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九计 隔岸观火（第3页）

孙武平时盛气凌人，飞扬跋扈，共进会内的人对他也非常反感。黎元洪趁机挑拨孙武与其他革命党人的关系。凡有大家不满意的事，黎元洪都把责任推到孙武身上。他这样作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众人的不满情绪集中到孙武头上，挑起孙武与其对立派的斗争，待矛盾激化后，自己再以公正者的身份出现收拾残局，使矛盾双方都受到打击和削弱，自己乘机独揽大权。

倒孙的群英会事变，由共进会员黄申芳发起。群英会原是武昌起义前建立的会党性质的反清团体，以后加入了共进会。

1912年2月27日晚10时，碧血团（伤兵团体）、将校团（由起义老兵组成）、教导团（四川返鄂之原四十一标）、义圆团、学生军等，以黄申芳为总司令，在武昌城内采取暴力行动，驱逐孙武及其亲信，四镇统制邓玉麟、近卫军统制高尚志也在驱逐之列。

参与起事的人，均佩戴群英会徽章，手持白旗，上书“改良政治”、“驱除民贼”。“保商保民”字样，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等口号，上街游行，鸣枪示警。

孙武与亲信等逃避汉口。

事变发生后，由于“诸人协谋时各有忿心，本非一致，祸机即发，各赴其的，内务部和军务部同时被扰，各部人民纷纷逃匿”。事态闹大，参加事变的人员一时失去控制，“举动紊乱，秩序大乱，军政机关，破坏殆尽，乱兵盛行抢劫，借机报复。”

在混乱中，第二镇统制、文学社骨干张廷辅于当夜为乱兵所杀。蔡济民被绑架，经黎元洪力保，方被释放。

次日，黄申芳查抄了孙武在武昌的寓所。

28日，孙武在汉口发表退职宣言，辞职后寓居汉口。

孙武退职，他的亲信邓玉麟、高尚志等亦退职，武汉军政府内缺少了一个可以与黎元洪相抗衡的人物，黎元洪得以独揽大权。

孙武退职之后，黎元洪立即将妨碍自己掌握大权的军务部改为军务司，原军务部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也被去职，改任毫无权力的督府顾问。改组后的军务司，已推动军官任免奴。同时，又改组了军法处，使军法处成了黎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工具。

在改组军务处的同时，黎元洪又撤销了原总监察，改为纠察处。纠察处制度实行未及半月，又下令改为纠察院，大大缩小编制，规定纠察院总共仅留60名工作人员，其余近千人全部遣散。

在军队中，第二镇统制张廷辅被杀，近卫军因统制高尚志去职而撤销。第四镇统制邓玉麟去职。

其他各部，内务部长杨时杰被撤职，教育部长苏成章和副部长查光佛被撤职，实业部副部长牟鸿勋被撤职。

黎元洪乘机安插上他的心腹、爪牙。一时间，文人政客、旧官僚、旧军官等反革命分子纷纷进入军政府。

黎元洪终于掌握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加紧投靠袁世凯，出卖革命，屠杀革命志士了。

群英会事变，被当时武汉革命党人称为“二次革命”，最初拟定的革命对象是驱逐黎元洪，改组军政府，以后又收缩目标，专门打击孙武。由于对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仅仅把矛头指向孙武，而未挖掘根本的东西，事变的结果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而黎元洪则坐收渔人之利。

1912年7月，黎元洪为进一步夺取革命权力，提出军民分治的口号。随后，取消了军政府，设立了民政府，民政府设内务、外务、财政、实业、司法、交通、教育七个司。其中财政、实业、交通、司法四个司的司长是由革命党人担任。但实行了仅一个月，上述四位司长均易人，革命党人被完全排除出民政府，至此，黎元洪全面篡夺了湖北军政大权。

以退为进蒋介石下野观虎斗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北迁武汉，史称武汉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自称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另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总司令，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南京政府否认武汉政府的合法地位，武汉政府的汪精卫则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宣布撤消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武汉方面准备组织“东征军”讨伐南京政府，逼蒋下台。南京政府内部的新桂系对蒋介石也十分不满，同样逼蒋下台，在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决定下野。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上海。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了他的“辞职宣言”，同日回到老家奉化溪口。

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意味着他退出政治舞台，对蒋来说，下野是他采用的是以退为进，隔岸观火的政治谋略。他要避开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对他的攻击和新桂系对他的逼迫。他要等待时机，静观三大派的明争暗斗，在适当的时候东山再起。

当时在国民党内部有四派：一是西山会议派；二是汪精卫派；三是蒋介石派；四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蒋介石不辞职，其他三派都反对他，现在蒋介石激流勇退，处于超然的地位，三派就会火并，蒋介石就可以坐山观虎斗，隔岸观火，等待三派闹得不可开交时，再以公正者的面目出现，来收拾残局。

以后发展的事实是：蒋介石下野后，武汉方面不再“东征”。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派、南京政府暂时“统一”起来。9月份，三方协商在南京成立了一个32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中央临时机构，行使中央职权。汪精卫本想逼蒋下台后，自己独揽大权，结果，由于新桂系和西山会议派联合起来对付汪精卫，使得他的正统地位被否决，汪精卫只当了特别委员会中的一名委员。

没有得到权力，汪精卫十分气愤，9月18日成立特委会，21日他就跑回武汉，与拥有重兵的唐生智合作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南京政府令汪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服从统一，武汉方面置之不理。于是，双方交兵，李宗仁的新桂系打败了唐生智的军队，占领了武汉。

看到双方交兵火并，蒋介石非常高兴，火已烧起来，但他认为还不够大，还不是他出山的时机，于是就到日本去了。

汪精卫看到唐生智失败，就跑到了广州，又成立了一个广州政府。

11月10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国。

处在危难中的汪精卫，在蒋介石回国的第二天，就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同蒋介石合作。从逼蒋下台到与蒋合作，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就是利用蒋介石对付李宗仁的新桂系。

桂系怕汪、蒋联合，也积极向蒋介石伸出友好之手，建议南京政府、广州政府与蒋介石三方在上海举行会议。

由于蒋介石下野，造成国民党内部混乱，张作霖向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发动攻势，冯、阎压力很大，都呼吁请蒋尽快复职。

这样，蒋介石一下子成了各方面势力都需要的“大好人”，除西山会议派不买他的账以外，国内各派都讨好他。无形中西山会议派被孤立了起来，于是，蒋介石就一手策划了整倒西山会议派的行动。

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大会”，会上有人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时，枪声大作，死10人，伤20余人，凶手逃走，事后各地发起反对“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会议派葛建时制造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建时，发起了对“西山会议派”的“征讨”。

事实上，这起惨案是由蒋介石指使陈果夫一手制造的。

经过这个事件，西山会议派处于受审的地位，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在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里，汪精卫派倒了，西山会议派倒了，只剩下了桂系。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在上海召开，桂系南京政府，汪系广州政府，和西山会议派参加。三派吵吵嚷嚷，闹得不可开交，桂系指责汪精卫，汪精卫为了保护自己就首先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

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在南京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筹备。就这样，蒋介石又登上了政治舞台。

汪精卫为蒋介石上台出了力，但蒋介石并不领情，而以好意“劝告”逼迫他离开上海，汪精卫没办法，只得亡命法国，这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