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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统一局面的改革（第1页）

稳定统一局面的改革

赵匡胤自登基后的第四年即963年便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至976年病死，前后以13年的时间，统一了除北汉之外的所有地区，基本恢复了完整的版图。结束战乱分裂，统一大半个中国，是赵匡胤一生最大的功绩。

赵匡胤统一天下，一方面靠武力，一方面靠攻心。历来改朝换代之际，都充满血腥的屠杀和残酷的报复，赵匡胤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对失去权力的国君待之以礼，输之以诚，千方百计地感化他们，化反对力量为积极因素。周恭帝被废除帝位后，赵匡胤好生待他，他病死后，赵匡胤亲自素服发丧。南唐主李煜投降时，赵匡胤“御明檀门见李煜于楼下，不用献俘仪”，又“封李煜为违命侯，子弟臣僚班爵有差”，让他过着优裕的生活。后蜀主孟昶投降之后，赵匡胤“御祟元殿备礼见之”，赏赐无数。吴越王钱缪在赵匡胤称帝后即表示归顾，被封为兵马大元帅。钱缪入朝，赵匡胤检查准备与接待工作如何，又亲自接见。特准他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南汉主刘张被俘入京，赵匡胤对他释罪不问，封为思赦侯。赵匡胤优待的是几个亡国之君，所费甚小，而安抚了效忠亡国政权的一大批忠臣义士，换得了大片土地的完整与安全，所得甚大，这是富有政治眼光的做法。

得民心者得天下，凡争天下者都会在口头上说这句话。但做起来甚难。多少赳赳武夫，放纵军队，草菅人命。宋太祖则不同，他领兵打仗，不扰百姓，秋毫无犯。待到他做了皇帝，更是把统一与安定作为战争的目的，反对滥杀无辜。每次战争，他都告诫主帅，勿以多杀为功，以攻心为上，得民心为上。每当主帅出发前，宋太祖都要语重心长地叮嘱再叮嘱，要攻地安民而不掳掠。进攻后蜀前，宋太祖对王全斌说：“勿害良民！”又下诏伐蜀将校，有受蜀人钱物者并即还主。江南之战，又要求曹彬“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并说：“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围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宋太祖的抚民方针也为部将所接受，用以激励自己并约束部下。曹彬围南唐都城金陵快要攻下时，突然病倒不视事。当诸将前来探望时，曹彬说出了自己的心病：“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宋史·曹彬传》）。众将异口同声答应，又焚香发誓，曹彬的病才好了。曹彬这样做，他是为了执行宋太祖的命令，可谓用心良苦。五代之时，百姓吃尽战争之苦，受尽士兵肄肆，一旦遇到这样的“仁义之师”，怎能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乎”！宋太祖能够很快平定大江南北的割据政权，并不是偶然的，他的宽仁爱敌恰好与各个割据政权后期的统治者骄奢**逸，暴虐黎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孟子说：“仁者无敌”，宋太祖正是这样的一个无敌者。

五代时期，短短的53年之间，王朝政变频繁，中原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有5姓13位君主登台。除五代的更迭外，周边还存在着吴、南唐、吴越；前蜀、南汉、楚、闽、南平、北汉等十国，各自割据，独霸一方。连年战争，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这样的形势下，赵匡胤统一全国顺应了民心，符合历史潮流。随着战乱的结束，社会生产恢复了，经济向前发展，统一显示了进步的历史意义。

与统一全国一起使赵匡胤萦绕于心的另一问题是，如何杜绝五代以来的分裂与动乱，如何实现长治久安。建隆二年（公元961）7月，赵匡胤与最重要的谋臣赵普有一次很重要的谈话，清楚地表达了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思路。赵匡胤问赵普：“自唐朝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赵普回答说：“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方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赵普的思路与赵匡胤不谋而合。赵普所指五代以来弊病可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地方权力大于中央，尾大不掉，其二是军人权力太大，军队左右了国家命运。赵匡胤的施政纲领便以此思路为基础。

首先，宋太祖在一次宴席之上劝导诸将长保富贵，交出兵权，不要过问政治，在声色犬马之中度过余生。统管禁军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慑于宋太祖的神武，和平地交出了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接着宋太祖又夺去慕容延钊、韩令坤二人的禁军职，任命他们分别担任山南西道和成德节度使。为了集中兵权，赵匡胤又规定，禁军军官由皇帝亲自任命，随时予以更换。这样一来禁军将领不能拥兵割据，“将不得专其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消除了其他人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为禁军三统帅，互相牵制。而且只有统兵权而没有发兵权。枢密院名义上有权调动军队，却没有统兵权，这样就使统兵权与发兵权分离，大权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北宋王朝的军队建置除禁军外还有厢兵、乡兵、藩兵三种，都是地方兵种，实力有限。封疆大吏即使想造反，也明明知道兵力虚弱，远远不是禁军的对手。赵匡胤从军权抓起，控制了禁军就根除了产生割据分裂的根源，对于巩固国家统一，稳定全国政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加强中央集权的又一措施是改革官制，使权力集中。在中央权力机构中仍然设置宰相，使用平章事的名号，但增加了参知政事一职，称做副相，目的是分割宰相权力。同时规定军事行政、调动禁军的事由枢密院掌管，以使枢密院同宰相的政权相互对立。政权与军权又都直接听命于皇帝。财政权则归三司使。负责全国财政支出，号称“计相”，其地位与宰相、枢密院不相上下，用以牵制宰相，防止宰相一人执掌大权。又设置了枢密副院、三司副使作为枢密使、三司使的助手，以分割其权力，使皇帝更便于指挥。对于地方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唐末五代时，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或兼领数郡，称之为“支郡”。赵匡胤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每收复一地，都取消文郡，改由中央直接管理。宋代的节度使已成为“无职掌”的虚衔，仅作为一种名号，赐予宗室外戚和罢政出守外地的功臣故老和宰相的荣衔，实际无所统领。宋代地方行政分州、县两级，都设有通判，由中央直接派遣，与知州、知县共同处理州县行政事务，并监督知州的行动。采用了这个办法，便使知州、知县与通判分权而立，互相掣肘，谁都不能专权。

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尾大不掉，与他们拥有财权有直接关系。赵匡胤乾德三年（公元965）下令“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赵匡胤收了地方的财权，藩镇大吏即使想要造反，也会因为兵无粮草、府无金银而举动不得。

赵匡胤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军阀割据，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成为一代开国圣君载入史册。但是赵匡胤始料所不及的，他的一系列集权的军政措施，加强了皇权，削弱了军队和使政府官僚化，导致了北宋一代的积贫积弱。兵权过于集中，将不知兵，兵不认将，削弱了战斗力。官僚机构重叠，互相牵制，办事效率极低。北宋长期处于外敌侵扰挨打状态，最后国破家亡，徽、钦二帝被虏做了亡国奴。南宋朱熹指出：“本朝签五代藩镇之弊，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太祖高度集权所带来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