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七疯汉之死（第1页）

七、疯汉之死

乾隆十六年政治节气转换的枢纽就是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

以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为内容、假托敢言之臣孙嘉淦之名的奏折底稿，从乾隆十五年七月至十八年二月在全国暗中流传竟达两年半之久。在追查伪稿期间，乾隆坐卧不宁，疑神疑鬼，他开始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编造，后来又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也怀疑过可能是被杀掉的原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当查办伪稿正紧张时，江南、湖广方面大吏又密报马朝柱聚众起事。据称马朝柱散发《诏书》和《檄文》，说“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乾隆不胜惊骇，他仔细推敲马朝柱《伪诏》和《伪檄》的文字，说二者的“文气心思”与伪造的孙嘉淦奏稿很相似，伪稿的撰造者是马朝柱也未可定。总之，突发的伪稿案使乾隆感到有一股不满和敌对的暗潮正在全国涌动，“太平盛世”并不太平。而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皆因即位以来实行宽大之政所至。

乾隆接受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和整肃。乾隆十八年正月伪稿案接近尾声，他降旨称：“此等奸徒，传播流言，诪张为幻，关系人心风俗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所谓“风俗人心”，乾隆有时也说“世道人心”，盖指社会风气人的思想。具体来讲，部分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反满民族意识，某些反封建专制体制的朦胧思想，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情绪，以至学术领域的“异端!’等等，都可以囊括于其中。在乾隆看来，这是关乎大清帝国安危的头等重要问题。这一点乾隆继承了雍正的思想。雍正明确指出过，盗贼明火执仗，是有形的，地方官即使想掩盖也势所不能；至于那些专以文字蛊惑人心的“匪奸”，如地方官不留心访察，尽可置之不问，很难败露。而权衡二者，“匪奸”之为害国家、淆乱人心，“甚于盗贼远矣!”这一段文字是雍正从他发动的吕留良等案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乾隆全盘接受，而且认识得更深刻，措施也更有力。对伪孙嘉淦奏稿一案，乾隆不惜倾全国之力，历时一年又八个月，必欲将其搞个水落石出，正是基于一切“奸徒”若要推翻清朝统治，则首先要造成舆论，以惑乱人心这样一种认识。既然最高统治者如此高度重视“风俗人心”对巩固政权的特殊重要作用，各级地方官员对文字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危险思想倾向岂敢掉以轻心?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追查伪稿案的恐怖气氛中，疯子王肇基触犯文网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巡抚阿思哈密奏，拿获介休人王肇基一名，此人前往官府呈献诗联，其中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警惕性甚高的阿思哈在折中又称，伪造孙嘉淦奏稿一案，王肇基“迹涉可疑”。乾隆谕示阿思哈：“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阿思哈连忙提来王肇基亲自审讯，王肇基供称，今年欣逢皇太后万寿，小子呈献诗联，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想讨皇上喜欢。阿思哈又问，诗联后叙语何以毁谤圣贤，狂吠悖谬?王肇基茫然不知所措，半晌才说：“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呈献的。”阿思哈再问与伪稿案的关涉，王肇基更瞠目结舌。严诘之下，所供语无伦次，一片胡涂。阿思哈只好以“此人似属疯癫，与伪稿案并无关涉”覆奏。乾隆接奏，承认王肇基“竟是疯人而已”，但这场闹剧至此并未结束，乾隆又通过军机大臣谕示阿思哈：“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造时事，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

不能“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只能从肉体上将其消灭了。怎么消灭?《大清律例》载，死刑分斩绞两种，“十恶不赦”重罪死囚，则适用凌迟极刑。还有一种处决人犯的方式叫“杖毙”，亦称“笞杀”、“棰杀”，即用竹杖击打犯人致死的刑罚，不载于律例，也不用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层层审核、刑部备案，只须督抚密奏，皇帝允准，即可执行，因之被认为是法外之刑，只是在小民聚众闹事，事态难于控制时，才将为首者于闹市通衢杖毙之，以迅速镇压民众暴戾之气。王肇基显然不属于这类情况，但乾隆特交待阿思哈，将“疯人”王肇基“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

这样，不仅一个王肇基被当众杖毙了，而且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乾隆盛世，精神病患者以文字获罪，轻则杖毙，自此案始。这里说的“轻则杖毙”，并非说刑罚轻，就其残酷程度而言，杖毙较之立斩和立绞要重得多，与极刑凌迟可称不相上下。章士钊在《沈荩》一书中描述了清末奉慈禧太后之命杖毙反清志士沈荩的惨状：“乃拽荩，以竹鞭捶之，至四时之久，血肉横飞，惨酷万状，而未至死，最后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刽子手们不停地用竹鞭抽打死刑人犯，竟至“四时之久”，还没有打死，分明是看准了不打要害之处，这和慢慢地千刀万剐究竟有什么区别?!

时隔不到两年，人们又可以真的看到凌迟精神病患者的盛况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十四日正午，署理山东巡抚杨应琚亲临法场监刑，面色死灰、口中喃喃的钦定逆犯丁文斌在济南被当众凌迟处死。

这是清朝开国一百年来，第一个因文字获罪被处以极刑的精神病人。

丁文斌智能平常，品行无懈可击，只是一阵阵耽于遐想，或出语荒唐，因此被家人邻里呼为“痴子”。他原籍浙江上虞县，父亲死得早，随母亲在杭州长大。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曾一度投靠叔祖丁芝田。丁芝田是个塾师，看文斌年纪稍长，教过他几本《论》、《孟》。但这孩子自幼孤僻多疑，不招人喜欢，丁芝田随教随辍，《四书》还没讲完便罢了手。到十几岁时，丁文斌又跟母亲往投哥哥丁文耀。文耀比文斌大十一岁，家住松江府华亭县，有时打烧饼卖，有时去面馆帮工，勉强糊口。家中凭空添了两张嘴，虽说至亲，嫂嫂秦氏还是不满意，不免常有怨言。文斌母子俩只好常常外出佣工，炊煮服役，什么下贱事都干，江西、湖广，路途再远，只要有人雇用也从不推辞。

乾隆十二年（1747年），在艰辛与屈辱中操劳了一生的母亲病死了。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慈母，丁文斌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终日闷闷无语。面壁出神。不久又染上了抽烟的毛病，常常在烟雾缭绕中想入非非。侄子们讨厌他，开始叫他“痴子”，文斌为此气得不行，但也无可奈何。他生来弱小，不能像哥哥那样卖力气为生。好在小时候毕竟喝过墨水，认识些字，诗日子云、圣经贤传之类还能讲解几句，加以写得一笔不错的字，所以在他头脑清楚的时候，总还有个把小户人家送子弟给他教。这样，在母亲去世后的两三年里，他断断续续过了些安稳生活。不幸后来精神越来越不正常，“痴子”越叫越开，蒙馆这条谋生之路也就断了。实在没饭吃，就在家里给路人算命测字，去米铺给老板舂米，到茶馆帮人烧火拉风箱，聊以糊口。渐渐的在本县又混不下去了，就到苏州等地写对子送给店家讨几文钱。断炊之日，难免不顾斯文，沿街乞讨，受尽了白眼和凌辱。

虽然过的是猪狗般的日子，可丁文斌却偏偏有数不尽的非分之念。三十几岁的汉子，没有妻室，难免渴望异性的温情，也常常被难忍的性欲所煎熬。在本县董恒山开的茶馆中拉风箱的半年，董家年方十五的姑娘着实让丁文斌心醉神迷，他拼命压抑折磨着自己的情欲。极贫至贱的现实不准丁文斌对董家小姐有所奢望，他就暗中编织些五彩缤纷的才子佳人之类的故事聊以**。当然，丁文斌最渴望的是钱，大发其财，一夜之间变成富翁，但现实哪有如此的幸运?他不甘心，就精心设计了制钱的式样，取什么名目呢?“乾隆通宝”不能用，也不敢用，搜索贫乏头脑里那些支离破碎的故典，最后确定为“太公九府钱”，自己心中暗喜，不过，毕竟不能拿去用。丁文斌想来想去，总算弄明白了，为什么穷，为什么被人轻贱?说到底，还是没权势。讲权势，世上至高莫如皇帝，接了帝位，金银财宝，名誉尊严，以及成群美如天仙的妃嫔，一切都有了。当皇帝，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是丁文斌吞云吐雾之际脑海里浮现出的种种缥缈幻影中最令他心驰神往的。他饥肠辘辘地沉耽于五彩缤纷的遐想之中，这使被强行压抑的欲念得到暂时满足，但眼前冷酷的现实总是无情地将幻想的泡沫撞得粉碎。每当他从幻梦跌回冷峻的现实世界时，总感到锥心般的痛苦和绝望。这样，丁文斌就更处于持续不断的精神苦闷之中。

丁文斌的处境太可悲了，甚至比他身边的平头百姓还可悲。那些做田的，扒粪的，帮工的，卖艺的，也有种种欲望，但他们安分守己，知道自己到底值几文钱，加以会一两种营生，故而饮食男女之类的本能欲望、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可以得到基本满足，不至于失去控制而对现行社会秩序造成破坏。丁文斌则不然，他读了几句书，因此滋生了种种奢望，总想着“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什么的，不时还作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的美梦。不幸的是，他资质平常，也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可能循着“学而优则仕”的途径爬到人生金字塔的顶部，去做人上之人。更为不幸的还在于，他缺少一副机能健全的大脑。推其原因，不能排除由某种遗传因素所致，但自幼颠沛流离的生活，慈母遽尔逝去的强烈刺激，长期持续纠缠的精神苦痛，无疑加剧了他先天性的大脑器质性疾病。总之，丁文斌比身边劳苦大众，比许多落魄书生的命运更凄惨。他既不能用自己的体力，也不能以自己的文墨之长去谋取一件勉强糊口的差事。他属于太平盛世中最值得世人同情，最应该得到国家救济的悲惨无助的特殊群落。

丁文斌接近中年的时候，精神疾患的种种症候越来越明显了，他渐渐丧失了调节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丧失了对自己行为后果辨识的能力。早在母亲去世前，丁文斌就时不时地听到身旁有人对他讲话，奇怪的是，周围竞空无一人。自母亲离他而去，这种带有指令性口气的声音在耳边出现得更频繁了。他同别人讲过几次，但谁能相信他的疯话呢?久而久之，丁文斌开始确信这声音来自冥冥上苍，是上帝对他的特殊眷顾，于是虔诚地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动。乾隆十三年（1748年），母亲死去的第二年，丁文斌受到上帝的启示，开始埋头著述，转过年来就完成了《文武记》两本、《太公望传》一本，趁着江苏学政庄有恭到松江府按试，他跪在路中拦轿，把书献给了庄大人。庄有恭点过元，很有才气，丁文斌相信只有他才看得出自己的道德学问。可惜拦舆献书之后，竟如泥牛人海，杳无音信。

在贫困与焦躁的煎迫下，上帝的声音又频频出现在耳边，这次是命他将旧作改写为《洪范》和《春秋》。他陆陆续续做了些增删订补工作，并遵照上帝之意，把每章之后的“丁子日”统统改为“天子日”、“王帝日”。丁文斌何以从“丁子”成为“天子”、“王帝”呢?原来他自认为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年幼时，丁文斌曾随叔祖丁芝田去过一趟山东曲阜的孔府，听过衍圣公孔广綮讲过尧舜之道。乾隆十六年（1751年），丁文斌听说孔广棨早已去世了，幼时朦朦胧胧的孔府之行的记忆一下子又浮现在眼前，心里便想：“老衍圣公能守尧舜之道，自然应该居天子之位。我小时候蒙老衍圣公传过尧舜之道，不和传位于我一样么?”不久，身旁又常响起上帝的声音：“老衍圣公见你讲道论学，与舜无异，故传位于你，还把他两个女儿一起许配给你了。”丁文斌乐不可支，觉得既受位于尧，自当以“天子”、“王帝”自居；既接受了帝位，就得定国号、年号，另颁一部《时宪书》，让天下臣民尊奉新朝正朔。从乾隆十六年起，他赶修出一部《钦定时宪书》，把国号定为“大明”——他并非有什么“复明”的政治野心，不过取《大学》“明明德”之意；年号则用“天元”。这一年孔广棨已死去六年了，丁文斌想自己即位也自然有六年了，因此《时宪书》上写的是“天元六年”。过了两年，丁文斌检讨政绩，很惭愧，经请示上帝后，决定改国号为“大夏”，取“行夏之时”的意思，改年号为“昭武”。所有改动之处都写在“天元八年”，即“昭武元年”的《钦定时宪书》里了。

丁文斌自居九五之尊，自然要有数不尽的创制封典之类的大事要增写进《洪范》与《春秋》之中。新一代衍圣公孔昭焕是自己的大舅子，封他为“冢宰”、“平虏将军”；孔叔舅封为“大宗伯”；孔伯舅封为“大司徒”。哥哥文耀不明道理，常常骂我“痴子”，但我既君临四海，理应封他个什么，叫“夏文公”吧。死去的父母自当封王封后，杭州有个族叔，叫丁左白，是个贡生，封为“太宰”。还有茶馆董老板的闺女，心仪已久，早想娶过门，先封为“董妃”再说。其它如制钱式样、名称、冠婚丧祭礼乐制度等等，也统统记载在《洪范》与《春秋》里。除了要记这些体面的事情外，还需将有仇怨、要报复的人也记进书里。哥哥一家不好，所以记为“兄顽嫂嚣侄傲”；李回回的妻子诓骗母亲去江西给人当佣人，也须记上一笔。而自己最恨的人莫过于松江的张七，这张七是原任刑部尚书张照的儿子，名应田，号伯耕，他竟抢在丁文斌前头把衍圣公的长女娶走了，害得他只能在自著的书里当衍圣公的女婿。但丁文斌并不能确知张七的名字，号究竟是那几个字，就在书里记上对“张不赓”夺妻之恨。另外，张家办喜事极尽铺张奢华，丁文斌痛恨不已，这当然也成了《洪范》、《春秋》里的内容。改写完毕，丁文斌曾送给家住丰乐桥的徐旭初、米店店主的父亲王先生及蔡先生看过。这几位拜读之后，有的不上半天就掷还了，有的还书时什么也没有说。

乾隆十八年春夏之交，哥哥丁文耀与旁人搭伙往杭州卖鳝鱼去了，丁文斌没人可怜，连饭也没得吃，无可奈何之下，凑了一两多银子，北上山东曲阜，打算将所著的书呈交衍圣公，或许能得到他的赏识。五月中旬走到苏北宿迁的中兴集搭船，遇见一个姓田的河南汉子，到台儿庄下船的时候，丁文斌就教姓田的替他挑行李，说好到曲阜给二百文钱。这行李说来也同它的主人一样寒酸：一边是个小篓子，里面装着几本用油纸包着的书，另一边是一条毡子包着铺盖，好在轻得很，姓田的河南人答应了。一路上，只见丁文斌下了店，就吃饭吸烟，上路后，光着头，打着破雨伞，跟在后头，仍默默无语。五月二十八日走到曲阜孔府，丁文斌先进去，起初听到里面有争执之声，然后安静了下来，没过多少时辰，姓田的就见孔府的人把丁文斌拿了。

原来衍圣公孔昭焕听守门人役禀报，说有亲戚丁文斌携书求见，不胜惊诧，心想浙省哪有这个穷得像叫花子似的丁姓亲戚。于是让守门人役再详加询问，未久，送进丁文斌亲书一纸，只见上面写道：

予小子丁文斌原系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有族叔丁芝田在北路教习，曾与先岳老圣公为盟，予小子带府中留住数日。后予小子回松，荷蒙岳父面命，今在松修道，续成《洪范》、《春秋》五本，已终帝命。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所以卫孔门之道。敢申达尊览，余面谈不暨。

孔昭焕见写得云山雾罩，料定来者不善，遂命门役搜出《洪范》、《春秋》和《钦定时宪书》旧册几本，看到《大明》、《大夏》、《天元》、《昭武》字样，急命将丁文斌拿下，发交曲阜县羁押。随即密札山东巡抚杨应琚查办。衍圣公有专折奏事特权，孔昭焕将诸事料理妥帖后，又缮具密折一件，向乾隆皇帝陈报此怪诞狂悖之事。

署理山东巡抚杨应琚是在六月初二日接到孔昭焕密札的，当时他正在兖州府鱼台县查捕蝗蝻，见有投递逆书的要案，不敢少有延误。一面命曲阜县令迅将逆犯丁文斌就近严密解送兖州候审，一面连夜赶驰兖州。

在杨应琚的亲自主持下，审讯自六月初四日就开始了，但令杨应琚和参审的刑官们哭笑不得的是，原来此人整个一疯子，一场虚惊!这样于来，问供就不无调侃戏谑的味道了。且看当时问供记录的片断：

刑官问：“你既是小家出身，现在看你形如乞丐，当年衍圣公怎肯与你结亲?况结亲从无两女同许一人之理，又并无媒妁，显属无赖了。供来!”

丁文斌供：“小子结亲是奉上帝之命，何须媒妁呢?那一夫—二妇乃尧舜之道，舜妻尧之二女，班班可考。当年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实应称帝。他看小子讲道论德，与舜无异，故传位于小子，以二女妻之。这都蒙上帝启迪所成。小子闻得老衍圣公殁了，就接了位……”

听到这里，问供的刑官忍俊不禁，相视莞尔。但逆犯供单将来要恭呈御览的，此案关节之处，丝毫不敢大意。这关节之处，就是丁文斌著作逆书是否有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