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九月晕而风（第1页）

九、月晕而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初春，经历了头年特大水灾的河南、山东、江苏三省的毗邻地区一片凄凉景象。低洼的田地到处汪着积水，灾民卖儿鬻女，四出逃荒。然而地方官却无暇顾及赈恤灾民，原因是皇上南巡的车驾即将过境，诸多的迎驾准备工作已经把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了。

乾隆帝是正月十一日自京师启銮，开始第二次南巡江浙的。去秋的水灾’他有所了解，所以南巡之始即对途经的山东济宁等五州县及江苏徐、淮、海三府特破例加赈数月。但受灾最重的豫西归德府下各县却没有普沾恩泽。这倒不是圣驾不经过那里，皇帝有所疏忽，而是河南巡抚图勒炳阿未将去秋严重灾隋向乾隆帝如实奏报。

豫西一带民情汹汹，有些侠肠义胆的人开始暗中串连，准备当皇上南巡过境之际遮道叩阍。不少乡绅也对州县官吏颇有怨言，希望皇上能够了解实情。一月下旬河南在籍布政使、夏邑县人彭家屏前往山东接驾，他决心借觐见天颜之机，剀切陈情，为乡梓做件好事。恰逢皇上垂询地方情形，彭家屏就原原本本讲了豫西夏邑、商邱、虞城、永城四县去秋大雨成灾，而以夏邑独重。据彭家屏所奏，水、旱、蝗灾河南历年难免，而惟独此次群黎啼饥号寒，流离失所，甚至有欲铤而走险者，巡抚图勒炳阿讳灾不报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听了彭家屏的陈奏，乾隆帝心中不快。他对臣下揭露太平盛世的缺失素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特别是彭家屏，身为本地缙绅，有心邀誉乡里，更难免言之过甚。彭家屏曾为方面大员，乾隆帝对他本来就没好印象。此人是康熙六十年进士，从刑部司官一直作到布政使。雍正年间，他攀附深得圣眷的疆臣李卫，乾隆帝即位，他总是借端攻击李卫的政敌、大学士鄂尔泰。在乾隆帝的心目中，他不过是李卫门下的一条走狗。乾隆二十年，帝召彭家屏来京面询政事，遗缺江苏布政使派别人顶补。彭家屏很知趣，以病乞罢，返回故乡夏邑养老去了。彭家屏此次面奏，告发巡抚匿灾，在乾隆帝看来，是地方缙绅干预公事，但终归没有查清事实，因而又不便发作。

过了两天，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赴行在朝见，乾隆帝询问豫西灾情，图勒炳阿矢口否认夏邑等县去秋成灾。乾隆帝就让图勒炳阿带同彭家屏前往豫西实地查勘，表示要公正处理图、彭互讦一事。

图勒炳阿的查勘尚无结果，乾隆帝便了解到了实情。车驾过济宁时，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全面奏报去年水灾，特别指出“惟夏邑被灾独重”。这有些出乎乾隆帝的预料，但考虑到张师载这个人品行朴实，与彭家屏又素无瓜葛，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而图勒炳阿却不知皇上的判断起了反复，二月初便把勘查的结果奏报乾隆帝。据他说，去年雨水诚然过多，但高粱仍有九分收成，谷豆小有减产，不过二、三、四分不等。他建议，眼下开仓平粜即可，不必赈济。乾隆帝知道他在说谎，但又总觉得这类粉饰语句听起来入耳，想了想，就在他的奏折折尾用朱笔批示：“你终不免有文过之意。今后须改过，再如此则不恕矣。”这番温谕之后，乾隆帝又让他查明地亩，给赈一月。至此，是非业已判明。图勒炳阿如能遵照旨意，切实办赈，稍稍安抚一下濒临绝境的饥民，很可能将各种矛盾缓和下来，不会再起波澜。而事态的发展又偏不如此。

四月初，乾隆帝结束南巡后，为巡视河工，又顺道深入视察了苏北徐、淮两府属下桃源、宿迁、郑州、睢宁等州县。所到之处，只见成群结队的灾民鸠形鹄面、衣不蔽体，令人不忍卒睹。这一来乾隆帝总算对去年水灾之重有了一点直接的感受。联想到与徐、淮犬牙交错的豫西各县，那里的百姓自不免沟壑流离之苦。为证实这一点，乾隆命随行的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

就在观音保密访豫西的十来天中，乾隆一行正从徐州府向山东境内进发。四月七日，忽见有人跪在御道旁，高举呈状。经讯问是河南夏邑民人张钦和艾鹤年，向皇帝告发本县县令孙默办赈不实。乾隆帝颇感不快，既然已命图勒炳阿加赈一月，刁民为什么还敢作无厌之求?于是下令将张钦、艾鹤年解交图勒炳阿审办。两天后，乾隆帝行至山东邹县途次，又有夏邑县人刘元德告御状。据刘元德诉称，很多实在极贫户并没有得到赈恤，另有的胥吏因缘为奸，侵蚀赈粮归己。刘元德请求撤换县令孙默，让贤而爱民的人为父母官。一起接一起的遮道呈控，而且都是夏邑人所为，使乾隆恼怒异常，他很有些疑心背后有人操纵指使，而彭家屏的可能性最大。审问刘元德的结果，暗中主使，商同具词，给与盘费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彭家屏，而是本县生员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乾隆特命侍卫成林押解刘元德，交图勒炳阿深究主谋，严审具奏。与此同时，又降下一道谕旨，让夏邑等县百姓静候赈恤，即便地方官奉行不善，也要待该管上司查明参奏，不得藉端妄诉。在谕旨中，乾隆帝还打了一个比喻，让愚民明白皇帝、官吏与百姓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朕岂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而抗其父。此等刁风断不可长!”“祖父”不准他的“爱孙”控告暴虐之“父”，“爱孙”如果为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向“祖父”求救，则被视为“刁民”，要押交“其父”去审办。但“祖父”一旦通过自己的耳目发现了事情真相又当如何呢?

四月十八日，驻跸德州行宫。观音保风尘仆仆返回向皇上奏报此行密访的所见所闻：夏邑等四县系连年受灾，去秋大水，有如雪上加霜，穷黎惨状真令人不堪人目。观音保办事很精细，他在夏邑买了两个小孩，统共享钱不足500文!观音保掏出这两张卖身契恭呈御览，作为此次微服访察所作结论的有力佐证。

面对确凿事实，乾隆帝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姑息图勒炳阿、孙默之辈，势必张显吏治的腐败，不利于国本的稳固，也有损于自己爱养子民的形象；严惩图勒炳阿等不称职的官员，无疑又会助长动辄越级上控的刁风，甚至可能煽起百姓闹赈罢市，不服该营长官，对统治秩序的危害更是严重。连日来发生的几起越境申诉表明，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权衡再三，乾隆帝决定官、民两方都不可姑息放纵。四月十八日当天即降旨将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效力赎罪；夏邑、永城二知县亦革职拿问，以为讳灾者戒!同时通谕夏邑等四县的百姓：巡抚、知县的罢斥，并不因有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遮道呈诉。彭家屏令就近还家，不得以乡绅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从严交山东巡抚鹤年审办。“祖父”似乎不偏不倚，将“虐父”与“刁孙”各打五十大板。但此中明显地隐伏着反复的因素——乾隆帝惩治图勒炳阿等是不情愿的，至少是选择这样的时机极不策略。

两天以后，即四月二十日，侍卫成林回奏，情势急剧逆转。

成林遵旨押解刘元德去后，四月十六日抵夏邑县，当天传讯段昌绪，段拒不到官。知县孙默亲赴段家查拿，在段昌绪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康熙十二年冬平西王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起兵反清时，曾传檄四方，以明朝遗臣的口吻对清朝“窃我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以及入主中原以来的种种暴政大加声讨。时隔八十余年，段昌绪仍传抄收藏这一反清檄文，孙默和成林认为仅此一端，就足以证明他的主使旁人到皇上面前告发地方官办赈不实乃属包藏祸心。乾隆帝听了成林的陈奏，又仔细审阅了查抄来的吴三桂反清檄文，只见段昌绪在如下一段话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彼夷君无道，好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要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由此可见，段昌绪与吴三桂檄文产生了思想共鸣。乾隆帝深感夏邑县的闹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巡抚、知县匿灾不报、办赈不力固然激起了民情**，但严重的是，这种情绪被某些心怀叵测的士人利用，借此煽起了闹赈抗官、叩阍申诉的政治对抗行动。凭着丰富的从政阅历，他认为应及时调整策略，把打击对象集中在已经暴露和隐藏在深处的政治异己势力方面，对工作上有过失的地方官则要加以保护。只有如此，才能震慑蠢蠢欲动的百姓，稳定当地的统治秩序。

基于以上考虑，乾隆立即采取了下面四项措施：一、图勒炳阿不必革职，仍留河南巡抚之任，理由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二、夏邑县知县孙默“能查出此事，尚属能办事之员”，与永城知县一并不必革职拿问，各仍留原任；三、命直隶总督方观承驰驿前往，会同图勒炳阿追查段昌绪“伪檄”抄自何处，穷究审办；四、命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查抄，是否亦有“伪檄”。这最后一项措施最令人莫名其妙。乾隆是这样解释的：“段昌绪既有此书，传抄何自?此外必尚有收存，即彭家屏恐亦不能保其必无。”揣摩其中的含意，不难发现乾隆，深疑彭家屏与段昌绪乃一丘之貉，都是从汉族反满的立场出发，借地方官员的失误而煽动乡民闹事的。而彭、段相比，乾隆更重视彭，因为他是在籍二品大员，具有相当可观的政治号召力。离开德州北上后，乾隆又陆续颁发谕旨，命彭家屏来京听候讯问，派出三泰、苏勒德作为钦差大员驰赴夏邑彭家，严密查抄一切书籍文字。

四月二十六日乾隆回銮至圆明国，结束了此次风波迭起的南巡。第二天召见九卿科道，彭家屏以戴罪之身也奉谕参加。乾隆首先向臣工叙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列举南巡途中颁发的一系列谕旨，表明自己体恤灾民，爱养黎元的本心，以及在处理图勒炳阿、彭家屏、孙默等人时一秉至公的态度。在声势造成以后，即开始了对彭家屏的质问：“朕为恩待你呢，还不为恩待你?”彭家屏沉静地回答：“皇上大公，非为臣一人。”彭家屏之意，是说皇帝从国家社稷出发，对任何一个臣子都谈不到私情。这话如在别的场合，自然没有问题。但出诸此时彭家屏之口，就分明有抵触的意味。乾隆帝见彭家屏竟无感恩之意，不免再低头审视，只见跪奏的彭家屏面色死板，毫无惶悚服罪的样子，心中越发恼怒，下面质问的语气自然严厉起来：

“你家必定藏有伪檄，如能自首，尚可开一线之路。”

“吴三桂伪檄，臣实未寓目。”

“即使如此，你家也必定藏有与伪檄相类的诋毁悖逆之书!”

“……”彭家屏支支吾吾，半天才回答：“臣家原有明末野史数种，存留未烧，但臣确实不曾阅看。”

“既然说未看，你如何知道其不当存留?天下岂有只见一书之名目，而就能了解其为何等书吗?家有藏书，当然难以遍阅，但既已知道为不当存留之书，而又故为藏匿，是诚何心?”

锐利的词锋逼得彭家屏频频叩首，唯唯认罪。据他交待，家藏的明末野史有《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及抄本小字书若干种。乾隆随即降旨：彭家屏革职拿问，俟方观承等查奏到日，审明按律治罪。

方观承的奏折很快到了，但他并未如乾隆帝所期望的那样把彭家屏收藏伪檄及明末野史一事查个水落石出。据方观承奏，刘元德供称，其呈词彭家屏之侄彭型曾传递阅看，既如此，彭家屏已属知情。乾隆帝认为，方观承没有详究逆书实迹，却专以刘元德控告一节来定彭家屏的罪案，乃属轻重倒置。特命军机大臣传谕方观承，不必为刘元德一案所纠缠，要把查办重点放在藏匿逆书上，并寄去彭家屏所供明末野史诸书名目，命方观承逐一详查具奏。

其实，方观承倒不是有意避重就轻，对彭家屏有所袒护。自从他接奉谕旨负责查办彭案来到夏邑之后，曾数次前往彭家搜查，非但查不出“伪檄”，连内容稍有忌讳的书籍也一本未见，因此他才以主使刘元德呈控一节请旨定彭家屏之罪。接奉乾隆新的谕旨后，方观承立即将彭家屏之子彭传笏及亲信家人隔离看守，分别审讯，明示他们所追各书都是彭家屏在京亲供，如再坚执不认，即当照律缘坐，立行正法。几经追问，彭传笏终于招认：四月十六日他得知从本县生员段昌绪家查出逆书，遂连夜查阅家中藏书，见有明末野史等抄本，恐有违碍，概行烧毁。其时家父在外，确实不知此事。方观承立即具折奏闻，乾隆命方观承将彭传笏等亲自押解来京，交部严审。

六月六日，经军机大臣、九卿、科道会审，彭家屏拟斩。乾隆谕：“彭家屏本应斩决，但所藏之书，既经烧毁，罪疑惟轻，着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彭传笏亦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彭家屏的家产除酌留养赡家口外，分赏该地贫民。至于彭家屏为什么“本应斩决”，乾隆作了如此解释：“以彭家屏居心观之，则其所抄藏者，白系诋毁悖逆之词，又焉知其不加以批阅评点?”这是典型的诛心之论!

就彭家屏所供的几种明末野史而论，这些书籍在当时并不难找到，并非彭家屏秘藏的海内孤本，法司定罪时，完全可以找出这些书籍，检查其中是否有“诋毁悖逆”之词。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乾隆不去调阅这些书籍便断定彭家屏所抄藏的几种明末野史为“诋毁悖逆”，真是专横到了极点。在彭家屏的罪名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又谈什么“罪疑惟轻”，只能暴露出他的虚伪。《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似为《南渡录》）等书或记明末事，或记南明弘光朝事，对清人绝无诋毁悖逆之词，如果一定说不利于清廷，那只能说这些野史的个别章节涉及到了满洲的前身——建州女真，充其量不过字句稍有“违碍”。至于《豫变纪略》，写的是所谓“闯贼之祸”，更与清人无干。彭家屏是河南人，李自成军在河南之事有些是他所目击的。乾隆八年他还为《豫变纪略》写过一篇序文，其中说：“叹当时之丧乱，幸今日之太平，可以动君子之鉴观，觇细民之匪群，是有功于世道，非仅以博旧闻也。”乾隆说彭家屏极有可能作了敌视清人的“批阅评点”，这太冤枉彭家屏了。白纸黑字的序文，证明彭家屏是绝对忠诚于清廷的。乾隆无视这种种并不难找到的证据，必欲加之以罪，严加惩治，说到底是只有如此结案，才能达到乾隆发动此案的目的：杀鸡给猴看，借彭家屏震慑汉族臣民。这样一来，彭家屏的冤狱还不会就此了结了。

本年七月，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为置彭家屏于死地，奏称他曾刊刻了名为《大彭统记》的族谱，内容“甚属狂悖”，这就为乾隆杀彭提供了借口。乾隆认为《大彭统记》的问题极为严重：彭家屏说“大彭”得姓之始，本于黄帝，其意何居?以《大彭统记》命名，这“大彭”与累朝国号有什么区别?该族谱凡遇庙讳及御名（即清初诸帝和乾隆的名字）皆不缺笔。这最后一点，乾隆特加说明：“朕自即位以来，从来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者可比，其心实不可问!”乾隆认为他“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从宽即赐令自尽。

彭家屏被冤杀了，但他的死却给自己的家乡带来了某些意料不到的实惠：夏邑等四县历年旧欠钱粮银谷一并豁免；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亦概予蠲免；派员通盘筹划根治归德府属各县历年受灾之源；彭案了结后，立即调图勒炳阿还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一职；夏邑、永城两个不知体恤百姓的知县仍革职按问。

一潭死水激起的几轮微澜就这样平静了下来。夏邑等县的绅衿士庶们在享受着彭家屏、段昌绪这些为民请命者、带头闹事者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时，也从他们的下场领教了诸多有益的教训：要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头顶上的父母官再贪虐，也要静待圣明天子来处置；勿仗义直言，勿好事逞强，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绝不会有意外祸殃。这些教训化成“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之类的处世格言，伴着彭家屏、段昌绪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塑造出了豫西贫瘠土地上的驯顺臣民。

但乾隆在处死了彭家屏之后却没感到宽释，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据彭家屏供，他的明末野史诸书，俱得自昆山徐乾学家。徐乾学是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外甥，康熙朝曾充《明史》总裁官，家富藏书。乾隆考虑到如因彭家屏而蔓引株连，势必兴动大狱，获罪者众，何况这样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间收藏禁书的问题。究竟如何是好?乾隆从彭家屏案开始已在认真探索一种将所有诋斥悖逆书籍统通销毁的一劳永逸之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