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3 叛逆思考铸造不屈人格（第1页）

3。叛逆思考铸造不屈人格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有匡扶济世之心，环境铸造了他们叛逆的思考方式，也正是这种思考方式导致了他们悲壮的命运。

“戊戌六君子”是什么思考方式?他们的命运究竟与此有多大关系?只要翻看一下他们早年的经历就明白了。

晚清帝国，国势衰微，积弱不振，民族危机日盛。这时，他们骨子里激**着血液便不安起来，同样的思考方式使他们走上了相同的维新变法之路。

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分别是：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他们是晚清末年的饱学仕子。他们都亲历了清政府的败落腐朽。此时，他们有的列朝为官，有的创办学会，腐朽的封建制度，迫使他们发起反击——提倡变法革新。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春，谭嗣同遂出上海，经天津进京，在上海，他结识了在江南制造局负责翻译西方书籍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参观了化工、计算器和x光；在天津参观了洋务派创办的机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铁桥、电线、炮台等，对近代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了解，他深切感受到晚清政权的积弱不振，不禁感慨万端，怅然唱叹：“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腹诽!”逐步形成了变法思想。这实际是鲜明的叛逆思考，因为当时社会还是威严赫赫的大清帝制。

谭嗣同叛逆的思考方式，促使他决心变法维新，在其作品中就有直接的表露，矛头直指清朝政府的弊端。《仁学》是谭嗣同的代表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思想水平。谭嗣同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后有君，君本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但是历代统治者却把天下变成他们“囊橐中之私产。”于是猛烈抨击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号召人们奋起冲决一切人间的网罗，“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次冲决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表达了改革封建君主制度、打破纲常伦教的强烈愿望，是以被誉为戊戌维新派中的激进派。如此做法，被大清帝国视为大逆不道，可谭嗣同管不了这么多，他必须要说，这是何等鲜明的叛逆行为!

清廷甲午海战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更激起了维新派的变法运动。走在变法前列的“戊戌六君子”积极参加变法宣传，组织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深入开展，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参与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活动，时杨锐为内阁侍读，却力争署名于先，引起极大轰动，时人避之惟恐不及，杨锐却敢于奋起抗争，可谓不畏强暴了。

这些彻头彻尾的叛逆者在清政府统治的禁锢牢笼里，四处寻找机会，面对坚壁，没有丝毫气馁。谭嗣同在甲午战争后亦发愤倡导新学，呼吁变法。尝为侍郎龙湛霖代拟奏折，请求朝廷变通科举制度，令士子“各兼习西学一门，以裨实用”。否则，“虽制艺极工，概置不录。”又联络其老师欧阳中鹄，拟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以传播科学知识，培养近代人才，事为守旧势力所阻而中辍。谭嗣同立即在浏阳发起成立算学社，“集同志讲求摩厉，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并拟成立湖南强学分会。

不仅如此，康广仁还联络谭嗣同、梁启超、汪康年等发起成立戒缠足会，又联络同志倡设女学堂，致力于解放妇女的工作。

谭嗣同等人维新变法对清廷保守派来说是大逆不道之举，但却深得光绪赏识，他认为这倒不失富国强兵之策，因此积极支持，将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人擢为四品卿衔军机处，参与新政。军机章京一般分两班轮值，谭、林、杨、刘四人亦分为两班，谭嗣同与刘光第为一班，林旭与杨锐为一班。

谭嗣同等一入军机处，即受到守旧派的排挤与打击。军机处办公的房子只有一间，其中设置的桌案分为两处，满、汉官员各居一处。谭嗣同等欲到汉族官员处办公，对方说：我们是办理旧政的，你们是办理新政的，还是请你们到别处吧!谭嗣同等欲到满人官员处办公，对方则曰：我们都是满人，你们是汉人，何必与我们掺杂在一起?谭嗣同、林旭等非常气愤，立即要走。经人从中调停，在屋子中间专门为他们设置了办公的桌案，更引起了守旧者的不满。谭嗣同等不为所动，顶住了守旧派的压力，照常草拟谕旨，批答奏章。凡有所建议，僚属不能决者，林旭则“大声奋笔拟稿以进”，“参政十日，朝士侧目”。光绪皇帝对他们十分信任，经常召见他们，凡有关新政之事，皆令他们拟旨，连军机大臣也不得与闻。湖南守旧派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深文罗织，谓为叛逆”。光绪皇帝将其奏折转交谭嗣同代为辩驳，谭嗣同奏称：“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与谭嗣同列一班的刘光第亦并署名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嗣同等军机四卿参与新政，在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保全维新势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谭嗣同等人的变法运动直接影响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于是慈禧便秘密的下了毒手。光绪忙派人通知众人尽快躲避。这时谭嗣同想到了一个人可以帮忙，就是袁世凯。可以用他杀掉慈禧身边的最大佞臣。岂知袁出尔反尔，出卖了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当时，有人力劝谭嗣同出逃，谭则大义凛然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战，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狱期间，谭嗣同意志从容，常从地上捡煤渣在壁上题诗，其中一首云：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大义之举跃然纸上，更表现出了与守旧派势不两立的叛逆言辞!

杨深秀“独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引古义，坦陈国难，请西太后撤帝归政”。然后与友人谈笑少顷，从容返寓就速。表现了不畏强暴、刚正不阿、敢于仗义执言的宏略和气概。

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亦相继被捕。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色厉内荏他们十分害怕这些“叛逆者”的声势，连审讯都不敢，就匆匆忙忙行刑。行刑时，“六君子”神色怡然，视死如归。刘光第“神气冲夷澹定如平时，行刑后身挺立不仆，观者惊叹”。杨锐“血吼丈余，观者毕辟易，其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谭嗣同则放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叛逆思考的诤诤豪语，道出了与清廷势不两立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最终被封建势力吞噬了，悲壮的命运也随之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