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5章 跟阳明学官道（第4页）

用其所长，而不责其备；教其不及，而勿挠其权；兴廉激懦，祛弊惩奸。《批各道巡历地方呈》

今文翻译

运用他们的长处，而不求全责备；教导他们的短处，而不代行其权；鼓励廉洁者，激励怯懦者，防止弊端，惩治奸邪。

王阳明为官，建功甚多，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全靠下属齐心协办、忠勇多能，不是他一人的功劳。但他的部下为何多忠勇多能之士呢？那就是他用人的本事了！

王阳明用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一是用尽其长而不求全责备，二是放手任权而不事必躬亲，三是倡导廉洁而惩治奸弊。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个领导者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就很难说了。王阳明为官，并没有用多少高深的道理和奇巧的方法，他只是按这些大家都懂的东西去做，就把官做得很好。

除上述三法外，王阳明在用人方面，还经常运用以下一些方法，都是大家都懂的，只是没有他用得好。

一是尊重贤才。

关于尊重贤才，五千年前的人都知道，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那是对贤才最大的尊重。王阳明怎样尊重贤才呢？他对那些德行好、真能干实事的人，绝不轻轻放过，务要留之于任上。只不过他留用贤才的方式的不同，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例如，赣州知府邢珣“屡立战功”，后因家事和身体原因暂时去职，到了时间，王阳明便发函通知他复任：“苟有善可及民，何厌久于其道！微疾已痊，即起视事。”

瑞州知府胡尧元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始以忠义，兴讨贼之功；继以刚果，著及民之政”，后因与上司不和，请求告病离职。王阳明心知离职不是他的本心，因此向其上司发文，不得批准他离职，文中说：“大抵能结矩者，必推己及人；当大任者，在动心忍性。仰布政司即行本官，照旧尽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过激，欲抗弥卑，理苟不渝，虽屈匪辱。”此文含蓄地提醒胡尧元的上司：对下属要宽容。同时对胡尧元明责暗保，明确表示不准其离职。

江西提学佥事邵锐无意官场、执意离职，经按察使伍文定再三挽留，仍不改心意。王阳明心知强留不能，于是发文，一方面表示尊重其意愿，一方面却表露了“央求”之意：“求归者虽亦明哲保身，使皆洁身而去，则君臣之义或几乎息；挽留者虽以为国惜贤，使皆腼颜在位，则高尚之风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该司备行本官，再加酌量于去就之间，务求尽合于天理之至，必欲全身远害，则挂冠东门，亦遂听行所志。若犹眷顾宗国，未忍割情独往，且可见危受命，同舟共艰，稍须弘济，却遂初心，则临难之义，既无苟免于抢攘之日；而恬退之节，自可求伸于事定之余；兴言及此，中心怆切！”文中之意，等于将了邵锐一军：如果离职，那是为了“全身远害”；如果还有爱国心，那就应该打消念头，等“事定”之后再说。并且表示，自己对这件事“中心怆切”。邵锐见了此信，哪好意思再提辞职呢？

二是罢黜庸才。

人人都可以是人才，而且人人都以为自己是人才，但不同岗位对人才的素质有不同的要求，而且，人才要在业绩中体现，只有拿出业绩，才是真正人才。王阳明对那些有罪的所谓“人才”固然会依法办理，对那些才不胜任、绩效不佳或责任心不强的庸才，也会罢黜，不让他们尸位素餐、营营私利。

例如，宁王朱宸濠谋反时，赣州卫舍人王鼐奉命带着公文去向朝廷奏报，他却“设计诈病，推托不前，显有通贼情弊”。宁王被擒后，他带着紧急公文赴京奏报，“却又迂道私赴太监张忠处捏报军中事情，几至酿成大变”。于是王阳明下令逮捕王鼐，审问罪状，依法惩处。

三是关心下属的利益。

在历史上，明朝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最为严厉，仅明太祖朱元璋一朝，惩处的贪官污吏不计其数，可能高达数十万人，仅勒令到朱元璋的老家“劳动改造”的官员便多达一万多人。后来的打击手段逐渐缓和，但仍可称为“酷烈”。正因为如此，大明朝的清官也比历朝都多。

王阳明并不反对打击贪官污吏，他本人就是一个清官，但他认为，光靠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朝官员的俸禄相当微薄，许多人沦为贪官，也是为生活所迫。王阳明看到了一问题，认为应该设法增加官员的收入，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当他出任两广巡抚时，开始着手增加官员的俸禄。他的《议处官吏禀俸》，首先说明了官吏俸禄低微的现状和“腐败”的情有可原：“照得近来所属各州、县、卫、所、仓、场等衙门，大小官吏以赃问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询其由，皆云家口众多，日给不足；俸资所限，本以凉薄，而近例减削，又复日甚；加有上下接应之费，出入供送之繁，穷窘困迫，计出无聊。中间亦有甘贫食苦刻励自守者，往往狼狈蓝缕，至于任满职革，债负缠结，不得去归其乡。夫贪墨不才，法律诚所难贷，而其情亦可矜悯！”

接着，王阳明指出，朝廷用人，应该考虑合理报酬，不要将官员逼到“必贪”之地：“夫忠信重禄，所以劝士，在昔任人，既富方谷，庶民在官，禄足代耕，此古今之通义也。朝廷赋禄百司，厚薄既有等级，要皆使各裕其资养，免其内顾，然后可望以尽心职业，责以廉耻节义。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于例所应得，又从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于必贪之地，而责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资，将有不能，而况其下者之众乎？”

最后，王阳明要求讨论，如何在朝廷定制范围内，合理增加官吏们的收入，并且表明，“务要议处停当，呈来定夺施行”。

“公务员”的工资，在中国历来是个很敏感的问题，而且难以解决。按传统观念，社会精英都以“治国平天下”为志，通俗一点说，热衷于做官。如果“高薪养廉”，大家更会削尖脑袋往官场钻，官场定会挤得满满的，远远超过社会能负担的限度，必将导致国家衰败、政权崩溃；如果低薪阻官，一味要求官员无私奉献，他们又不乐意，终至贪腐成风。究竟该如何解决，目前为止似乎还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做官要有士大夫气节

阳明语录

士大夫志行无惭，不因毁誉而有荣辱。君子出处有义，岂以人言而为去留？《奖留佥事顾溱批呈》

今文翻译

士大夫躬行志向，做事问心无愧，不因为赞誉而感到光荣，不因为毁谤而感到耻辱。君子行事，都依循正义，怎么会凭他人的议论而决定自己的去留呢？

“士大夫气节”，是中国历代儒士公认的一种美德。因为儒士入仕，是为了推行仁道、造福天下，不是为私利而做官，不是为名声而做官，不是为做官而做官。做不做官，要靠仁道能否实行，行就留，不行就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宁可做个江湖散人，也不违背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

儒家老祖孔子为后辈弟子起了带头作用，他虽然周游列国、到处求官，但并不急于功名，一旦发现“吾道不行”，抬腿就走，决不留恋；诸侯送他封地、财物，合于“礼”便收下，不合“礼”便坚拒不受，毫不动心。

但后辈弟子并不都像孔子这么有出息，只要有官做，爬在地上做狗都乐意；只要有钱赚，躲在见不得人的角落里做鬼都不在乎。

王阳明上追孔子，且是悟道之人，一生未失士大夫气节。没有官做时，他安心于讲学，沉醉在他的“心学”中，享受学、问、思、辨、行之乐。这并不表示他无意为官，毕竟他心怀救国救民之志，他的“心学”也需要一块更大的“实验田”。但没有机会时，他并不勉强，安心于力所能及之事。

王阳明官任巡抚时，曾在《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中，告诫下属各官“持身励志”：“藏器待时，但恐见用而无才，勿虑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锥，无不脱颖而出；毋谓上人不知，辄自颓靡，是乃自弃，非人弃汝矣。”此言与其说是告诫别人，不如说是他的真情独白。“藏器待时”，为未来准备着，静候脱颖而出的那一天。他相信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而且事实确实如此。他后来无论治政、治军，一上任便得心应手，可见他平时做了多少准备工夫。

王阳明真正为官、可以实践“心学”时，凡事做在“良知”上，“可行即行，可止即止，悉心计处”，一心为国为民谋。但真正是考验是他奉命“讨贼”时。当时江西民众起义，屡剿屡反，兵部尚书王琼器重王阳明之才，推荐他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宁、赣州、汀州、漳州，负责征剿事宜。王阳明惊惶不安，因为他明知民众乃是官逼民反，他却带兵去杀戮他们，如何用“良知”解释呢？他思考了半个月，给皇帝上了一道《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请求退休。他自称“才本庸劣，性复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气体羸弱”，对现任的南京鸿胪寺卿一职尚且才不胜任，何况是担任巡抚重任呢？他认为“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应该让一个合适的人去担任此职。他还从孝道出发，表明祖母岑氏“今年九十有七”，临终前想见他一面，因此恳请辞职。

王阳明无奈，只好上任，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了，杀的人自然不少。“文革”时，有人认为王阳明是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郐子手”。他半生讲授“致良知”，虽然超凡脱俗，不以俗情论行迹，但一定不愿自己的名字跟“郐子手”联系在一起。不过，平心而论，王阳明的镇压行动，对起义的农民和无辜群众也许不是灾难而是幸运。明军有以人头计算功劳的习惯，官军“杀良冒功”是由来已久的恶习。假设换了一位主帅，杀的人只怕会血流成河。王阳明毕竟懂得“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对能不杀的人坚决不杀，可以和平解决就不轻用刀兵；能用地方军解决问题，就不用可能扰民的政府军。相比之下，他虽然杀了很多人，间接救活的人更多。

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因功劳太大，嫉妒他的朝中大员很多，众口一词地掩盖他的功劳，并阻止他跟皇帝见面。王阳明本无意于此，乐得逍遥。他喜爱自然，常说“生平山水是课程”，与山水亲近是他一生的乐趣。当皇帝和权臣们刻意自我美化，抢夺平叛之功时，王阳明以高姿态，将功劳归于皇帝、朝臣及从军将士，自己却超然物外，忙里偷闲，游览九华山。兴之所至，他写了一首有趣的禅偈，被刻在东崖禅寺的岩壁上，偈文说：“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龙虎，只履踏破羼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容在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且放在黑漆筒里偷闲。”

此偈之意，戏称自己本宜为僧，不应行走俗世。有趣的是，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传说：当王阳明闲游九华山时，来到一座寺庙前，看见一间房门紧锁，灰尘积得很厚，好像几十年没打开过的样了。王阳明心里一动，请庙里的和尚将门打开看一看。和尚说本寺有规矩，此门不能开。王阳明好奇心起，坚决要求开门一观。和尚只好照办。王阳明走进去，只见里面有一个坐化的老和尚，容颜如生，胸前挂着一块布，上面写了几句话：“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王阳明一看就傻住了，此时他正好五十岁，难道他就是此僧转世投胎吗？

不过，这个传说也许是后人根据王阳明的禅偈杜撰，作不得真。但王阳明的心性，确有几分高僧不染红尘的况味。他坦然宣称，“我亦爱山仍恋官”，但他的“恋官”，不是真“恋”，官位可以随时丢下，他真正丢不下的还是他热爱的国家和人民，丢不下还是他的为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