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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酒肆茶寮(第2页)

黄花满地照眼丽,红裙女儿前艳歌。

东京酒楼的格局,据《东京梦华录》记载,面朝大街的门口都扎“彩楼欢门”,欢门就是大门楼,用各种彩色饰物装点门面。走进门楼则是院落或主廊,底层是散座,称作“门床马道”,档次不高。有身价的都往楼上招呼,楼上天井两廊都是当时称为“小阁子”的包厢。一到晚上,“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不过,据《都城纪胜》说:“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买欢,则多往其居。”

东京一般酒楼仅上下两层,唯独樊楼在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改建为东西南北中五座三层的主楼,《水浒传》中宋江喝酒时应该还是改建前的老楼。新樊楼各楼之间用飞桥栏杆,明暗相通,朱额绣帘,灯烛晃耀。改建完工重新开张的头几天里,最先光顾者赏以金旗,以招徕宾客。每到元宵灯节,樊楼顶上每一道瓦楞间各放莲灯一盏,把樊楼点缀得分外靓丽妩媚。后来,禁止酒客登临西楼眺望,这是出于对皇帝安全保卫的考虑,因为从西楼俯瞰下去就是大内。樊楼位置十分优越,西楼借景于大内,北楼则可以凭眺艮岳,附近还有州桥夜市和汴河。此即时人王安中在诗中所吟咏的:“日边高拥瑞云深,万井喧阗正下临。金碧楼台虽禁篽,烟霞岩洞却山林。”樊楼原就是京城酒楼老大,“饮徒常千余人”,改造以后,不仅其本身生意兴隆,也带动了周围店肆的人气,连樊楼旁的小茶肆的茶都卖出了好价钱。

由于闻名遐迩,京城第一,樊楼成为达官贵族和富商阔佬摆谱的地方。《齐东野语》记载了一则樊楼逞富的真实故事。说一个叫沈偕的吴兴阔少,狎游京师,追求一个声价“甲于都下”的名妓。有一天,带她上樊楼,对楼上千余酒客说:你们都“极量尽欢”,最后我来埋单,“至夜,尽为还所值而去”。

当然,酒阁赋词、粉壁题诗之类的雅事,在樊楼也发生了不少。政和进士黄彦辅酒酣樊楼,赋《望江南》词10首,歌咏樊楼之月,引人聚观,称其为“谪仙堕世”,词名大振。诗人刘子翬少年时代也曾亲历过樊楼盛况,他有《汴京纪事》诗记樊楼云: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大概到南宋后期,樊楼就成了酒楼的代名词。宋元之际,姚云文有词云“疏狂追少日,杜曲樊楼,拼把黄金买春恨”,黄溍也有“春风樊楼醉,一笑百斛珠”的诗句。这里的樊楼,明显是指一般的酒楼,而且还带有一点儿青楼烟花味。

3。茶寮——常过茶邸租船出

茶馆最早的雏形是茶摊,中国最早的茶摊出现于晋代,据《广陵耆老传》中记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日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也就是说,当时已有人将茶水作为商品到集市进行买卖了。不过这还属于流动摊贩,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为人解渴而已。还不能称为“茶馆”。

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出现了茶馆的雏形。唐玄宗天宝末年进士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种在乡镇、集市、道边“煎茶卖之”的“店铺”,当是茶馆的雏形。《旧唐书·王涯传》记:“太和九年五月涯等仓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则说明在唐文宗太和年间已有正式的茶馆。大唐中期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加之陆羽《茶经》的问世,使得“天下益知饮茶矣”,因而茶馆不仅在产茶的江南地区迅速普及,也流传到了北方城市。此时,茶馆除予人解渴外,还兼有予人休息,供人进食的功能。

宋代是中国茶馆的兴盛时期。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繁盛的市井景象,再现了万商云集、百业兴旺的情形,其中亦有很多的茶馆。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则更让人感受到当时茶肆的兴盛:“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归曹门街,北山于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宋时茶馆具有很多特殊的功能,如供人们喝茶聊天、品尝小吃、谈生意、做买卖,进行各种演艺活动、行业聚会等。如《都城纪胜》中记载:“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值得一提的是,当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定都临安(今杭州)后,统治阶级骄奢、享乐、安逸的生活使杭州这个产茶地的茶馆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当时的杭州不仅“处处有茶坊”,且“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

明代由于士人崇尚自然之风的影响,加上明太祖朱元璋又诏饬“龙凤团茶”作贡茶等缘故,人们从饮用团饼茶逐渐过渡到饮用散茶;茶馆饮茶方式由唐代的煎茶,宋代的点茶转变到明代的散茶直接沏泡。茶具也从碗、盏、提瓶等过渡到杯、壶的应用。而明代的茶馆,受时局的影响,特别讲究茶室的幽静,如文震亨《长物志》云:“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这种茶室的功能是雅士清谈,修身养性,显然并不作为“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的经营性茶馆,而宜文人雅士接待友人、宾客之用。到明末清初之时,品茗之风更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市民阶层不断扩大,民丰物富造成了市民们对各种娱乐生活的需求,而作为一种集休闲、饮食、娱乐、交易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大众活动场所,茶馆成了人们的首选,因此,茶馆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式愈益多样,茶馆功能也愈加丰富。

1)茶馆环境

中国古代一些茶馆为满足顾客对室内环境审美之需,极为注意对室内的布置。这些布置包括桌椅器皿、妇人装扮、花草盆景、名人字画、灯火等方面。如宋代王明清《摭青杂说》记载:“京师樊楼畔有一小茶肆,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故买卖茶极盛。”宋代庄绰《鸡肋编》载:“尝泊舟严州城下,有茶肆妇人少艾,鲜衣靓妆,银钗簮花,其门户金漆雅洁。”这便是最普通的小茶馆的布置了。即使是在偏僻街巷的一些小茶馆往往也注意对环境之美化,很多都插着时鲜花朵。如明代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牛浦郎牵连多讼事,鲍文卿整理旧生涯》:“这南京……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可见当时人们对环境美的追求是多么地执着,哪怕是小处也不会放过。

为吸引顾客,中国古代一些茶馆还注重将茶馆与园林相结合,以适应顾客品茗观景的审美心理需求,成为茶馆独特的外部环境。用来开茶馆的园林有的是茶馆主人出资亲自建造的,也有的是购买故家大宅废园再建茶馆。因为有利可图,有的大户人家直接将自己经营的园林改为茶馆以牟利,甚至有在园林之中为方便游客欣赏美景和玩乐之需而建的临时性茶馆。

茶馆往往建于园林中的临山傍水、风光旖旎之处,以满足某些顾客对自然风光欣赏之需。这些茶馆里的茶客往往凭窗而坐,远眺则山水风光尽收眼底;近观则佳木扶疏、鸟语花香。

在中国古代,一些文人墨客前往茶馆并非只为了解渴饱腹之需,也常抱着欣赏山水风光的目的。如宋代林逋《黄家庄》:“黄家庄畔一维舟,总是沿流好宿头。野兴几多寻竹径,风情些小上茶楼。遥村雨暗鸣寒犊,浅溆沙平下晚鸥。更有锦帆荒**事,茫茫随分起诗愁。”得一份惬意的山水风光,自是文人们心中最舒畅的事情。有些茶馆还提供江湖之上的水上租船服务。这些船只实际成为了水上移动的茶馆。南宋刘克庄《戏孙季蕃》诗曰:“常过茶邸租船出,或在禅林借枕欹。”这些供游人租借的船只的船舱中间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摆着宜兴沙壶,极细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烹的是上好的雨水毛尖茶。这样精细的茶具和好茶,非古代繁华的大城市难以做到。如杭州、扬州、苏州、北京等地就有大量建于山水之旁的茶馆,一时间,在湖光山色之间品茗抒怀,成为当时茶馆的一大风俗。

2)茶馆里的艺术

古代的茶馆是很多民间艺术的聚集之地。中国古代很多茶馆聘请艺人做音乐表演,某些艺人艺术水平还达到了极高程度。这些茶馆虽以茶为名,但实际上已成了歌馆。当然也有水平一般的艺人在茶馆中的表演,有时几乎形同乞讨。如在明代冯梦龙的小说《喻世明言》第十一卷《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描述赵旭落难困窘时,店小二就对赵旭建议道:“秀才,你今如此穷窘,何不去街市上茶坊酒店中吹笛,觅讨些钱物,也可度日。”这种音乐的表演很多都是与管弦丝竹分不开的,慢慢地带动了戏曲在茶馆中落地生根。

中国古代戏曲与茶馆有密切的关系,甚至连戏园都是由茶馆直接演变而来。从清代起,不少茶馆为吸引茶客,开始在茶馆内设专门的戏台供演出之用。戏剧节目往往取代饮茶,成为茶客到茶馆的主要精神享受,茶反倒是一种点缀或装饰了。于是,有的茶馆就逐渐被称为茶园了,再后来又出现了戏园,最后成了专门演出戏剧节目的戏馆子了。

除此之外,茶馆也是评书表演的重要场所。在宋代,茶客去茶馆中欣赏评书就已很流行。如《梦粱录》中记载南宋临安“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该茶馆是因常讲评书“西山一窟鬼”而得名。

唯一成为茶馆独有的标志流传至今的便是茶艺。元代李德载有散曲《阳春曲·赠茶肆》,对当时茶馆精湛的茶艺表演有精彩的描绘:“黄金碾畔香尘细,碧玉瓯中白雪飞。扫醒破闷和脾胃。风韵美,唤醒睡希夷”,“金樽满劝羊羔酒,不似灵芽泛玉瓯。声明喧满岳阳楼。夸妙手,博士更风流”。如此优雅的景象,使人很难不被吸引,从而走进茶馆。

中国古代有些茶馆的茶艺表演十分讲究水、茶、器,甚至一天只能接待茶客数人。至今,我国保有古老茶艺的传统,在南方杭州、四川等地环境幽静的茶艺馆中,我们仍然能欣赏到纤纤妙手表演的茶艺,隔空千年,去追寻当时古人的那道空灵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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