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晚年勇于自省（第1页）

晚年勇于自省

汉武帝虽然政绩突出，但他也很奢侈，宫殿、苑囿建了很多，对外国的使者和来汉贸易的商人也摆大国的架子，任意赏赐。此外，武帝和秦始皇一样也喜欢巡游，而且次数也有十几次之多，公元前110年那次巡游里程达到了一万八千里：从长安出发，先到北面阅兵，再南下到了中岳嵩山，然后向东巡游海边，接着到泰山封禅，又沿海岸往北到了碣石（现在的河北昌黎），此后向西经过九原（现在内蒙古包头）再回到长安。

这次巡游里程和花费都超过了秦始皇，在武帝刚即位时，由于有文景之治的基础，国家还很富足，但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国库已经快要空虚了。

武帝年老之后，和秦始皇一样也想长生不老，相信鬼神，相信仙药。这使他在晚年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方士栾大之祸和江充的“巫蛊”之祸。

在公元前112年，一个叫栾大的方士到了长安，胡说自己经常在海上来往，见到过仙人，也找到了长生不老药。一直想长生不老的汉武帝轻易地就上了当，封他做将军，甚至还将自己的女儿嫁他。武帝还给他刻了一枚玉做的印信，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用玉来做印，叫做玉玺，其他人如果敢私刻玉玺，就是犯上作乱的大罪。武帝给栾大玉印，可见对他的重视和迷信。但在公元前110年，栾大骗局被揭露后，武帝便怒斩了栾大。不过，武帝并没有吸取教训，而是接着派人到海上寻找神仙、求取仙药，想着长生不老。

至于江充的“巫蛊”之祸，给武帝的打击就更大了。晚年的武帝因为经常有病，所以疑心很重。有次他梦见有几千个木头人打他，醒来后就又病了。他不是吃药调养，而是说大臣和百姓诅咒了他，他才得的病。于是，他命江充到各地去调查此事，江充趁机打击异己，先后使几万人死于非命，这些人中有丞相和武帝的两个女儿。

此后，又有人揭发太子的宫中有诅咒武帝的木偶人，这逼得太子假造圣旨捕杀江充，同时派兵抢占长安的许多官署，想处死江充。武帝听说后不由大怒，命令丞相刘屈氂（音毛，同牦）领兵抓捕太子。双方的军队在长安激战几日，太子最后自杀，卫皇后也自杀了。

第二年，武帝查清太子是被诬陷的，于是给太子平反。但后来丞相刘屈氂和将军李广利竟也被诬陷巫蛊活动来诅咒武帝，结果刘屈氂也被杀死，李广利则投降了匈奴，所带的7万军队全部丧失。这对于常胜匈奴的武帝来说打击无疑是很大的。最后，武帝终于查清楚所谓的“巫蛊”之祸都是江充一手制造的，武帝盛怒之下诛杀了江充的全家。

晚年的武帝还算清醒，受到很多假的东西欺骗后，逐渐有所醒悟。在公元前89年，他最后一次巡游时，在山东的海边等了十几天也没有见到神仙的影子，失望地往回走时，在钜定县（现在山东广饶县北）经过时，看到在地里忙春耕的农民，甚是感动，竟亲自到地里去和农民一块耕作。在路过泰山时，他在泰山的明堂向天神和大臣们检讨自己的过错。时间不长，他应大臣的请求，将所有的方士都赶走了。后来，武帝又下了罪己诏。此后，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与民休息，任用有为的大臣，两年之后，政治和经济都有了较大的改善，汉朝又恢复了活力，这为武帝的儿子昭帝和曾孙宣帝时期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87年，武帝病重，在立了刘陵为太子，任命几个辅佐大臣后，第二天便命归西去。汉武帝的陵墓叫做茂陵，在现在西安附近。

独尊儒术与意识形态“创新”

汉武帝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在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与秦王朝的政治形态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政治制度是硬件，在前人基础上完善既有体制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一个中材之人即可做到。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则是软件，它在整合和维持一个社会秩序、引导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秦王朝的失败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失败。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和以后的时期，汉武帝对这方面有一定的清醒认识，然而在用什么思想作为治国方略上，却略显有些矫枉过正。黄老学说的本质是封闭和保守的，可以有助于普通人养性颐年，有助于政治家和兵家的谋略，但若用于谋求一个国家的发展，这种思想就显得有些滑稽了。没有资料显示汉武帝为何反感昌盛一时的黄老之学，最可能的是其“无为而治”、“抱弱贵柔”的主旨与他的个性相去甚远。替换一种业已成型的统治思想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见识。不少研究者认为，儒家思想在武帝时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是时代的产物，此言有理却并不准确。儒家思想之所以被武帝用来作为治国的重要理论资源，并不仅仅在于因为加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时代需要，更多的是来自武帝本人对未来的全面进取。加强中央集权在武帝祖先文帝和景帝时已有明确诉求，却并未改变既定思想。若汉武帝也是一个因循之人，则意识形态的变更谈何容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此之谓也。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武帝确立儒学的指导地位具有“原创性”，以后以经取士和更后的科举制度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武帝独尊儒术却并未罢黜百家，当时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仍可以著说授徒，有的人还入朝为官。司马迁因此享有“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赞誉，即是一例。从根本上说，武帝对文化的宽容出于政治家的考虑。武帝曾孙汉宣帝刘询说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实际上，汉帝国的统治思想不仅是“王”（儒）、“霸”（法）两道，先秦时期各家学说都不同程度地为其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