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别具一格的用人（第1页）

别具一格的用人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首重用人与行政。就用人而言，统治者则常有“人才难得”、“天下全才不多得”之类的慨叹。应该说，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确属“中才”。有鉴于此，中国古代思想家就特别强调甄别贤与能，讲究从人才配置上实现最优化组合，孟子就说过：“尊贤使能”，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之类的话。从原始含义来看，“贤”往往和“不肖”对称，是指品德高尚又才干出众的人，它包含了德与才两方面的含义。孔子说：“见贤思齐焉”。墨子说：“列憾而尚贤”。《尚书·大禹谟》说：“野元遗贤、万邦咸宁”，等等。在很长时间人们都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贤”这个词的。

到了北宋司马光那里，则别有一番解说。他以为，世俗不加区别地把才与德都混称为“贤”，结果导致了“失人”，即将人才鉴别错了的严重问题。所以他特别强调应当首先把德与才的概念区别清楚。什么是才?“聪察强毅”是也；什么是德?“正直中和”是也。才与德相较，德是第一位的，即所谓“才者，够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也不赞成把人简单地划分为贤与能两大类，而应细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经过司马光辨析与发挥的先儒“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思想，遂成为中国古代用人之道精辟的经典表述，对传统政治的影响极其深远。

同司马光“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重德轻才的取人之术大异其趣，雍正皇帝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

雍正并不一味地抹杀品德的重要性。他认为“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洁为本”，但“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礼义廉耻”乃宋儒所讲的“国之四维”，雍正是这样对新科进士阐释他所理解的“廉”的含义的：“革食豆羹，一介不取”，不过是廉之小节，而理财制用，崇俭务本，使天下之人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

雍正也不一般地反对清官，但他认定：“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他在雍正四年（1726）七月发表了一道全面阐述识人、用人、察人的长篇论旨，梳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二是操守平常者，其心即不敢自恃，心怀畏惧，颇能整顿经恩，一有不善，即加惩戒，而在朝之官员及伊属下之官吏人等，皆伺察其过，不肯为之隐讳，是以此等之人，贻累于地方者尚轻”；三是“若操守既更胜于他人，而又能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满众人之意。总之，在雍正看来，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在雍正心目中，田文镜、李卫、诺敏等名噪一时的能吏乃其最上者，而清官巧宦的典型则是杨名时、查弼纳、张楷、魏廷珍之辈。”

至于如何鉴别实心任事的能吏与洁己邀誉的清官?雍正的要诀是不要相信舆论，或者反听舆论。道理很简单，雍正解释说：“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士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盛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而那些实心任事、治理地方的大臣官员，往往触犯方方面面人们的利益，反而矛盾丛生，“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结果却为舆论所不容。由于胸中横亘着不可移易的成见，所以雍正总是按照一种反常规的思维方式臆断：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钓誉、欺世奸诈之人；为众人所攻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倍加呵护。

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很难有起色。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看来，在雍正手下，且不说贪官，就是平庸无为的人也很难混下去。河南大员田文镜铲除贪官，果断坚决，由此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有人给他开列了十大罪状。雍正经过核实后，将诬告者治罪，下令田文镜官升两级。雍正在田文镜的奏折上，表扬他“为国忠诚”并好言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浙江总督李卫，办事严猛，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合伙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性情粗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当然，雍正之用能员并非事先不了解其中潜伏的危险。他深知“人心惟危”，用人至难，“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是他深藏胸中的用人宝鉴，从不轻于示人。可见他用能员的前提实际是“可用而不可信”。但与司马光不同，他并不怕能员足以为恶的才，而恰恰十分珍惜并借重其才以办有益之事。雍正谆谆密嘱他的股肱亲信鄂尔泰、田文镜说：“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雍正极其自信，说才干之员尽可以放手使用，即“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也，何惧之有?既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雍正还处心积虑谋划出防范能员挟才作恶的办法。这办法非常独特，就是通过密折制度来伺察大臣官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雍正在位也不过短短的13年，由于他治理国家比较严厉，整顿官僚队伍也很严厉，所以在身前身后都留下不少骂名。但是他能广开言路，对于他不懂的地方事务，鼓励官员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