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一儒者本土化的卢梭（第1页）

（一）儒者--本土化的卢梭

早期出现在文人笔下的卢梭形象与政教伦理相关。郭嵩焘光绪四年四月初三（1878）的日记中记道：

法人百年前有名华尔得尔者，著书驳斥教士。时教主之权方盛，欲以罪加之，华尔得尔闻而逃去，已而卒，教主乃焚其尸，当风扬尘。同时有乐苏者，持论亦同，皆为教士所深嫉

卢梭（乐苏）在这里与伏尔泰（华尔得尔）一样，是反教会的"著书"者。郭嵩焘是洋务运动中少数意识到西方政体可资清政府借鉴的开明人物之一，所以他的日记很关注英、法的历史、风俗、政治、教化。同时他又是一个典型的、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读书人。伏尔泰和卢梭因著书而获罪，在他心目中，自有一种认同感。不久以前，他的《使西纪程》就因有美化西方政教伦理之嫌而禁止刊行，最终他本人也被免去了出使英法钦差大臣的职务①。在郭嵩焘之后，王韬编的《重订法国志略》把卢梭列为"名贤先哲"。书中写道："如罗苏者，著书专述其生平所独得之创见，士大夫所刊诸书，四方争传，王侯贵人，专门名家，皆专尊崇其书，以先见为快。②"用名贤先哲来界定卢梭，赋予了卢梭一个传统的身份，其内涵对于知识界而言，具有相当丰富的儒家意味。尽管《重订法国志略》是依据日本高桥二郎译的《法兰西志》编写的，但"名贤先哲"的传统身份却完全是中国式的。

进入卢梭思想传播的译本时期，民约论已为知识界所共知，对卢梭的描述频频出现在各种文体的著作中。《浙江潮》第四期（1903）刊登了一部署名蕊卿的小说《血痕花》，其中对卢梭的描写很是生动具体："只见那边来了一位儒者，目光奕奕，丰采翩翩，虽是衣衫蓝缕，却早满面露出一段豪侠的精神来"，卢梭这个异国形象成了一位中国式的儒者，操着汉语，参与中国的事务，如他评论道："如今你们这老大帝国，昏昏君相，**民权，通国之人，大家甘心替奴隶做奴隶罢了，至于女权两字，两万万女子的脑筋中，影儿也没有见过，教他从哪里生出些智慧来呀。"这段文字使我们看到晚清时期，理解基于异质文化传统的卢梭思想，仍需要借助于知识界的想象。对于知识界的大多数人而言，西方的文化背景还是相当模糊的，他们只能在固有文化根基上来读解卢梭。古文经学派的学者刘师培（1884-1919）的这种尝试具有典型性。当时，年轻的刘师培思想激烈，自称"激烈派第一人"③，他试图将卢梭的民约论纳入儒学传统的轨道，用民约论来诠释儒家经典。1904年，他在《中国民约精义》中征引数十种典籍，论证民约思想也正是我国圣贤所真正倡导的精神，如他针对《诗·大雅·板》中"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所作的按语为："观民约论，以公意为立国之本，则太师之陈诗，讵非国家之重务哉？后世以降，若少陵（新安吏）诸什、香山（秦中吟）诸篇，皆有合于观风问俗之言旨，故诗即一代之史也，此古人所以闻诗知政也。"这种议论，不免有所附会，但有意无意之间，作者已让卢梭的民约论与儒家思想相互混融，难辨彼此。刘氏为《史记》所作的按语即为"隐寓民约之意"，而对黄宗羲的解说则是"其学术思想与卢梭同"。卢梭在刘师培笔下，由一个异国人，过渡成一位可与圣贤并列的儒家学者。

从著书者、才智之士到名贤先哲、儒者，卢梭的理论逐渐被赋予了儒学的意味，卢梭也由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变成了晚清儒者，这是一条异国形象本土化的道路，形象中原有的客观因素逐渐隐没，而虚构的成分却愈来愈多，这种以想象和虚构为主的形象，确切说来，应被称作"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