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26计 养成沉着冷静的气度（第2页）

长征前，党中央开了个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失去了指挥权，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兼任，毛泽东仍旧做他的苏维埃主席。

所以说，红军向哪里走、怎么走，毛泽东没有“发言权”。倒是周恩来常常向毛泽东请教，但德国顾问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常常否决毛泽东的建议，因为是二比一，周恩来又不能举双手、投两票。

面对那两个瞎指挥的“领导人”，看着红军一天天走向绝路，毛泽东心忧如焚，又气又急，他病倒了，躺在担架上，让别人抬着走。他不是装病，是真的病了，操劳那么多，心情又不好，不病才怪呢！何况，他也确实需要休息。

病，并不算什么，最令人悲痛的莫过于失去指挥权。想当初，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几万红军把老蒋几十万军队打得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这种气势是何等阔大、雄壮，如今顿然失去，其间的落差是巨大的。

毛泽东忍受了这种落差所带给他的痛苦他强压自己的不平之气，开始沉着行动。他躺在担架上，做起了别人的工作。毛泽东不是束手待毙的人，他无法与当时的领导人正面抗衡，就开始做“地下工作”。他说服了也是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总政治部主任）和另外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洛甫（张闻天），获得支持，同意取道贵州，再转川藏北上。

这样，红军在攻克遵义之后，中央在那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进入了政治局常委，成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我们都知道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别的不说，当时红军只是一味要去跟二、六军团会师，不管前面有多少敌人等着。毛泽东就灵活多了，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光赤水就渡了四次，他指挥的战役到现在依然令人津津乐道。

毛泽东是靠自己的天才韬略与远见卓识，赢得命运的转变。他承受了极大的失落，却没有沮丧下去，他总是在不断地进取，从来没有放弃一线希望，即使当时博古、凯串说他在搞“宗派主义”。他争取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是他的观察和不懈努力的结果。假如毛泽东只是在那儿生闷气，破罐子破摔，而不去冷静思索、沉着应对。历史是否会垂青于他，则是大可怀疑的。

后来解决另一个难题，毛泽东就从容得多了。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在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无线电联系，王明不能遥控指挥，红军占领了遵义，提供了十多天的休整时间，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已经暴露，广大指战员迫切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主观条件已经成熟，客观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反对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有一次，吴黎平（《反杜林论》的译者）问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要。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此，我（毛泽东）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已经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能暂时忍耐，只能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伍修权对此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指反王明路线错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

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要等到“水到渠成”的遵义会议上来进行，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维护全党的团结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二是使其错误有一个暴露过程，以便广大干部的觉醒。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是毛泽东在适当时机下运用谋略的成功。明代哲学家吕坤说，人的天性资质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深沉、忠厚、庄重的人；第二等是豪爽、利落、有气魄的人；第三等是聪明伶俐、能言善辩的人。

天资聪颖、能言善辩，这确实是一种人才。但是这一类的人大多喜欢在世人面前炫耀自己，流于世俗的纷争，而且由于这类人大多争强好胜，在争辩中一有失误，容易招来别人的怨恨、嘲笑，结果事后悔恨已迟，所以这类人只能被列为第三等人。生性豪爽，办事有魄力、有效率的人，是容易被世人重视，并在事业上有一定的成就，但这类人在为人处世方面不能够沉着细致，常常在紧要关头由于急躁或激动而将事情办糟，因而被列为第二等人。在吕坤的心目中，只有涵养深，忠厚，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沉着冷静的人，才能成就大业，担当重任，因此就被列为第一等人物。

你选择成为哪种呢？

不要降低自己的期望，做个第一等人。

从容自若，随机应变

在我们党内，有许多领导人都具有临危不惧、应对从容的大气。刘少奇和叶剑英就是其中的两位。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9000余人奉令北移途中，于皖区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上官云相、顾祝同所率80000余人的伏击，皖南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叶挺军长被扣，项英政委被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面临着巨大困难，蒋介石狂嚣取消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内部一时群龙无首，情绪十分低落。

怎样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带领新四军走出困境呢?这是在华中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日思夜虑的问题。对此，刘少奇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策略和斗争技巧，他一面向党中央汇报皖南新四军被围歼的情况，提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一面根据中央部署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

同时，党中央的所有领导成员也都愤恨难以自抑，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未能冷静思索。得悉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4日，毛泽东怀着难以抑制的悲痛，愤然发出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马上准备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

刘少奇收到电报后，客观地分析了华中和全国的形势，一面教育华中党员和军队干部“沉着、坚定、勇敢”，“遵守党的纪律，等候中央命令”，不要提“打倒顽固派”的口号，一面向党中央提出对付敌人的政策措施。

1月15日，刘少奇连夜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一、全国局面，国民党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因此，我党不宜借皖南事变与国民党分裂；二、我党在华中兵力不是，在敌伪匪骚扰下，要彻底消灭韩德勤顽固派甚为困难，我党部队需要修整，根据地需要巩固。因此，如我党对顽固派实行全国军事反攻，对我党不利，且有极大的危险。他建议主要从政治上进行反攻，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大反攻为妥。刘少奇还提出了政治上反击顽固派的具体措施。

客观地讲，刘少奇这一谋略比毛泽东的指示要高出一筹，且很明智。皖南事变新四军牺牲8000人，党中央心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仅仅激于义愤，便不顾客观环境的许可，盲目地进行全面大反攻，无异于以卵击石，是丧失理智的行为。当时刘少奇身处华中地区，长期在斗争第一线，对敌我力量对比的感受比后方的同志更强些，所以主张更客观、行事更理智。当然，这里面刘少奇把握了与毛泽东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使得谋略“出奇制胜”。

叶剑英元帅则是另一种风格，就是不动声色。

“文革”时期，叶剑英自然也受到了冲击。但由于周总理的极力保护，特别是由于毛泽东本人的关照，叶剑英总算平安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

毛泽东逝世的那天夜里，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一个一个经过他的身边，作最后告别。当叶剑英经过的时候，据说毛泽东的嘴唇蠕动了几下，手轻轻动了动，但毛泽东那时已不能开口说话，他所有的动作都是那么轻微，以至于叶剑英没有看见。

叶剑英正准备出去，工作人员找到他，说主席有话对他说。毛泽东不能说话，工作人员却能读懂他的“语言”，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动作。

叶剑英回转身去。毛泽东眼睛望着他，嘴唇仍旧是蠕动着，却还是没有发出声音来。叶剑英看着他，毛泽东望着叶剑英，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话。后来，叶剑英才捉摸出，毛泽东的眼光是一种信任与期待。

叶剑英经常住在西山。很早以前，他就“靠边站”了，不是他不想管事，而是有人总不想让他管事。叶剑英倒也乐个清闲，在西山空气总还清新，散步有利健康。

叶剑英也看看报，看看文件。却一点儿也不露声色，他的眼睛还是雪亮的。虽然有七十多岁了，他的耳朵也还好使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