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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休养生息策略

唐太宗继位之初，面对百端待举、百废待兴的局面，为了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他十分注意吸纳贤能之士的建议，曾在朝堂上主持过一次关于自古以来历朝皇帝理政得失的讨论，向群臣询问使国家大治之策。

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重重困难，魏征满怀信心地说：“动乱之后，人心思安，易于教化。如果要天下大治，必须加强教化。上下同心，见贤思齐，有几个月的时间社会风气就会好转，用三年的时间，社会经济就能恢复和发展起来。”

封德彝认为不可，他引证历史，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后，秦朝专用法律来治理，汉朝杂用霸道来治理，他们不是不想教化，但却都没有达到教化天下的目的，可见实现教化的目的是十分艰难的事情，甚至是在当今社会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他还厉声指责说：“魏征只是一介书生，不识时务，如果听信他的胡言乱语，会导致国家的危亡。”

魏征毫不客气地反驳说：“人处在困难危急之中，最怕死亡，于是就考虑产生变化的办法。自隋以来，人们饱尝丧乱之苦，生活在危难之中，人人都希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静则安，动则乱，这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因此百姓可以教化，国家可以治理，关键在于执政者有没有能力和信心。”

魏征还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策略，那就是“抚民以静”。魏征指出，所谓的静，就是休养生息，减轻百姓的负担，等大乱给他们造成的损害渐渐消失，给他们足够的恢复生产的时间，才能进一步谋求发展。这正是安定局势、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

唐太宗十分赞同魏征的观点，对群臣说：“我刚刚即位，治国理民，务在安静。如今，国家未安，百姓未富，应当以静安抚，我日夜思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清静，使天下无事。”

唐太宗目睹了隋朝末年隋炀帝虐待百姓，大肆营造土木工程，又穷兵黩武，最终导致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爆发，身死国亡，因此把对保证百姓的存活空间看得十分重要。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这在历代君王中都是十分有远见的。

唐太宗同时又认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取决于百姓能否生存，而反过来，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能否克己寡欲。他有一句名言：国君有道，那么百姓自然会推举他为人主；国君无道，那么百姓就会抛弃他而不服从。也就是说，君主能否长久保有天下，是受到百姓的制约的。他把国治、民存和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这更加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国必先养民，是先秦哲人孟子的主张。从以下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对这种民贵君轻理论的理解与认同。

唐太宗指出：“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如果剥削百姓以侍奉君主，就好像割掉人身上的肉来充饥一样，这样虽然肚子填饱了，但身体死亡了，君主富裕而百姓贫苦国家也必然会灭亡。”这就形象地表现了民为邦本、治国必先安民的远见卓识。

贞观二年，唐太宗在慰劳刺史陈君宾时就曾对他说：“我最近常常是在正午过去很久了，还不记得吃饭，天还未亮时就起床穿衣，我每天这样夜以继日地思索，全是为了能够找到让百姓静养以恢复发展生产的良策啊！”

唐太宗时常告诫百官，做事情要重视顺应民心，他对侍臣们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兴建工程，必须要顺应民心。大禹开凿九山，疏通九江，耗费人力非常巨大，却没有人痛恨埋怨，就是因为民心希望他这样做，他实现了百姓的心愿。而秦始皇营造宫室，却常常遭到人们的指责批评，这是他只为了满足私欲，不跟民心一致的缘故。我最近想造一座宫殿，材料已经准备齐全，但是想到秦始皇的事情，就决定不兴建了。”

贞观四年，唐太宗又对侍臣说：“建造修饰宫殿屋宇，流连欣赏亭阁池台，这是帝王所希望的，却不是百姓所希望的。帝王所希望的是骄奢**逸，百姓所不希望的是劳累疲敝。孔子说，有一句可以行之终身的话，就是要实行仁恕之道啊！自己所不情愿做的事，不要施加给别人。劳累疲敝的事，不能施加给百姓。我坐上帝王的尊位，享有天下，处理事情都要设身处地，真正节制自己的欲望，不做百姓不希望做的事情，这样一定能够顺应民情。”

唐太宗还通过形象的比喻论述了对天下百姓实行仁义的重要性。他说：“树林茂密的地方，鸟就容易栖息；水面宽阔的地方，鱼就容易游动；仁义积聚了，百姓自然会归顺。人们都知道畏惧、躲避灾害，却往往不知道实行仁义灾害就不会发生。仁义之道，应当记在心里，并且使它继续发展下去，如果有片刻的松懈怠慢，距离仁义就远了。好比用饮食来供养身体，常常能使肚子吃饱，才能够保存生命。”

王珪叩头感慨：“陛下知道这些道理，天下百姓真是太幸运了！”

唐太宗还告诫官员要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他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发生大旱，百姓饥饿困乏。当时国家的粮仓堆得满满的，但是却不允许开仓救济百姓，反而让百姓逃荒自己去寻找粮食。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爱惜仓库到这种地步。等到隋文帝晚年，国家储积的粮食，可以供给全国食用五六十年。隋炀帝就倚仗这样的富裕，尽情享受豪华奢侈，荒**无道，结果导致灭亡。所以，隋朝最终丧失了国家，父子一样都有责任。凡是治理国家的，务必积蓄于民，而不在于装满朝廷的仓库。”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中，真正高举民为邦本的旗帜，并努力付诸实践的要数贞观时代。在制定政策、制度的时候，能够考虑到百姓的利益。唐太宗本着民为邦本、抚民以静的原则，作出了“大治”天下的决策，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而且毫不迟疑地将之付诸实施，让这些思想策略落到实处。

李世民非常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重视农业生产，主张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不夺农时。他采取了均田、垦荒、兴修水利、奖励人口生育等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初农业的快速发展。均田制始于北魏，历北齐、隋而至唐。经历了隋末的大乱，全国州县经济萧条，人口稀少，大量空荒的土地等待开垦，而这成为唐初实行均田制的前提。唐初，为了使流亡无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

武德七年，唐政府颁布均田令。均田令规定：凡年满十八岁的男丁授田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交还国家；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残疾者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工商业者减丁男之半，一般妇女和奴婢不授田。有爵位的亲王、贵族和公侯可依照品级，依次授田一百顷至二百顷的永业田，各级官府和官员还有数量不等的公廨田和职分田。限制土地买卖，只有在身死家贫无以供葬时，可卖永业田，从地少人多的地区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可卖住宅及口分田。

唐代均田制，大体承袭前代而又有所不同，唐代取消了奴婢占田，说明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奴婢在生产中已不占重要地位，同时也说明唐政府有意限制豪强势力的发展。

唐代均田制虽然限制土地买卖，但买卖限制仍比从前放宽了，从而为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开了方便之门。贵族、官僚享有占田特权，这说明均田制并不是平均分配土地，它实际上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保证封建赋税的收入。

唐太宗时期，继续推行均田制，由于政治安定、吏治清明，均田制在实行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差错。均田制的推行，满足了农民的部分土地要求，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遭到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同时，均田制的实施，有利于农民摆脱为国家服役，增加了财政收入，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唐太宗鼓励农民迁居到荒地较多的地区，即所谓“宽乡”，以方便给足田亩。贞观元年，关内遇到旱灾，粮食歉收，唐太宗就组织饥民到关外寻找生存的途径。

贞观二年，唐太宗又号召地方官员动员当地百姓迁居，下诏说：“如果为官者能够按照朝廷的指示，鼓励当地百姓迁居到宽乡，安置他们各得其所，那么官人的考功成绩可以得到一定的奖赏。”

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下令，向荒远地区百姓授田，二十一岁以上的丁男每人授田三十亩。把官员对百姓的安置与自身的考课结合起来，大大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有利于政策的推行。这样一来，大量百姓迁居到荒凉待垦的地区，迁居的百姓中有灾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农，他们开发了大片的荒地。

此外，唐太宗还进一步从政策、法律上鼓励百姓开垦荒地。贞观十一年，新颁布的《唐律》规定，住在宽乡的百姓，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按照人口数授予一定的田地后，这一地区的田地仍有剩余，则可以额外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开垦收获。《唐律》同时规定，如果百姓原来居住在荒地不多的狭乡，但愿意迁居到荒地较多的宽乡，那么可以得到减免租税的优待。律文甚至细致地规定了这种优待的享受规格，即离开原来居住地千里以外的，可以免除三年租税；五百里以外的，可以免除两年租税；三百里以外的，可以免除一年的租税。

为了保证政策的切实执行，律文还对督促此项制度的官员实行了监督规定，如果官员不按赋役令执行，则要受到两年徒刑的严厉惩罚。这些措施清楚地反映出唐初统治者鼓励农民移居宽乡垦荒的意愿。

唐初的赋役制度称为租庸调制。凡是授田农民，每丁每年要向政府纳粟二石，叫作“租”；每丁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不产丝绵的地方可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叫作“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如不亲自服役，每天可折交绢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如果加役十五天，可免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可以全免。和隋朝相比，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唐太宗即位后基本上未对租庸调制进行大的调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有意减轻负担。

贞观二年，山东大旱，下诏免当年赋租。贞观四年，免陇、岐二州租赋一年。贞观十一年，免洛州租调一年。贞观十二年，免朝邑当年租赋。贞观十三年，免三原县租赋一年。贞观十四年，免第安县延康里当年租赋。贞观十五年，免洛州租一年。此后，也有不同程度的租赋减免。

发展农业生产，时节十分关键，人误田一时，田误人一年。贞观年间，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统治者征发徭役比较注意不违农时。唐太宗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中说：“自从我登基以来，不曾准许一个百姓遭到过分的役使，这就是为了能让百姓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从而能够恢复精力啊！”

另外，当政府活动与农时相冲突时，唐太宗也能做到不违农时。贞观五年，皇太子将要行冠礼，礼部官员援引阴阳家的占卜，提出举行礼仪的时间应该在二月。但二月份正是春耕的忙碌季节，两件事发生了矛盾。皇太子的冠礼是国家的大事，但唐太宗宁愿放弃太子的礼仪而尊重农时，阴阳家和很多大臣前来劝阻，太宗坚持不肯在春耕的季节为太子举办礼仪，而坚决把礼仪推迟到秋后农闲的十月举行。

朝廷官员到州县检查农业生产时，太宗要求他们亲自到田间地头，不要让地方送往迎来，以免耽误农时。他常说：“迎送往来，多废农业。如此劝农，不如不去。”

太宗喜欢打猎，但是为了不妨碍农时，也尽量将狩猎的时间安排在农闲时间进行。根据史书的记载，贞观年间太宗大约有过七次田猎，而时间都是选在当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太宗皇帝反对滥用民力、劳役无时，有人主张修建豪华的宫殿，太宗对群臣们说：“崇尚豪华，装饰台阁，是帝王的需要，不是百姓的需要。劳民伤财的事，千万不能施加给百姓。”

太宗之所以不滥征民力，是因为唐初统治者目睹了隋亡的全过程，认识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船和水的关系，他经常对臣下说：“君主，好比是舟；百姓，好比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君主有道，人民推而为主；君主无道，人民会弃而不用。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魏征趁机说：“自古以来，亡国之君都是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统一了全国，四海升平，上下一心，却不陶醉于成功之中，处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励精图治，国家自然能长治久安。您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千年古训，陛下能认识到这个道理，这是国家和人民的福气啊。”

太宗又对近臣说：“为君之道，首先是关心百姓。如损害百姓的利益供自己享乐，就好比是割股啖腹，腹饱身死。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没听说有身下影斜的事。玩乐声色，既浪费钱财，又损扰百姓，百姓怨仇，就会离叛。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自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贞观年间基本上做到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为了限制劳役百姓，唐太宗也运用了法律手段。《唐律》规定：兴建城郭、堤防等其他土木工程，都要按照《营缮令》，计算人工的多少，申报到尚书省，尚书省予以批准后才能够动工。如果不上报，或者上报了不等到批准就动工，那么要计算所役使的人力，按照比坐赃罪，也就是贪污的罪名减轻一等的量刑标准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