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九章大清咸丰时代（第2页）

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不过，洪秀全从基督教得到启发的这些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政治纲领，要求废除旧有土地所有制。但是这部纲领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根本无法实现。《资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在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另有意见认为，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诸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仅有一次。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存在非常大的非议，他的“先进性”并没有得到所有历史学家的赞同；有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更加倾向于一个封建社会暴力政权。洪秀全本人也并不被认为是理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政策大都未能成功实施或取得成效。

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学界近年来也有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重新评价的声音。

左宗堂收复新疆

中国历史上，出了不少抬着棺材出征的将军，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明死战到底的决心，大概意思是：“敌人们，你们给我看着，我连棺材都准备好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当然，这一口棺材可能是敌人的，更可能是自己的。反腐先锋朱镕基总理就曾说过：“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很悲壮。

但凡走得远的人都寂寞，因为那段路只有他。左宗堂也不例外。说到左宗棠，有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慧眼识人的林则徐。生逢乱世，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一时也说不清了。

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数年来他留心人才，希望在临终前能托付重任：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临别前还题赠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事情还得从新疆问题说起。

1865年，浩罕，之前帮助张格尔出兵时约定破四城后子女玉帛共之，结果张格尔出师不利，挂掉了。浩罕军事头目很不甘心，于是在英国的大力支持下，对南疆虎视眈眈起来。不久，就占领了南疆。

1865年，虽然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了，可是，各地还是有不少各种各样的起义，清政府这时候是内忧外患，分身乏术。那浩罕愈发大胆，就在南疆建立了政权，又出兵攻占了天山的广大地区。

看到清政府是这么好欺负，不欺负白不欺负，于是，在1871年，俄国发兵占领了新疆的伊犁。伊犁，那是清政府管理新疆的行政中心，乾隆时期还在那边设置过伊犁将军。

新疆整个儿实际上已经沦为殖民地，时间一长就会被外国武装力量分裂出去，这样新疆问题就再一次摆到议题上，再不收复，那以后可就是人家的了。

当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向慈禧上奏说：“新疆这个地方茫茫一片沙漠，人也少得要人命，这么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外国要就让他们拿去吧，乾隆爷的时候，用了全国的力量去平定新疆，只是收来了数千里空旷土地，有什么用？只是增加了开支而已，按照微臣的看法，新疆收回来了也就是个包袱。”

慈禧也几乎要答应下来了，这时候，左宗棠站出来了，他的意思很明确：“天山南北两路粮食产量相当丰富，有的是瓜果，有的是牛羊、各种矿产，像金子、银子、钢铁、宝石藏量极为丰富。有人说它是千里荒漠，其实，它是聚宝之盆。”

其实，李鸿章完全可以往另一方面想一想，如果新疆真是蛮荒之地，浩罕、俄国会这么着急着想要占领新疆吗？英国也会在暗中大力支持浩罕吗？

林则徐托付他平定西疆的重任，回到福建不久就身染重病，临终前命次子代写遗书，向咸丰帝大力推荐左宗棠。

所以，即使要冒着得罪李鸿章的危险，左宗棠也得站出来。他主动请缨，要去收复新疆，慈禧还在犹豫，左宗棠还是想办法说服了她。此时的左宗棠已是老骨头一把，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更是难能可贵。

1876年的春天，左宗棠64岁，须发皆白的他，从家里出发时，身后赫然是一口黑漆的棺材，虽然没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那份豪气，却也不失壮烈。

棺材可以用来壮士气，但是，真要打起来，还是得靠脑子。历史证明，左宗棠不但是有勇，还有谋。基于新疆的特殊地理条件，他制定“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

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阿古柏这个实力比较弱又是最早开启侵占新疆的头的，在南疆，由于相比于阿古柏的统治，自己祖国虽然腐朽，可是，统治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当地人民纷纷增援左宗棠，共同抵抗浩罕阿古柏军。

这一仗左宗棠打得还不错，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打败了有英国在暗中支持的阿古柏军队，将除了沙俄侵占的伊犁之外的新疆所有地盘都收复了回来。

伊犁如果还被占领着，那怎么都不算新疆的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这里是行政中心，面对沙俄这个更强大的敌人，左宗棠没有贸然开战，二年后，也就是1880年，左宗棠和俄国展开谈判，这个时候，俄国在新疆势单力薄，哪似左宗棠这般，兵强马壮，又刚打了一场胜仗，士气正旺。所以，俄国佬只能垂头丧气地在《伊犁条约》上签了字。但是这个条约，只是减少了中国方面的损失，收回了特克斯河流域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赔了沙俄400万银卢布。当然，这不影响人们对左宗棠的评价，他一生收回的领土占中国领土的六分之一。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的第八年，道光皇帝免除了他的罪，并且派他去云贵做总督，初到云贵，林则徐根基未稳，好友胡林翼便将他自己的好友推荐给了林则徐。这人便是左宗棠。

林则徐真诚地邀请左宗棠来云贵一起发展，左宗棠虽然仰慕林则徐，可是，还是自己的前途重要，他的意思是：“我现在还在人家陶澍家里教书啊，聘期还没到，到了我再过去吧。”

这不过是托词而已，林则徐心里清楚，而且，自己现在去的地方偏僻，左宗棠是个人才，就应该在比较发达的地方好有一番大的作为。后来，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去了湖南，将湖南治理得相当不错，大学士潘祖荫曾说：“国家固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固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

不久，林则徐因为年老多病，就要从云贵回到福建，中途需要经过湖南，左宗棠闻讯赶来，接待林则徐，两人一见如故，谈了整整一夜，也就是这一个夜晚，林则徐向左宗棠这个后起之秀阐述了新疆的边防大事，他认为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并托付重任。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因销烟成果显著，使英国烟贩在中国的利益遭受重创，英政府兵谏道光，林则徐被贬到新疆，他在新疆一呆就是八年。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非常推崇好友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新疆期间，他亲自到各地踏勘荒地，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林则徐掌握了关于新疆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发现这地方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只有沙子，而是个聚宝盆。

左宗棠虽然收复了新疆，但这只是相对整个新疆而已，仔细计较起来，《中俄伊犁条约》其实就是“以土地换土地”的做法罢了，且看伊犁条约之第一、七：第一条　大俄国大皇帝允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同治十年，俄兵代收伊犁地方，交还大清国管属。其伊犁西边，按照此约第七条所定界址，应归俄国管属；第七条伊犁西边地方应归俄国管属，以便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在彼安置。中国伊犁地方与俄国地方交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汇流处，再过伊犁河，往南至乌宗岛山廓里扎特村东边。自此处往南，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

戊午科场案

戊午科场案指的是咸丰八年发生在北京顺天乡试的科场案。在这年顺天乡试中有一个叫平龄的满洲人考中第七名。平龄平时喜欢戏曲，曾登台演戏，被人轻视，因此，他中举后舆论哗然，称戏子也能考中，令人怀疑其中有弊。御使孟传金参奏，要求复试平龄。于是，咸丰帝派大臣查办，结果发现平龄试卷草稿不全，试卷内错谬之处甚多；此外，还发现另外五十多人的试卷也应复查。咸丰帝就下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将副考官朱风标、程庭桂解任，将平龄除名，继续审问。

结果查明，主考官柏俊听从家人嘱托而替人换卷；副主考程庭桂在进场后，其子程炳采收受关节条子，交家人带入场内。咸丰九年（1859）2月13日下旨将柏葰处斩，朱风标革职，另一同考官邹石麟革职永不叙用。接着，又详细审问程庭桂接受关节情形，并在七月下旨将程炳采处斩，将程庭桂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围绕这一案件先后有五人被斩，流徙、革职、降级调用、罚俸等数十人。大学士柏葰不仅成为清代科场案中唯一被斩处的一品大员，而且也使他成为我国自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因考试作弊而被杀的职位最高的官员。裹挟出了五十本错卷，进而引起了对柏葰的斩杀，接着又出现了五张关节纸条，副主考被处以重罚，历时一年，连办三起大案，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案件总算是结束了，但是盖棺并未定论。咸丰十一年，也就是柏葰被处死后的第二年，慈禧太后发动了宫廷政变，实行垂帘听政，掌握了朝政大权。八位咸丰朝大臣遭到处治，肃顺被判斩立决，亲王载垣和端华被赐死。慈禧如此的积怨乃至仇恨，注定了戊午科场舞弊案必定遭遇翻案，因为这起案件正是由慈禧的政敌载垣和端华经手审理的，出于铲除朋党余孽的政治需要，慈禧以小皇帝同治的名义发布谕旨，命令刑部修订科场处罚条例，她的理由就是若干年前载垣和端华在审理柏葰一案过程中，钻法律空子，私仇公报，有失公允。

在翻案过程中，两份来自朝中大臣的奏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位叫做任兆坚，他给慈禧上了一份奏折，认为在柏葰一案的审理过程中，有许多事实并不清楚。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证人，是柏葰的家仆靳祥，这个人被押到刑部不过数天，就被酷刑折磨而死，留下的口供不足为证，而柏葰最后被处斩，完全是根据后来涉案的浦安、罗鸿绎、李鹤龄等人的供述，真实与否值得商榷。

慈禧正好抓住这个机会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下令礼部会同刑部重新审理柏葰一案。她还在朝中放出口风，指责载垣和端华两人借审案之名行报复之实，攀附援引律例，置柏葰于死地。任御史的奏折同样引起了朝中另一个大臣，禄寺少卿范承典的反对。范承典也上呈了一道奏折，认为斩杀柏葰合情合理，并且向慈禧提出警告，若柏葰一案被翻，那么当初在这两位亲王主持审理下的所有案件是不是都需要翻案？若是全部翻案，后人又将如何评价咸丰皇帝？

慈禧既不肯放弃借由柏葰一案来打击肃顺一党余孽的政治追求，又要想做出一种朝廷宽厚用法谨慎的姿态，她权衡利弊，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同治元年，即1862年，慈禧以小皇帝同治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谕旨，说明柏葰被处死刑虽然情罪属实，但是量刑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