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兵领到工食银两,俱要撙节用度,谨慎收放,如有奢侈用尽,及被人偷盗,纵来诉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责治。
一,各该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满,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拿来,用一百斤大枷枷号教场门首三个月,满日,綑打一百,仍依律问发边远充军。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军门一应便宜,及利所当兴,害所当革者,许赴军门及该道直白条陈,不许诸人阻当。
王阳明的“十家牌法”,主要是为了防止民众跟山贼交通。他说:“访得所属军民之家,多有规图小利,寄住来历不明之人,同为狡伪欺窃之事;甚者私通畲贼,而与之传递消息;窝藏奸宄,而为之盘据夤缘”。而“十家牌法”的内容是:
“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备写门户籍贯,及人丁多寡之数,有无寄住暂宿之人,揭于各家门首,以凭官府查考。仍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姓名,背写本院告谕,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踪迹可疑之事,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纵恶,而奸伪无所潜形。”
所谓“十家牌”,跟办身份证差不多。当时的户籍登记制度不健全,民众流动性很大,各人的身份很难弄清。进行身份登记后,“山贼”伪装为民众活动就那么方便了。十家连坐取自古代的连坐法,本是屡被废除的酷法,王阳明借用之,或取“乱世用重典”之意。好在他前面用了“仁道”做药引,大大减弱了连坐的酷烈,否则是行不通的。可见王阳明真正是个懂得用法的人,非常清楚法的利与弊。
据说日本人研习王学的人很多,“心学”在日本的流传反比在中国为广。后来,日本侵华,很多方法跟王阳明相似,例如办“良民证”,用连坐法威逼百姓,兴办学校而散布军国主义,还假仁假义,见了老人鞠躬,见了小孩发糖果,诸如此类。但是,侵略者本无“道”可言,王学用得再好,也只是一件外衣而无实体,没有用的。
不战屈人之兵
阳明语录
用兵之法,伐谋为先;处夷之道,攻心为上。《绥柔流贼》
今文翻译
用兵的方法,以谋略为先;处置“夷民”的正道,以攻心为上。
王阳明不是好战之人,况且他深知“自古好战必亡”的道理,只要好战,败会亡,胜也会亡。因为打仗不仅是两军交锋,所有人都会被拉下水,出钱出力出血,时间长了,再强大都会被拖垮。何况王阳明带兵时,国家的经济和军力都谈不上有多强大,他手中可供支配的战争资源非常有限,所以他多用谋略,尽量少用兵,少花时间;他尤其喜欢不战屈人,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王阳明进攻“山贼”之前,必晓谕“贼众”,“但能悔恶来归,仍与安插。或能擒斩同伙归投者,准其赎罪,仍与给赏”。对投降“贼众”,发给“新民牌”,以示赦免前罪,准许重新做人。多数“山贼”只是为生活所迫,被迫入伙,并无跟官军决死到底的决心,因此,投降者很多,或变成平民,或加入官军,参与作战。
对不愿投降者,王阳明以谋略为先,仍行攻心之策,进行最后争取。
当王阳明率军攻打横水的谢志珊时,可谓遇到了劲敌。谢志珊为人颇有政治野心,自封“征南王”,亦有几分政治头脑,跟悍匪陈曰能、蓝天凤等结为战略伙伴,又派人跟广东的高仲仁谈判,商议共同对抗王阳明。谢志珊还开发出了久已失传的吕公战车,布置于各个关口,抵御官军。
王阳明知道,攻打谢志珊甚难,必须谋略与攻心兼施。而他手下的将领们都认为,攻打企图凭险顽抗的谢志珊,难度太大,不如先打桶冈的蓝天凤,去其羽翼。王阳明认为,其他山寨以谢志珊马首是瞻,若攻桶冈,其他山寨必救,腹背受敌,势必不利。一旦拿下横水,可收擒贼擒王之效。况且官军已经放出了准备攻打桶冈的风声,湖广巡抚也领衔上奏了朝廷,谢志珊必然深信不疑,放松警惕。此时寻机突进,可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效。
经过周密的部署,在一个雾气朦胧的早晨,官军突然向横水的谢志珊发起了佯攻。谢志珊凭借地形之利,顽强抵抗。突然,远近山谷炮声雷动,烟雾之中,只见山上山下尽是官军旗号,四下里有人大喊:“我等已打下贼巢!”在前面抵抗的贼众以为老寨被破,大势已经不妙,一个个失去斗志,如惊弓之鸟,大惊,四散溃逃。
其实,那只是王阳明事先安排的几百个山民和樵夫在虚张声势,各处要点都还在“山贼”手中。但“山贼”一旦开始溃散,险关要隘自然不攻而破。谢志珊阻不住部众的溃势,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少量人马,逃往桶冈,投奔蓝天凤。
桶冈的地形十分险要,四面高山接天、悬崖壁立,只有几个入口,必须架设绳梯,攀壁而上,“山贼”只需少人把守,便插翅难入。桶冈中间却地势平坦,气候宜人。蓝天凤为了长期驻守,率领手下开荒种田,自给自足。因此,桶冈的形势是:攻,攻不进;困,困不死。怎么办?王阳明想到的还是攻心。他派使者进入“贼巢”,劝谢志珊、蓝天凤投降。
蓝天凤及部下多愿意投降,而谢志珊态度坚决,不肯投降,“主降派”和“主战派”意见不一,议论不休。王阳明趁敌人内部犹豫不定、人心不齐时,派知府邢珣、伍文定等率军进至各出击地段,于次日晨,冒雨急攻,一举突破险隘。“山贼”惊惶之下,仓卒派人守备,已经来不及,只好且战且退。官军乘胜前进,连破“贼巢”五十多个,斩二千多人,俘二千多人,谢志珊、蓝天凤都被活捉。
有趣的事,王阳明听说抓住了谢志珊,来了兴趣,特意命人押来,问:“你何以能网罗这么多同党?”
谢志珊说:“也不容易。”
王阳明饶有兴趣地问:“怎么不易?”
谢志珊说:“我平生遇见世上的好汉,断不轻易放过;必多方勾致之,或纵之以酒,或帮他解救急难,等到相好后,再吐露身份,最后无不追随我。”
王阳明听了,感慨不已,命人将谢志珊带出,就地正法,又对跟他从军的学生说:“我儒一生求朋友之益,不也是这样么?”
王阳明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很好,假设聚众造反也是本职工作的话,谢志珊做得也很好,两人正有许多共同之处,难怪王阳明对他产生惺惺相惜之意。可惜二人如同水火,势必不能相融,最后王阳明以水灭火,大概是天数。
当王阳明全力攻打谢志珊、蓝天凤时,为防广东的“贼首”池仲容、高仲仁夹击官军,王阳明以仁人之心,写了一封精彩的《告谕浰头巢贼》,广为散发,使尽人皆知。“告谕”首通报官军日前扫平詹师富等“贼众”的情况,“斩获功次七千六百有余,审知当时倡恶之贼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众,其余多系一时被胁,不觉惨然兴哀”,并且表明,他不想杀死那些本可不杀之人,前提是不要负隅顽抗。
接着,王阳明备述“贼众”为“贼”的不智,同时为其开脱,承认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
考虑到有些人还抱有侥幸心理,以及对官府的猜疑心理,王阳明继续劝说:“闻尔等辛苦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尔等好自思量,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尔等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亦由尔等任意为之;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
最后,王阳明表明了愿意给“贼众”自新之路的诚意:“吾岂好杀尔等哉?尔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父母死亡,妻子离散;吾欲使吾民避尔,则田业被尔等所侵夺,已无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贿尔,则家资为尔等所掳掠,已无可贿之财;就使尔等今为我谋,亦必须尽杀尔等而后可。吾今特遣人抚谕尔等,赐尔等牛酒银两布匹,与尔妻子,其余人多不能通及,各与晓谕一道。尔等好自为谋,吾言已无不尽,吾心已无不尽。如此而尔等不听,非我负尔,乃尔负我,我则可以无憾矣。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
王阳明的劝说,都针对“贼众”的心理而发,并不讲什么忠君爱国的大道理,只讲小道理,一切为“贼众”的身家性命考虑,而且软话中夹着硬话,硬话中软话,软硬兼施,直攻其心,除非反叛意志特别强烈的人,谁能不动心呢?
当王阳明举兵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时,双方最后决战于鄱阳湖。当时叛军兵力甚强,且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火炮,使官军损失惨重,几乎抵敌不住。此时,王阳明又放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精神炸弹”——用竹木削成的“免死牌”,上书一行小字:“宸濠叛逆,罪不容诛;协从人等,有手持此板,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王阳明下令连夜将几十万块“免死牌”扔入鄱阳湖中,第二天天亮,叛军人手一块“免死牌”,再无死战决心,军心大变,战斗力大衰。朱宸濠见此,知道大势已去,不禁哀叹:“好个王守仁,以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
朱宸濠想学明成祖,抢侄儿的皇位,那是他的“家事”,可也是天下事,那些将士凭什么白白为他的“家事”送死?王阳明的攻心术,可谓正好点中了叛军的“软麻穴”,胜负也就此决定。
王阳明屡获胜功,有人讥议他“多诈”,但“兵者诡道”,他既然带兵,不“诈”也不行了。假设他一直当一个学者,或者也可终生为赤诚君子吧!在胜负场上,只能变成“胜负师”,按胜负的规律去做,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