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四章 时空认知（第1页）

第四章时空认知

1。出行——一日看尽长安花

说到古人的出行，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几个轿夫扛着一顶轿子在小路上行走、数匹白马拉着一辆大车在大街上穿行，或者一叶扁舟从轻风微拂的水面轻轻划过的场景，这些联想大抵反映了我国古代交通的真实面貌。

在古代社会，交通只有水陆两路，除了安步当车以外，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有车、轿、船以及马、驴等牲畜。商代造车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春秋战国时期，马开始直接用于骑乘，不再仅仅作为驾车的工具，这对提高人们的行进速度有着重要意义。此后的两千年，陆上交通工具则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战国以前的车马是连言的，没有无马的车，也没有无车的马。驾车的一般是四匹马，于是，驷成为车辆的计量单位，“马千驷”指一千辆车。《小雅·采薇》中“戎车既驾，四牡业业”，指驾兵车用四匹公马。马车驾二马为骈，驾三匹为骖。马车的流行，使得战国出现了很多善于驾马车的人。著名的东野稷驾马车的寓言故事就出自这一时期。东野稷十分擅长驾马车。他凭着自己一身驾车的本领去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接见了他，并叫他驾车表演。只见东野稷驾着马车，前后左右，进退自如，十分熟练。他驾车时，无论是进还是退，车轮的痕迹都像木匠画的墨线那样的直；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旋转打圈，车辙都像木匠用圆规划的圈那么圆。鲁庄公大开眼界。他满意地称赞说：“驾车的技巧的确高超。看来，没有谁比得上了。”说罢，鲁庄公兴致未了地叫东野稷兜了100个圈子再返回原地。一个叫颜阖的人看到东野稷这样不顾一切地驾车用马，便对鲁庄公说：“看，东野稷的马车很快就会翻的。”鲁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没有理睬站在一旁的颜阖，心里想着东野稷会创造驾车兜圈的纪录。但没过一会儿，东野稷的马果然累垮了，它一失前蹄，弄了个人仰马翻，东野稷因此扫兴而归，见了庄公很是难堪。鲁庄公不解地问颜阖说：“你是怎么知道东野稷的马累垮的呢？”颜阖回答说：“马再好，它的力气也总有个限度。看东野稷驾的那匹马力气已经耗尽，可是他还让马拼命地跑。像这样蛮干，马不累垮才怪呢。”听了颜阖的话，鲁庄公也无话可说。

古时，马车的结构很有讲究。马车的车厢叫舆，舆前面的横木可以倚靠着把扶，叫作轼。“登轼而望”就是登上马车，手扶轼张望。行车时扶轼低头也叫轼，表示对人的敬意。舆的两旁都有木板为屏蔽，乘车的人从舆的后面上车。舆上可以立盖，用一根直木支撑，即冠盖。班固《两都赋》中的“冠盖如云，七相五公”，就是用冠盖指代为官为宦之人。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从匈奴处学会了骑马后，骑马之风便渐渐盛行起来。

除了马车以外还有牛车，不过，在马车受重视的时代，乘牛车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魏晋以后，江南牛多马少，士族更爱乘慢速而安全的牛车，豪富之家“精牛车，丽服饰”，争奇斗富，甚至皇宫里也养上了牛，也算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色。

古时，水上交通主要靠船。船最初由竹筏演变而来，至少在商代，我国就已经利用船来进行水上运输了。不过最初的船只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独木舟，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造船的技术和船的规模也不断进步，不仅有使用桨橹的小船、利用风力的帆船，还有由车轮推动的车轮船。汉代的大船已具有装载五六百斛（五六万升）物品的能力，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所乘的大船长44丈，宽18丈，规模已相当可观。由于水路运输成本低廉、装载量大、节省人力，不仅用于内河航运，还可进行海上交通，所以在秦汉特别是隋唐以后，其重要性逐渐超过陆路，成为古人主要的交通方式和运输手段。

在古代，各种交通工具的利用以及规模、形制等方面是有一系列制度上的规定的，比如明代规定，在京三品以上者可以乘轿，四品以下不得乘轿，“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清代除杂职人员外，一般文官均可乘轿，但对轿夫与乘舆的装饰有不同的规定。武将一律骑马，只有年过七十，总兵以上官员经皇帝特许后才可以乘轿。庶民可以坐车，但对车身的式样也有规定。

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违礼逾制的现象常常存在。如在晚明的江南，不用说官员，就是监生、秀才乘轿也十分普遍。在小说《金瓶梅》中，那些来访的文官包括内相（太监），无论级别一般都乘轿，西门庆外出一般骑马，他家以及其他一些有钱人家的妇女无论有无职衔，基本一律乘轿，连妓女李桂姐等出门，也都乘舆而行。若出远门，则或骑马，或乘轿，比如西门庆曾赴东京陛见，“一路天寒坐轿，天暖乘马”。

在北方，平常的出行，若是较为富裕的人家，除了乘轿坐车外，也骑马、骡或驴。而在下等人家，若非特殊情况，基本是安步当车。而在南方，由于水网密布，船的重要性无可比拟。当时人们出行，特别是出远门，均是雇船而行，比如柳亚子的曾祖柳兆薰和他儿子于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初十日雇船户吴岳林，赴南京参加乡试，从吴江黎里到南京下关，一共走了8天。当时船行的速度，据长沙举人杨寿恩日记的记载，慢的时候每天40里，最快的日子则达到225里，一般都在10-100里之间。出行的费用似乎不算很贵，比如婺源的詹元相去南京赶考，使用了乘轿、包船和骑驴等多种交通手段，但以坐船为主，坐船共花银五钱六分，其他骑驴等的费用未加说明，大概数量不会大，单程的总花费大约为六七钱，也就是相当于六七十斤米的价钱。这对士人地主家庭来说，应该不算多。而对一般普通家庭来说，行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也应是无足轻重的。

2。坐卧——等闲平地起波澜

中国古人初始的生活起居状态是一种平面风格，席地而坐，择地而卧，身体受力重心不离“地面”，是以谓之“平面”起居方式。这种起居方式后来传给了日本、朝鲜，直至今日，在这几个国家依然保留着这样的方式，而在我国则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中国人从席地而坐到垂足坐椅，其过渡时间在五代至北宋时期。东汉以后，一些异域坐具如胡床、胡凳就曾伴随着佛教来到中国但这些东西在中国一直属于另类，未能融进中国的整体社会生活文化之中，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不大。直到后来椅子的舶来和普及，才真正改变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席地之风。中国最早的椅子应该来自西亚，唐代应该已经有了这种舶来品。但椅子最初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仅流行于宫廷和贵族的府上，对于平民老百姓而言，长期以来在地上生活惯了，实在没必要花钱在居室里增添这么一个多余物件。故唐代的室内仍以席为主，人们的主流坐姿仍然是席地而坐。而真正大规模使用椅子则是宋朝。

席地而坐不一定就是跪坐（正坐），还可以盘腿坐，古人称胡坐（即胡人的坐姿）。很长时间里，胡坐被华夏礼仪看作是失礼的表现，而跪坐才是华夏古人的标准坐姿。五胡乱华以后，北方为少数民族所统治，胡坐开始在中原流行。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文化包容力和兼容并蓄的时代，已不会像先秦汉魏那样强烈地排斥胡坐了，而是“胡汉”和睦，只不过跪坐（正坐）仍具有传统礼法的地位。那时的男士盘腿而坐不会被人诟病，但女子还不行。到了五代时期，胡坐就已经相当普遍了，虽仍旧是席地而坐，但已为日后在椅子上生活做好了过渡性准备，因为盘腿坐可以看作是居于跪坐和坐椅之间的“折中”形式。

古人坐姿主要有两类，跽与踞。根据场合环境不同，坐姿也不一样。但最普及最正式的姿势就是跽——跪坐。跪坐又分三种变化，一种是两膝并紧着席，臀部落在脚跟处。这是一种放松姿态，大部分时间古人都会保持这个姿势。朱熹称这个姿势为“坐”。平日在席上跪坐，身体要稍微向后一些，以示谦恭。吃饭时，食几在席前一尺，身体要尽量前坐，避免饭菜撒落在席上。入席就座，要掀起下裳前摆。下跪时，左足向右一小步，先跪左腿；右足向后，再跪右腿；然后放下衣摆。起立时，先起右腿，再起左腿。次序分别是左足先跪后起，右足后跪先起。这种下跪顺序还有一个原因，士人皆佩剑，且佩在身体左侧。秦汉以前是青铜剑，剑身短，可以随身佩戴而不必解下。秦汉时剑身加长，入席后要解下置于左侧。左足先跪、右足先起，身体左侧始终留有空间，便于在紧急时刻拔剑自卫。

另一种姿势是两膝保持不变，臀部离开脚跟，上身挺直。这个姿势叫跽长跪。它既表示敬重，也利于防卫。《礼记·曲记》疏中说：“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战国策·范雎说秦王》曰：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这里的“跽”表示的是敬重。鸿门宴中，刘邦的骖乘，即车右樊哙冲散卫兵破门而入时，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这里的“跽”则是为了防卫。

第三种是半跪半蹲的姿势，右膝跪地，左足蹲。或拱手，或左手置膝，右手下垂。这是古代的一种军礼，《礼记·曲礼》：“介者不拜，为其拜而蓌拜。”介者，穿甲胄的军人。军人披挂在身，跪下磕头行拜礼是件艰难的事情，因此要采用这种姿势行礼。司马穰苴兵法中说“国容不入军”，孙膑所言“君令不入军门”，指的都是军营中自有规矩，朝堂之上的礼法在军队中不起作用，甚至君王的命令也不起作用。

这种半蹲半跪的姿势还便于兵阵中的弩兵发弩，秦代兵马俑中的弩兵就采取这样的姿势。他们屈左膝，跪右膝，左手持弩臂，右手握扳机。另外，金代与清代实行全民皆兵，其礼仪中的打千礼也是古代军礼的演变。打千礼的流程是:弹一下箭袖，左膝前屈，右腿微弯，左手放在左膝上，右手下垂，口中问安。

跪坐（正坐）的姿势很优雅，是最能体现中国文明端庄、肃穆、宁静、谦恭等礼仪风范的坐姿。跪坐是一种身心锻炼，可以有效地提炼人的礼仪气质。坐于地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亲近，而跪坐则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这正是华夏文明的原道精神。在很长的岁月里，中国人就是以这种刚直、恭敬、典雅的姿态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因为他们知道:当你的身体愿意矮一节表达对天地的恭敬时，你的灵魂就能得以在天空腾飞。

3。惜时惜阴——一寸光阴一寸金

在坐卧行走中，古人拓宽的不仅仅是对空间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对时间的领悟。古人很早便对时间的概念有了感叹，空间可以通过行走而缩短，而时间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但时光的流逝却能够从人事的沧桑变化中捕捉得到。从出生的地方出行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动辄数周甚至数月，在这种时间的冗长消耗中，古人开始领悟到珍惜时光的重要。早在战国时代，庄子就在《知北游》里借老聃回答孔子的问话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曹操在《短歌行》里叹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李白在《将进酒》里着急地喊道：“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苏轼在《赤壁赋》里也借客人的话说：“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在古代，人们的平均寿命都不是很长。古人对昨日、今日、明日的感慨实际上是对个人寿命短暂的一种敬畏。时间，真的是一种既让人无奈又让人憧憬的东西。明代文嘉的一首《明日歌》道出了多少人对蹉跎岁月的内心感叹。

明日歌

文嘉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皆被明日累，明日无穷老将至。

晨昏滚滚水流东，今古悠悠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既然光阴是如此的短暂，那么为什么不珍惜时间，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多做一些努力呢？古人也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于是有了阡陌交通，有了丝绸之路的诞生，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很多古代名人之所以能够一朝成名天下知，多数都是和他们珍惜时光，潜心刻苦分不开的。晋朝陶渊明曾说：“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古人这些优秀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品格直至现世都有它们积极的意义。古书《淮南子》有云：“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唐末王贞白的《白鹿洞》诗中更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妙喻。据说，《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的枕头是用圆木做的，他读书困倦时就席地枕着圆木睡觉，只要一翻身，枕木就会滚走，人就会惊醒，他用这种方法来强制自己挤出时间刻苦读书。

车胤生于晋朝，本是富家子弟，后来家道中落，变得一贫如洗。可是，他在逆境中却能自强不息。车胤年轻时就很懂事，也能吃苦耐劳。他因为白天要帮家人干活，就想利用漫漫长夜多读些书，好好充实自己；然而，他的家境清贫，根本没有闲钱买油点灯，有什么办法可以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呢？最初，他只得在夜间背诵书本内容，直到一个夏天的晚上，他看见几只萤火虫在飞舞，点点萤光在黑夜中闪动，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法子：他捉来许多萤火虫，把它们放在一个用白夏布缝制的小袋子里，因为白夏布很薄，可以透出萤火虫的光，把这个布袋子吊起来，就成了一盏“照明灯”。车胤不断苦读，终于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深得人心的官员。

元朝著名画家、学者、诗人和篆刻家王冕，出身贫寒，家中无力供他上学，他只得到一个姓秦的人家放牛。王冕时刻想着读书学习，每次出去放牛，都把书本带在身上。有时骑在牛背上读书；有时牛在吃草，他就坐在树下看书。每晚还借佛殿的长明灯夜读。就是靠着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他自学了很多知识，终成一代画家。

唐代颜真卿云：“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这便是古人发愤图强的真实写照。花落花开，潮起潮落，时间永远不能够被任何东西所替代。从古至今，生命即将流逝才幡然醒悟时间宝贵的大有人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之于今人，亦如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