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年的秋天,我回了一趟慕坪。
说是“回”,其实我从来没真正离开过。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省城待了两年,换过两份工作,也谈过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最后在一个下雨的傍晚发现自己既不想升职也不想结婚,只想坐在教室里听人念诗。于是我考了教师资格证,又兜兜转转地回来了。
慕坪中学比我记忆中旧了一些。操场边那排白杨树缺了半边,据说是去年台风刮断的,断口处已经长出了新的枝杈,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教学楼的外墙重新刷过,从灰白变成了米黄,但走廊里的地砖还是老样子——黑白相间的,和梦里那家医院的一模一样。
我站在校门口,看保安室的老头换了人,以前那个喜欢听收音机的门卫退休了,新门卫不认识我,打了个电话后才让我进来。
我猜他打给的是闵校长,那个和蔼的老秃头。
我在登记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陈水。
不是陈一舟。是陈水。
这个名字我丢了很多年,后来又一笔一划地捡了回来。奶奶说,一水载一舟,一个人就够了。
我活了二十八年,终于觉得这句话有道理。
办完入职手续,我在教职工宿舍楼里分到了一间小屋,四楼,窗户朝北,能看见后面那栋灰楼的屋顶。那栋楼住着些老教师,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床单被套,风一吹就鼓成一面面帆。
安顿下来的头几天,我到处转了转。食堂、图书馆、实验楼、操场边的银杏树。那棵树还在,比我记忆中又高了一截,树冠遮出一大片荫凉,地上落着些青色的果子,踩上去噗噗响。
我站在树下,想起一些人。
高三那年我坐在最后一排,旁边那个不爱说话的男生总对着这棵树发呆。他叫席鸿秋,后来我们成了朋友。高考完他说想去学心理学,我读了中文,各自忙各自的,联络渐渐少了。但每年过年他都会发一条消息来,有时候是“新年快乐”,有时候只有一个句号。于是我也回一个句号。
像接暗号似的。
我想去找他。不是有什么要紧事,就是想看看他变成什么样了。
从慕坪到省城其实不近,但也不算远。我挑了个周末,背了个双肩包就去了。他在城西的一家医院上班,精神科,门诊楼三层最里面那间。我到的时候他正在听病人说话,隔着玻璃窗看见我,愣了一下,似乎想站起来。我连忙摆摆手,让他专心工作。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他终于出来了。
他比高中时高了一些,也瘦了一些,穿着一件白大褂,头发比以前短了,但眼睛还是一样的亮。
“你怎么来了?”他问。
“路过。”我企图在一个心理医生的面前说谎,并且毫无压力。
他看了我一眼,默契地没有戳穿。
我们在他医院对面的快餐店吃了午饭。他吃得很慢,一口菜一口饭,像是有强迫症。我问他工作怎么样,他说还行,就是忙。我问他有没有谈恋爱,他说没有。
然后他终于连着吃了两口菜,都咽下去后,他抬头问我,“最后还在做那个梦吗?”
我放下筷子,想起我之前确实和他絮叨过这件事。
“偶尔。”我说,“但不再害怕了。”
“嗯。”
他没问我“那个梦”是什么梦,我也没解释。我们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有些事不必说透,就像高中时他把写满“恨”字的草稿纸落在桌上,我替他收起来,他后来也没要回去。
吃完饭他送我上了车。站在车站门口,他忽然开口:“陈水。”
“嗯?”我侧过脸去看他,突然发现他眼角那颗痣浅了很多。
“你还吃药吗?”
他打断我的发呆,于是我回应他:“吃。每天一顿,减到最小剂量了。”
他点点头,沉默了几秒,又说:“能不吃就不吃。但别硬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