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1年10月13日,皮埃尔的一位名叫高培尔·拉瓦依斯的朋友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劝说皮埃尔和马克·安东尼放弃胡格诺教,改信天主教。不过这天他不是为这事而来的,他的家人都到乡下度假去了,他是来这里散散心的。卡拉夫妇热情招待儿子的朋友,并留他一起吃晚饭。卡拉在店铺关门后便陪客人吃饭,女仆让娜仍在厨房里忙于做菜。饭桌上话题沉闷,缺少朋友光临的欢乐气氛。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卡拉试图把话题转到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上,他提到了维尔饭店最近改建的一些趣闻。坐在饭桌上一直沉默不语的马克·安东尼听到提起维尔饭店,便马上来了热情,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一些他自鸣得意的见解。他的弟弟皮埃尔很看不惯他自以为是的样子,便嘲笑他是不懂装懂,故弄玄虚。马克·安东尼颇感不快,当女仆让娜为客人端上甜点心时,他借故离开了餐桌。
因有客人在家,卡拉夫妇没有介意大儿子的不快。再说他们也了解这位儿子的古怪脾气,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处。吃完饭后,他们和皮埃尔继续陪客人喝咖啡,晚上9点多钟,客人拉瓦依斯起身告辞了,女主人要皮埃尔送客人下楼。皮埃尔走到楼下,吃惊地发现店铺的大门洞开,他以为屋里进了小偷,赶紧走进柜台内点上蜡烛,烛光下的景象使他惊呆了:哥哥马克·安东尼居然吊在折门框上!他慌忙地尖叫起来,卡拉夫妇和拉瓦依斯也应声而来,他们一边割断绳子把马克·安东尼放下来,一边喊来医生进行紧急抢救,但由于为时太晚,谁也不能使马克·安东尼起死回生了。
开始,约翰·卡拉还以为他的儿子是被人谋杀的,当他确信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是自杀时,他恳求皮埃尔及其朋友为了自己家庭和死者的名誉不要向外人透露事情真相,因为天主教的法律是严禁自杀的。他一心只考虑到活着儿女的前途,却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厄运正在向自己扑来。
闻讯赶来看热闹的邻居们挤满了他的店铺,这时,有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乘机造谣中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诬蔑说,马克·安东尼肯定是被他的亲生父母杀死的,因为他最近改信了天主教,明天就要声明脱离胡格诺教,而按照胡格诺教的传统,做家长的是宁愿置儿子于死地,也不允许他改教的。他们立即请来警察,逮捕了卡拉一家和拉瓦依斯。
其实,胡格诺教从来就没有禁止改教的规定。狂热的天主教分子的指控完全是空穴来风,蓄意为人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了解卡拉一家的人都向当局证明,约翰·卡拉是一个仁慈、宽厚的父亲,对子女的宗教信仰并不加以干涉,他的那个名叫路易的儿子,不久以前因受女仆让娜的劝说,而改信天主教,卡拉并没有责怪他,甚至连这个爱管闲事的女仆也没有更换。笃信天主教的让娜也极力为她的胡格诺教的主人辩护,她说,一个60多岁的老人决不可能把一个体格健壮的青年人缢死,况且,在这所房子里还有她和拉瓦依斯两个天主教徒在场,他们不可能帮助主人杀死他们的嫡亲骨肉。
宗教狂热分子的无稽之谈,竟然被教会当局当作真凭实据。这个本来就违反天主教禁令而自杀身亡的人被教会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他的尸体被抬到教堂里,教会当局欺骗盲从的教徒们说,他的尸体将因神灵而复活。教会还装模作样地为马克·安东尼举行了庄严的弥撒祭,图卢兹大部分居民都出席了这一仪式。教堂中张着白幔,挂着一幅从外科医生处借来的骷髅,作为马克·安东尼的化身,它一手握着棕榈叶,作为殉道的标志,一手握着一张大书"弃绝异端"的纸条,作为安东尼因改信天主教而被谋杀的证据。一时间,图卢兹笼罩在狂热的气氛之下,宗教狂热分子和盲目的民众都把马克·安东尼视为圣人,虔诚地对其顶礼膜拜,有人为他祝福,有人向他祈祷,求他作出奇迹。许多人甚至还绘声绘色地传播着他带来的奇迹。
卡拉案件提交给图卢兹地方法院审理,法院控告卡拉犯有反对天主教会之罪。卡拉全家和拉瓦依斯都被轮番带到法庭受审,他们都坚持拘捕入狱前的口供,其他证人也都为卡拉一家辩护。由于许多狂热的天主教徒向法官施加压力,尽管卡拉谋杀马克·安东尼一案证据不足,图卢兹法院仍在1762年3月9日以8票对5票作出了最后的判决,判处约翰·卡拉车裂死刑,皮埃尔放逐,其他人无罪释放。3月10日,卡拉被押往刑场,当他途经自己生活了40多年的图卢兹大街时,不禁流露出深深的眷恋之情。在即将与自己的亲人永别之际,他内心非常平静,他不住地大喊"我是无辜的"。残忍的刽子手用铁棒打断了这位老人的臂骨、腿骨和肋骨,然后把他绑在车轮上让他慢慢死去,最后再在大庭广众之下焚尸。临死之前,卡拉对身边的神甫说:
"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子和孩子,但对于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尤其觉得遗憾……"卡拉的从容赴死,使在场的天主教教士都觉得他是无罪的,他们说卡拉虽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与殉道者的受难是完全一样的。
当伏尔泰听完这一宗教迫害事件的介绍之后,惊诧不已。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令人发指的事件,不论是图卢兹法院的判决,还是卡拉有罪,祸根都是宗教狂热,他一生中写过不少揭露宗教狂热危害的悲剧剧本,但是还没有一个剧本比得上现实舞台上的这个悲剧更使人毛骨悚然。他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开始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决心要弄清事实真相,以便伸张正义,保护无辜的人们。
当伏尔泰正在紧张地调查卡拉案件有关详情细节时,卡拉的两个儿子逃难到了费尔内附近,住在日内瓦。他马上派人把他们找来,交谈询问了几次之后,他确信约翰·卡拉是无辜的。他向卡拉的儿子表示,他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财力、自己的笔和自己的声誉,纠正图卢兹八个法官的致命错误,替卡拉伸冤。
伏尔泰积极为卡拉的平反昭雪而四下活动。他给许多有名望有地位的朋友写信,表面上是希望他们提供消息,实际上是想通过明确表白自己的态度,对他们施加影响,谋求他们对这一工作的支持。他还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有名的律师在内的15位律师都表示愿意为卡拉一案进行辩护,并分头取证,准备充分的材料。卡拉死后,他的女儿被关进了修道院,儿子亡命他乡,孤苦伶仃的卡拉夫人为了替丈夫伸冤只身前往巴黎,准备直接向国王申诉。当伏尔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写信动员巴黎的朋友对其进行照顾和帮助,巴黎高等法院的律师马利埃特亲自代卡拉夫人写了正式的申诉书。卡拉夫人在巴黎得到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同情和帮助,由于德高望重的伏尔泰奔走呼号,卡拉夫人还得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甚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也为之声援。卡拉一案轰动了整个欧洲。
在伏尔泰和一些自由思想家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同意复审卡拉案件。1763年3月7日,凡尔赛宫举行国务会议,讨论卡拉案件的处理问题,全体大臣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枢密大臣主持,一个法官以公正的态度详细介绍了卡拉案件的有关情况。会场外挤满了同情卡拉的各阶层人士,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务会议的决定。最后,国务会议派一位代表到国王的房间通报会议的决议:对图卢兹法院提出抗诉,责令它呈送审判过程的全部文件,并且要说明判决约翰·卡拉死刑的正当理由。国王表示同意这一决议。1764年,巴黎高等法院撤销了对卡拉的无理判决,伏尔泰为卡拉伸冤翻案的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1765年3月9日,即卡拉惨死三年整的这一天,法国枢密院正式宣布为卡拉一家完全恢复名誉,国王路易十五赐给卡拉夫人3。6万金币作为抚恤金。
在卡拉一案沉冤大白之时,许多法国人也因此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人们走上街头,汇聚到广场,庆祝理性和社会正义的胜利。30年后,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甚至还把卡拉作为革命的先烈来进行纪念和缅怀,革命之后成立的国民大会专门作出决议,在狂妄迷信害死卡拉的图卢兹广场建立一座大理石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国民大会奉献于父爱,奉献于自然,奉献于狂妄迷信的牺牲者卡拉。"
伏尔泰说过:"如果你要做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就要做一个殉道者,而不要做刽子手。"他为被压迫者仗义执言的行为,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卡拉的恩人"。
卡拉案件使伏尔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宗教狂热的巨大危害,他认为不宽容或褊狭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大力提倡宽容精神。在争取为卡拉冤案平反昭雪的过程中,他开始撰写又一部重要的著作《论宽容》。这部匿名发表的著作详细叙述了卡拉案件的始末,概括了作者对卡拉事件的看法,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宽容思想,宣传了他的自然神论和社会宗教的主张。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不仅仅只批判天主教的狂热分子,他还抨击一切宗教的狂热。他对天主教和新教都没有偏见,他一视同仁地批判它们的狂热和褊狭,只不过是因为天主教在法国是强者,作恶较多,因而受到的批判更多一些。在《论宽容》中,伏尔泰还倡导捍卫人民的权利,尊重人格的尊严。他认为,无论何人都有权发表他认为正当的任何言论,只要它不妨害公共秩序;任何政府没有权利由于人们的错误而处罚他们,只要这些错误不是犯罪。
《论宽容》的出版,成为启蒙运动又一重要的宣传材料,在以后的再版中,伏尔泰又陆续作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
3。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
卡拉事件是伏尔泰晚年亲身投入"消灭败类"实际斗争的第一起,后来他还为西尔文、拉拜尔和蒙巴义等人的冤狱而奔走过。他致力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不断地向弱小者伸出援助之手。
与卡拉案件几乎同时,1762年1月图卢兹法院管辖下的一个小镇卡斯特尔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恐怖案件。伊丽莎白·西尔文是一个不怎么聪明的姑娘,神情呆板,反应迟钝。一天,她离家外出后,一直没有回家。他的父亲保尔·西尔文到处寻找也没有结果,他心急如焚。几天后,该镇主教召见西尔文,并告诉他,他的女儿曾经到主教府上寻求庇护,现在已被送到女修道院监护。保尔·西尔文先生确信他的女儿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她肯定是被不怀好意的天主教徒绑架的。但是,这位软弱的胡格诺教徒没有能力解救自己的女儿,只能默默忍受心中的痛苦,听天由命。伊丽莎白在修道院里受尽虐待,以致引起精神错乱。7个月后,她被送回家里,但已是整天疯疯癫癫,无法正常生活。没过多久,这位疯姑娘又失踪了,一位准备取水的居民在井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很明显,她是在精神失常中自杀的。
但是,教会却指控这个胡格诺教家庭杀生祭神,并建议司法当局逮捕西尔文夫妇和另外两个女儿。西尔文夫妇预感大祸临头,慌忙带着孩子逃离家乡。当地法庭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西尔文夫妇绞刑,两个女儿必须目睹执行死刑。判决之后,刽子手当众烧毁了西尔文夫妇的模拟像。
伏尔泰为卡拉冤案争取平反的消息当时已传遍了整个欧洲,保尔·西尔文也早有所闻,他们逃到瑞士之后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费尔内拜访伏尔泰,西尔文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冤情,请求伏尔泰帮助。伏尔泰同情这位父亲的悲惨遭遇,并真诚地相信他们都是无辜的。他慷慨地资助他们生活,积极为他们安排向巴黎高等法院申诉,并于1766年发表了题为《关于卡拉和西尔文有争议的谋杀案的公开意见》的小册子,猛烈抨击宗教狂热,为西尔文伸张正义。在伏尔泰的努力下,西尔文案件很久以后也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伏尔泰《关于卡拉和西尔文有争议的谋杀案的公开意见》的小册子发表不久,亚眠附近阿贝维尔小城又传来了一起宗教迫害案。
阿贝维尔城修道院有一位品行端庄的女院长,当地法庭一位年近60的风流小警官贝尔法对其垂涎三尺,一直热烈地追求她。女院长多次表示拒绝,贝尔法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报复。
逃亡中的戴塔隆德到费尔内向伏尔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当伏尔泰得知法院的处罚方式后,他拍案暴怒,反动教会和司法当局竟残忍到如此程度,上帝的子孙不是变成野兽了吗?他决不能饶恕他们的胡作非为,他哀叹光荣的法兰西民族竟能允许这样的宗教迫害事件屡次发生。年迈体弱的伏尔泰实在不能平静下来了,他要为这一新的冤狱再次翻案!
伏尔泰立即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写信,请求他设法解救拉拜尔并关照已加入普军的戴塔隆德。
拉拜尔在亚眠法院判决后,被押往巴黎复审。在巴黎,他向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检察长认为拉拜尔确有冤情,建议撤销亚眠法院的原判,但最高法院25位法官在最后表决时,有15人坚持维持原判,这样,拉拜尔又重新被押回阿贝维尔,1766年7月1日,按照原判拉拜尔被斩首并处以火刑。在逮捕他时警察从其身上搜出的一本《哲学辞典》也被当作他的罪证投进火堆焚毁。
当伏尔泰弄清这一案件的细节时,拉拜尔已被处死。当初,他认为天主教徒拉拜尔只不过是个玩世不恭,不安分守己的年轻人,不相信他对宗教的挑衅行为有任何哲学背景。他听说拉拜尔读过《哲学辞典》这类自由主义书籍时,认为这是敌人别有用心的宣传。当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正式宣称拉拜尔亵渎宗教,原因是他看了现代哲学书籍,受到自由思想家的影响,并点了伏尔泰的名时,伏尔泰才相信这一案件与卡拉和西尔文不同,确实有非同寻常的政治背景。他非常恐慌,担心马上会牵连到自己,便赶紧离开了费尔内。离开几天后,他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于是又勇敢地回到了费尔内的家中。他又积极投入为拉拜尔冤案平反的斗争,7月中旬,他激愤地写下了《记拉拜尔骑士之死》一文,严厉指责法国司法制度为宗教狂热分子服务。
拉拜尔事件引起了伏尔泰对自由思想家在法国处境的担忧,腐朽的司法制度和狂热的教会当局既然连一个不满20岁、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的轻微鲁莽行动都不能饶过,那么他们能饶过早已如芒刺在背的自由思想家吗?他准备为哲人党兄弟们寻找安全处所,不过,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哲人党们不想离开启蒙运动正风起云涌的法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