去了作用，无存在的必要。

所以，孟子大声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君权神授的封建社会里，孟子的呼声是大逆不道的，必然要引起天子、诸侯们的强烈不满与反对，齐宣王自然也很反感。然而，渐渐的他似乎也承认了这个事实，至少是在口头上、在理论上承认了这个事实。综观历史，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最高统治者，无不打出人民的旗号，以人民为标榜，将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和化身。当然，这多是欺世盗名而已。

在一次交谈中，孟子告诉齐宣王，作为一国之君，单使人民丰衣足食是不够的，倘以此为满足，这便与饲养猪牛犬马没有什么区别了。他要求国君必须打心眼里爱民，国君既号称“民之父母”，就应该爱民若子。其实，国君只为民父母，这是不全面、不准确的，还应为民之子，尊民若父母。离开人民的供养便不能活命，这还不是万民之子吗?

又有一次，孟子说，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却不用仁德对待它；对于百姓，用仁德对待他，却不亲爱他。君子亲爱亲人，因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因而爱惜万物。这里孟子要求国君对百姓既施以仁德，又钟以深情。

对百姓不仅要施以仁德，钟以深情，还要注重教育。孟子说，仁德的语言不如仁德的音乐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赶不上良好的教育获得民心。良好的政治，百姓怕它；良好的教育，百姓爱它。良好的政治得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得到百姓的心。

第二，“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

一天，齐宣王听取了一位地方官吏的汇报，地方官刚刚离去，孟子便进宫来了。只见宣王满脸阴云，怒发冲冠，独自一人在殿内走来走去。他不是在悠闲地散步，也不是在踱步深思，而是像盛夏时节，天气闷热，空中浓云翻滚，在迅疾地奔向一方，有似千军万马，听到了集合的号角，正在迅速集结，只待一声令下，便是一场厮杀血战。乌云愈积愈浓，天愈来愈低，愈来愈暗，变成了铅灰色，黑紫色，整个天地之间，弥漫、充塞着愤怒，即刻就要爆炸。起风了，是怒吼的狂风，大约狂风过后便是炸雷，便是倾盆大雨，便是毁灭性的灾难。齐宣王的腿抬得很高，步迈得很大，速度很快，而且不时地在殿内旋转，宽大的袍子带得呼呼风响。倘步进殿来的不是孟子，而是别的臣僚，他定会破口大骂，命他滚出去!他只觉得要呼喊，要杀人，要毁灭这个世界。见了孟子，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但仍未打一声招呼，半天不说一句话。

原来东夷有一处地方，今秋遭受了严重的雹灾，数万亩土地颗粒不收，农民因而难以缴纳赋税，邑宰再三催逼，捉去了许多带头抗税的人，严刑拷打。朝廷派去的官吏，催逼更紧，惩罚更甚，用刑更酷。官逼民反，百姓怒不可遏，杀死了跋扈的朝廷命官。齐宣王正因此而雷霆震怒。

孟子了解了实情之后，既未劝慰齐宣王，也没为东夷之民辩护开脱，更没为被杀之官吏愤债不平。他避开了这个具体问题，向宣王谈了一些为君之道。

孟子告诉齐宣王，当年伯夷避开纣王，隐居于北海之滨，听说文王兴起来了，便说：“何不归到西伯（即周文王）那里去，我听说他是善养老的人。”姜太公避纣住在东海边上，听说文王兴起来了，亦说：“何不归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善于养老的人。”天下善养老的人，仁人们便把他作为自己的依靠了。孟子说：“每户有宅五亩，墙边屋角栽桑植麻，妇女养蚕织布，那么，老者则足以有丝帛可穿。每户养五只母鸡、两头猪，饲养、繁殖无失其时，则老者足以有肉蛋可食。百亩之田，男子耕种，八口之家，可以足食。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在于其制田亩制度，教民栽种、畜牧，引导其奉养老人。五十者非丝绵不暖，七十者非肉蛋不饱。穿不暖，吃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苦，将文王尊之若父，感之若天，愿为文王效犬马之劳，虽肝脑涂地而不辞!如此一来，霸诸侯，王天下，有何难哉!”

为了说明问题，孟子又给齐宣王打了个比方。百姓没有水火便不能生存，黄昏夜晚敲开别人家的门户来求水火，没有不给予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水火遍地皆是。

孟子说：“搞好耕种，减轻赋税，可使民富足。按时食用，依礼消费，财物则用之不尽。圣人治天下，使粮食多如水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百姓哪里还会再有不仁者呢?”

孟子的比方和主张已经接触到了东夷人抗税不交，杀朝廷命官这个具体问题，因为齐宣王在破口大骂“刁民不仁”。

孟子指出，造成东夷悲剧的主要原因是赋税苛重，他说：“有征布帛之赋税，有征米谷之赋税，有征人力之赋税。君子应于三者之中择其一，那两种暂缓不用。倘同时用其二，百姓便会有因饥饿而死者；倘三种同时并用，则必父子离散，彼此难以顾及。荒年饥岁，官府不仅应酌情减免百姓的赋税，灾情严重者，还应开仓赈济，以资其不足。如今东夷数万亩土地惨遭雹灾，颗粒不收，百姓衣食无着，官吏照样催粮逼款，百姓岂有不反之理!……”

孟子本欲回避这个具体问题，但却难以回避，还是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好在齐宣王早有思想准备，二人不致舌辩一场。不仅如此，听了孟子的这一系列议论，宣王心中的怒气早已泄了大半，表情很严肃，很庄重，仿佛在平心静气地考虑该如何对待孟子这一番谆谆教诲，该如何处理东夷灾民的具体问题，该如何平衡调整各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