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告子下（第2页）

【评析】

人都可能成为尧舜。

这自然是源于“性善论”而鼓励人人向善，个个都可有所作为的观点了。

其核心问题还是一个：“不为”与“不能”。也就是《梁惠王上》里面所说的“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的问题。只不过从与梁惠王讨论的政治问题过渡到与一般人讨论个人修养问题罢了。所以，不管是君王从政治国还是个人立身处世都有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摆在面前。认识到这一点后，就能够树立起我们每个人立志向善的信念，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不断完善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归根到底，还是反对人自惭形秽，妄自菲薄，保持既自尊又自责。

这也许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所提倡的意义所在吧。”

【原文】

宋牼①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②，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③，我将见楚王说④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⑤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⑥。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⑦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注释】

①宋牼（kēng）：战国时宋国著名学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

②石丘：地名，其址不详。

③构兵：交战。

④说（shuì）：劝说。

⑤遇：说而相合。

⑥指：同“旨”，大概，大意。

⑦号：提法。

【评析】

孟子在此处所讲的道理基本上就是他首次见梁惠王时所说的那一套的翻版，只不过那次主要是针对从政治国问题，这一次却是谈论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了。

在孟子认为，和平当然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也特别支持宋牼维护和平的行为。但是，和平的前提是仁义，而不是利害关系。如果用利害关系去换得一时的和平，早晚也会丢掉和平，不仅失去和平，还会失去国家，失去天下。因为，基于利害关系的和平，实际上潜伏着很多不和平的因素，这就是人与人之间都以利害关系相互对待，一旦利害关系发生冲突，必然导致争斗，失去稳定与和平。相反，如果以仁义为前提赢得和平，则会保持长久的稳定与发展，不仅不会失去和平，而且还会使天下人心归服，安定统一。这是因为，基于仁义的和平，使人与人之间都以仁义道德相互对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人忠诚谦让，仁爱正义。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让世界充满爱”，哪儿还有什么战争的危机呢？

从理论上可以认为，孟子的理论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我们今天不是也依然呼唤“让世界充满爱”，呼唤世界的长期稳定与和平吗？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来看，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既然有军事行动发生，那么其中就不可能没有利害关系，也不可能有纯粹为抽象的仁义道德而战的战争和纯粹为抽象的仁义道德而罢兵停战的和平出现，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尤其没有这种可能。

因此，以仁义为基础的和平，在孟子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理想。正像以仁义为基础的战争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

【原文】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①，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②，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注释】

①乡道：向往道德。乡：同“向”，向往。

②与国：盟国。

【评析】

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论点，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黩武的作风，由此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把那种自称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作“民贼”。

实际上关键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矛盾。

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这样，战国又有几次“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倡导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正是仁义道德和“强兵”冲突所在。

对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辟土地，充府库”，这和他所谓“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看法。遭到他的抵制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