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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清太祖时代(第3页)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7月,后金兵占领铁岭,李氏家族有二十多口遇害,此后李氏与后金互相砍杀,仇恨一代甚于一代。奇怪的是进入清朝后,李氏宗族很快成为爱新觉罗家的新宠儿。

就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去世的第二年正月,努尔哈赤这个李成梁的亲家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大典,建国后金,公开与明朝对抗。后人多是把李与戚的不同人生以及努尔哈赤的崛起归结为明朝政府的腐败,却忽视了李氏家族与努尔哈赤家族的血缘纽带。可以说,努尔哈赤的崛起,李成梁有着不可低估的“功劳”。

一切事情还应该从万历元年(1573年)说起,在这一年,张居正以俯瞰天下的姿态登上大明帝国的舞台。由于建州女真不断侵犯边境,明朝为了加强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和防御,除继续修筑辽东边墙外,还采纳了李成梁的建议,开始修筑宽甸六堡。按照李成梁的意思,朝廷移建环山堡于张其哈制佃,险山堡于宽甸,沿江新安四堡于长佃、长岭诸处。这就是著名的宽甸六堡。六堡位于鸭绿江以西,毗连建州女真,是防御女真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六堡成后,李成梁又以此开市,和少数民族做生意。这样做,首先是缓和了当时明朝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另一方面,开市带来的可观收入也给辽东士兵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从另一种角度来讲,修建宽甸六堡其实就是重新在边境上修建了一个镇。这也正是李成梁的愚蠢之处,这就像是一道大墙,完全阻隔住了明帝国与墙另一面的努尔哈赤。任努尔哈赤在墙那边疯狂地发展,这面始终得不到太重要的信息。可是,他最愚蠢的还在后面。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这个地方已经有住户六万多。也正是这一年,二次出任辽东指挥官的李成梁又废除了六堡。因为他看到了努尔哈赤的崛起,他跟朝廷说,这个家伙太厉害了,六堡是孤地,很难防守,撤了它。

于是,宽甸六堡被撤,六万多户人家从那里撤进辽东。有的人因为不愿意离开就被李成梁像杀猪一样地杀掉。宽甸六堡废除时正是努尔哈赤快要有实力向明帝国开战的时候。我们现在无法猜透,李成梁怎么会和努尔哈赤这么有默契,他就像是努尔哈赤肚子里的蛔虫,努尔哈赤想要崛起,他就修一道墙不让明帝国看到,努尔哈赤想要与明帝国开战,他就立即把墙拆除。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在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下,李成梁老树开花,以七十五岁高龄,再次出任辽东总兵一职,在辽东又镇守了八年。当他第二次出任辽东总指挥官时,为了彻底破坏掉明帝国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联合可能,他实行暴力征伐。先是对泰宁部速把亥,然后是叶赫女真的清嘉奴、扬嘉奴。而这一时期,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正一步步蚕食海西女真,力量不断壮大起来。

为了进一步给努尔哈赤扫清道路,李成梁先是建议朝廷封努尔哈赤官职,让努尔哈赤在众少数民族中有了帝国冠名的威望。然后是自己冒功敛财。李成梁当时已近八十,为了弥补四十岁前的穷困岁月,疯狂地在辽东敛财。钱财从哪里来?当然是辽东人民那里来,他用尽最后的生命把辽东人民逼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逼得百姓把大明帝国骂了一百辈祖宗。百姓们无法生存下去只有逃跑,胆子大一点的就闹事。在萨尔浒之战前,努尔哈赤的情报大部分都来自汉人,原因已不用明说。他甚至连士兵都不放过,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经过他几年的折腾,辽东的士兵,甚至连马匹都软了。士兵们哪里还有心情打仗,天天在祈祷自己能有吃的,能不被盘剥。

当努尔哈赤向明帝国宣战、杨镐来到辽东挑选士兵时,才发现,这是一群根本就不能打仗的士兵。而让他们成为这样的士兵的就是李成梁。

诸多历史学家都给李成梁以肯定,毕竟他在辽东三十多年的确稳定了辽东的局势。他的武功,大明帝国不会忘记。但当大明帝国把努尔哈赤一身戎装呼啸而来的原因阐释出来,并且确认是他李成梁造成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更不会忘记,这个对大明帝国有功的人同时也是大明帝国的罪人。

有人说,李成梁和努尔哈赤有着微妙的关系,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两个人无论有没有关系,努尔哈赤已经开始了下一步的挥师南下。造成这一切结果的就是我们无法评说的李成梁大将军。

当满洲人开始在辽东边境上横行的时候,李成梁已经死掉了。他的老家铁岭被努尔哈赤攻下来烧杀劫掠,他在阴间是否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感到懊悔呢?

一个人的主观努力多么让人惊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客观上引起了什么后果。李成梁并不是真的想帮满洲人进中原,可他所做的一切所引起的后果注定了满洲人一定会进入中原。

第一位太子爷之死

褚英,万历八年(1580年)生,其母是努尔哈赤的爱妻元妃佟佳氏。褚英骁勇善战,富于谋略。他受父命,于万历二十三年(1598年)十八岁时率兵征战安楚拉库路,大胜而还,被赐号洪巴图鲁,封贝勒。巴图鲁是满语勇士、英雄之意,前特别加上修饰语“洪”,既加重分量,又区别其他。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二十七岁时,他作为副将跟随叔父舒尔哈齐出征,参与乌碣岩大战。舒尔哈齐因迷信天象欲中途班师回军,褚英坚决抵制,并出敌不意,以少击多,获取大捷,被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汉译为“广略”,史称其为广略贝勒。第二年,二十八岁时,他又同贝勒阿敏一同出征,一举攻占乌拉部的宜罕山城,为统一女真诸部立了一功。

年轻的褚英显露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褚英指挥有方,屡建战功,很受其父努尔哈赤的赏识。努尔哈赤的事业此时正在蒸蒸日上。在国事繁忙时,他便有意识地让长子褚英代为处理国家政务。一是试试其爱子的才能,二是听听各方面的反映。

这无形中就把褚英推到了储君的位置上。在处理国家政务的过程中,褚英暴露出了性格与心理上的重大缺陷。这主要是如现代人所说的“地堡心态”,即对自己过于自负,对别人过于防范。

褚英的盛气凌人,得罪了与努尔哈赤生死与共的五大臣和众兄弟。《满文老档》上是这样记载的:“毫无均平治理汗父委付大国之公心,离间汗父亲自举用恩养之五大臣,使其苦恼。并折磨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谓曰:诸弟若不拒兄之言,不将吾之一切言语告与汗父,尔等须誓之。令于夜中发誓。又曰:汗父所赐尔等佳财良马,汗父若死则不赐赉尔等财马矣。又曰:吾即汗位后,将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

这次冲突十分激烈,估计双方都说了一些过火的话,褚英心虚,担心他们会捅到父亲那去,便对众兄弟说:你们如果听我的话,不将我今天的一切言语告与汗父,你们就得发誓。众兄弟和五大臣都被迫发了誓,但他们谁也没恪守誓言,而是联合起来一起到努尔哈赤那告了状。

口说不能作为凭据,努尔哈赤让五大臣和四贝勒写出书面材料,然后亲手交给褚英,让他给出合理的解释。努尔哈赤还告诉褚英,如果认为自己没有错误,可以写出答状辩驳。褚英没有把握这次扭转局面的机会,他的回答直自得出乎努尔哈赤的意料,褚英说:“我无言可辩。”

褚英如此答复努尔哈赤,是恃宠生愚,还是率性妄言,我们已经无从猜测。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对后果严重性的估计不足,显示出了政治上的极端幼稚。在四条罪状中,致命的是最后两条,即褚英在努尔哈赤盛年时,以未来的大汗自居,妄谈老爸的身后事。

盛怒之下的努尔哈赤没有失去理智,眼前的现实还不足以让他立即废掉褚英。但这次倒储风暴让他看清了两个问题,一是接班人政治品格的低劣,一是反对派集团力量的强大。现在看来,以褚英的权威并不足以服众。他决定采取冷处理的方式,静观事态的发展。

努尔哈赤找来褚英,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选择你做接班人,并非因为我年龄大了,不能四处征战,不能处理政事。作为接班人,应该宽大为怀,天下为公,绝不能目光短浅,蝇营狗苟。

为了训诫褚英,平息众怒,他还口头警告长子:如此虐待手足兄弟和有功之臣,致使大家不能和睦相处,我让你接班干什么?这明显是告诉褚英:你这个接班人不合格。

五大臣和四贝勒见好就收,扳倒褚英,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过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褚英虽然成了落水狗,但只要游上岸来,有了喘息的机会,还可能会咸鱼翻身。因此必须等待机会,彻底消灭落水狗,免除后患。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春天,努尔哈赤出征乌拉,安排褚英和莽古尔泰、皇太极留守大本营。有史料说,努尔哈赤不随带褚英,是不信任的表现。其实这是一种误读。皇帝御驾亲征或巡行四方时,一般都留下储君主持大政。褚英万万没有想到,此次留守大本营,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努尔哈赤出征归来,还没有解盔卸甲,褚英家臣就密报大汗,储汗意欲谋反,证据是:一、褚英对父汗出征乌拉,漠不关心;二、焚书告天,诅咒父汗、诸弟和大臣;三、祈愿父汗兵败乌拉;四、如果战败,关闭城门,不许父汗、诸弟和大臣回城。

这是一个足以置褚英于死地的密告。都城是一个政权的中枢神经所在,也是战略储备和精神寄托之地。如果都邑出现内乱,将会造成釜底抽薪之势。历史上诸多政权易主,首先是国都城头变换了大王旗。

努尔哈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已经不需要褚英的自我辩护。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接班人褚英锒铛入狱。

尽管历史的灰尘掩盖了真相,但借助文献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出当年褚英“谋反案”的谜底。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圈套。所谓焚书祈愿,只是家臣事后追告,并非当场捉拿,人证物证俱获;所谓关闭城门,也是家臣一面之词,都城内并未有兵马调动迹象。唯一可能发生的就是,褚英被父汗斥责后,感觉大祸将至,焦虑万分,在背后发过几句牢骚。

努尔哈赤吃了一辈子政治饭,一般的阴谋不可能瞒过他的眼睛。然而,这个看似拙劣的圈套,却如同一把钢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软肋。在努尔哈赤看来,褚英本来就心胸狭窄,成为接班人乏后,恶性不改,欺压兄弟,急于夺权。此次趁自己亲征之际,忤逆谋反,完全符合逻辑。尤其是家臣出面指证,褚英谋反之事无可辩驳。

褚英从统军作战到成为接班人,用了十七年;从接班人到阶下囚,却用了不到一年。褚英被囚禁以后,反对集团继续追打落水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二十二日,三十六岁的褚英被诛杀于禁狱。

大清历史上第一位公开预立的接班人,就这样走上了政治斗争的祭坛。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二十三日,五十七岁的努尔哈赤作出了痛苦的抉择:下令处死了幽禁在囹圄的心爱的长子褚英。

自古以来便是“太子难当”,一国之中,毕竟只有一个人能当上太子,当上太子就意味着将来要继承帝位。皇帝健在,高高在上,太子位尊而言轻,在皇父和众权臣面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非特殊才干者很难驾驭这种复杂局面,而褚英不具备这种特殊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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