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土耳其被迫参战（第1页）

土耳其被迫参战

马恩河之战，宣告了速决战的破产。

铁锹和有刺铁丝网打倒了枪和炮，堑壕战代替了运动战，整个西线，从佛兰德至瑞士边境，建立起了一条漫长而绵亘的阵地战线。在这条堑壕里，德国部署了近200万军队，面对着约达300万人的协约国士兵。

交战的双方相持不下，陷于僵局。

然而，手握军权指挥军队的那些协约国将领们，置正面突破已不可能的事实于不顾，依然认为借助密集的炮火和密集的人群，可以在西线取得突破。

于是，漫长的战壕，犹如一个粉碎人体的巨大磨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绞杀着无数的生灵，无数青年的鲜血，喷涌而出，汇成了河，通过600公里长的战壕，从瑞士一直流向大海。

陆军大臣基钦纳说：“我不知道还应该怎么做，这根本不是战争。”

可是不幸得很，这正是战争，每个二等兵都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内阁大臣们不是二等兵，这种僵持的局面使他们大感震惊，于是他们纷纷责备那些将领们。

海军大臣丘吉尔说：“面对着这个死结，一切的军事艺术都哑口无言了。指挥官和他的参谋人员，除了正面的攻击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计划，他的一切经验和训练使他们拒绝接受其他的计划。他们除了消耗政策外，也无其他的政策可言。”

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也说：“我看不出任何迹象来显示我们的军事将领们是在考虑什么计划，以使我们脱离现有的令人难以满意的处境。”

当军人变得沉默时，政客们就更是放言高论了。

陆军大臣想在西线取得突破，海军大臣主张对达达尼尔海峡采取远征性行动，印度事务大臣则只注意美索不达米亚境内的战役，殖民大臣则特别重视非洲的几个小型战争，财政大臣则希望从法国抽出大部分英军，用于中东战场。

但是，“这些政府中的领袖人物，对于一切技术问题都是毫无所知的。他们以为只要他们口中说一句做这个，那么这个就可以做好，真是错到了极点。”

1914年圣诞节前夕，海军大臣丘吉尔提出疑问：“我认为，在西部战线极可能双方中没有一方会有力量渗透到对方的战线之中。我不想发表最后的看法，但我的印象是，双方军队的态势不可能发生任何决定性的变化，尽管无可置疑的是，为了军事上的图谋，将付出几十万人的性命。难道除了把我们的军队送去啃佛兰德的带刺铁丝网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供选择吗?再者，难道海军的力量就不可能对敌人施加什么压力吗?”

要知道，英国的海上力量举世无匹，无人可敌。大英帝国的威望，正是建立在海上的。早在1905年，英法制定联合军事计划时，海军参谋长费希尔就强烈主张英国必须以海军作战为主。他信不过法国的军事能力，算准了德国人将在陆战中打败他们，所以认为把英国陆军送过海峡去一同吃败仗是无谓之举。

他所赞成的唯一的陆上行动是在德国的背后来一次大胆的强攻，他还选定了一个精确的地点——东普鲁士沿波罗的海的一段“沙土坚实的十六公里长滩”。这地方离柏林不过140公里，是从海路抵达德国首都的最后的一个地点，由海军送去登陆的英军可以夺取这块地方并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使百万德军无暇他顾”。此外，陆军的作战必须绝对限于“对沿海一带的突然袭击，收复赫耳戈兰岛，并驻守安特卫普”。

费希尔认为，陆军在法国作战的计划是“自取灭亡的愚蠢行动”，陆军部不知战争为何物出名的，陆军应当作为“海军的配属部队”来使用。

尽管他的意见最后没有被采纳，但是，利用海军，另辟战场的想法如同挥不走的幽灵，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

如今，西线的僵局和无谓的牺牲，使另辟新战场的主张越来越有市场，海军大臣丘吉尔成了这一想法最一贯和最有名气的倡导者。

丘吉尔等人主张“外围战略”，即运用英国的海上力量在欧洲翼侧——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开辟新战场。

丘吉尔认为，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关键在于能对俄国的军队提供足够的装备。为此，必须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将大量的装备补给由黑海运往俄国。此外，如果能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就可以使中东的形势大为改观，并为英国赢得若干盟国。

“只有对中欧的‘软下腹部’作这样的攻击，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丘吉尔何以会将目光盯住达达尼尔海峡不放?要了解其中的因由，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土耳其的历史。

当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土耳其有着许多敌人，而无一个盟友，因为谁都认为不值得同它结盟。100年来，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一直被窥伺左右的欧洲列强看作已奄奄一息，它们只等它死后下手。

可是年复一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病人却不甘死亡，衰弱的双手依然牢牢地抓住巨大家当的钥匙不放。自从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推翻老苏丹建立以他的弟弟为首而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主持的政府以来，在最近6年中，土耳其似乎已开始返老还童。

青年土耳其人在他们的“小拿破仑”恩维尔帕夏的领导下，决心重建祖国，锤炼出必要的力量，扣紧日趋松弛的权力纽带，驱走待机而动的鹰隼，恢复奥斯曼极盛时期的泛伊斯兰统治。

这一进程受到俄、法、英三国的注视，很不合它们的脾胃。三国在这个地区都有争雄的野心。德国是登上这个帝国舞台的后来者，有它自己从柏林通至巴格达的梦想，决定充当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保护者。

1913年，德国派出一个以赞德尔斯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前往整编土耳其军队，激起了俄国人的强烈不满。

俄国是土耳其的世仇，它觊觎君士坦丁堡已达千年之久，不如把这座位于黑海口的城市干脆称为“沙皇格勒”。那条叫作达达尼尔的狭小的著名出海通道，长仅80公里，最宽处不过5公里，是俄国终年可用以通向世界各地的唯一出口。

土耳其有一个无价之宝，那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各条权力之路的会合处。正因为这个缘故，100年来，英国充当了土耳其传统的保护人。但如今，英国已经不再把它当回事了。英国宁愿扶持一个软弱无能、乖乖听话的专制君主，而不愿看到一个重新崛起的土耳其。

1911年，海军大臣丘吉尔提醒土耳其，只要英国仍然是“欧洲唯一保持制海权的国家”，那么英国的友谊对土耳其还是大有用处的。可是，土耳其对英国的友谊，对英国同样有用这一点，英国人是不怎么放在心上的。

随着形势的日趋紧张和战争的迫在眉睫，土耳其人不得不选定站在哪一边的日子悄然临近。他们既怕俄国，又恨英国，也不信任德国，这弄得他们无所适从。“革命英雄”恩维尔是仅有的一心一意热烈主张同德国结盟的人。他相信德国是未来的浪涛。

而塔拉特贝伊则不像他那样深信不疑。此人是“委员会”的政治“掌柜”，他认为土耳其从德国人那里可以捞到的代价，要比协约国的出手为高。对于土耳其在一场列强大战中保持中立而幸存下去的机会，他毫无信心。如果协约国得胜，奥斯曼的家当就会在它们的压力下化为乌有；如果同盟国得胜，土耳其将成为德国的仆从。这实在让土耳其人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