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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廓尔喀之征与西藏的安定（第1页）

十、廓尔喀之征与西藏的安定

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六月，廓尔喀军攻人西藏，皇帝得到驻藏大臣庆麟的急报后，随即颁降谕旨，调兵遣将，前往迎战。皇帝出兵的原因是廓尔喀与西藏聂拉木、济咙、宗喀这三处地方接壤，廓尔喀既然派兵来侵略西藏的这三个地方，理应派兵去堵截擒拿。

清廷为什么要管这件事呢?原来从康熙末年清军平定准噶尔侵藏势力后，改组了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贵族执政管理西藏事务。雍正年间派驻藏大臣辅助达赖喇嘛，但在驻藏大臣尚未抵达时，西藏贵族间发生争夺权力的斗争，拥护清朝中央的康济鼐被杀，反清的阿尔巴布等人又进兵攻打管理后藏政务的颇罗鼐，颇罗鼐奋勇抵抗，平定了乱事。后来清军入藏，驻藏大臣也到了拉萨，为奖赏颇罗鼐，晋封他为郡王，接替康济鼐管理西藏。由于驻藏大臣的设立，加强了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加上颇罗鼐的“恪尽忠诚”，使西藏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平安岁月。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颇罗鼐病逝，其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承袭郡王爵位，但这位新王想独揽治藏大权，又与达赖喇嘛发生冲突；对驻藏大臣经常冒犯，甚至进行武装攻击。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不但派人杀害他在后藏管事的兄长，并暗中勾结准噶尔部为外援。清廷忍无可忍，乃密令新任驻藏大臣傅清将他“相机擒戮”，以除后患。傅清等后来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召请珠尔墨特来议事，及时砍杀了珠尔墨特及其随从。不料他的党羽随即来围攻驻藏大臣衙门，枪炮齐发，烈焰焚楼，两位驻藏大臣傅清与拉布敦就在这场乱事中殉职。七世达赖喇嘛闻讯，召集僧倡与藏人攻击叛众，四川方面也派兵入藏，叛众闻讯乃溃散，因此清军尚未抵拉萨，乱事即已平定。

从这次事件中，清廷深感西藏贵族权力过大是乱源，于是对西藏政府进行了一项大改革：废除了西藏郡王的封授，政府由噶隆（亦称噶伦）四人管事，但“噶隆事务，不可一人专办”，噶隆也不能“于私宅办事”，不能私自补放第巴的官员，各寺院的喇嘛缺出也不能私自选派等等，都需要与达赖喇嘛、驻藏大臣请示遵行，这就是所谓的《西藏善后章程》。清政府为了有效实行以上改革，决定在西藏长期驻军一千五百人，“令提督大员弹压，三年一换”。如此一来，虽以西藏贵族为噶隆治理藏地，但噶隆权力大受限制，而驻藏大臣的权力大为提升，也可以说加强了清廷对西藏的管辖，西藏政局也因此稳定了近四十年，直到廓尔喀入侵时才再起动乱。

廓尔喀原是尼泊尔的一个部落，位于首都加德满都西北。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部长博赤纳喇乘尼泊尔内讧，举兵征服各部，迁都加德满都，建立新王朝。廓尔喀地当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往来通道，因在西藏西南，疆土犬牙相错，故与西藏的宗教、商务关系都很密切。据当时人的叙述，博赤纳喇死后，传位其子西噶布尔达尔巴克，约在乾隆四十年左右，西噶布尔达尔巴克又传位年仅四岁的王子喇特纳巴都尔，由于年幼，由叔父巴都尔萨野摄政。幼主所住的房子俱系“西洋式房屋”，廓尔喀兵丁所有的武器多有鸟枪、藤牌、刀矛，但也有“自来火枪”，正如缅甸的情形一样，这些“自来火枪”都是来自欧洲英、法两国的新式武器。

廓尔喀进兵西藏的原因，不少清朝史书都说是六世班禅死后其兄弟争产所致，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到热河觐见乾隆，但不幸于十一月初二日患天花死于北京，百日诵经之后，皇帝命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护送灵榇回藏。据说当时皇帝对六世班禅极为尊敬，不但在他生前造了承德的“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的行宫，他死后又赏赐了“金银不下几十万金，此外宝冠、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瓷器、彩帛、珍珠等，不可胜计”。这笔巨额财产都被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所占有，而班禅的另一位兄弟沙玛尔巴是红教活佛，受长兄黄教首领排斥，“未能分润”。沙玛尔巴极为不满，乃投奔廓尔喀，唆使廓尔喀人入侵西藏。这一兄弟不和争产确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却是双方在商务交往上发生了问题。

冯明珠教授从故宫档案中发现，一个当时的西藏本地人说：“闻系前藏人不用巴勒布新钱，又因彼地乏盐，常有人来藏买食，被藏民将不堪之盐售给，故此不和兴兵。”又有人说：“向来藏里与廓尔喀相好，交通贸易，一切买卖，俱用廓尔喀银钱，后来廓尔喀因新铸银钱，比旧钱成色较好，要把新钱一个当两个使用，藏内人不肯依他。又因藏内向来将食盐易换廓尔喀粳米，廓尔喀人以藏内的盐有搀杂土的，说藏人买卖不公道，所以两下不和的。”另外藏人向廓尔喀商人增收高额货物入口税，因而引起廓尔喀不满。这些商务上的纠纷，廓尔喀小王曾写信给西藏的噶隆与驻藏大臣，驻藏大臣“因不认得廓尔喀的字，就没有给他回字”。廓尔喀就因为这些原因出兵占领了后藏的聂拉木、济咙、绒辖、宗喀等地。

乾隆皇帝接到驻藏大臣庆麟的奏报后，立即派出成都将军鄂辉、四川提督成德等率兵进藏，征剿廓尔喀来军，另遣熟悉西藏事情并会说藏语的御前侍卫、理藩院的侍郎巴忠也速往西藏，主持用兵诸事。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中旬，鄂辉、成德二人带兵到了廓尔喀与西藏的边界，发现被廓尔喀攻占的宗喀已无敌军，碉寨也经破坏，几乎成了一座荒山。绒辖一地也不见廓尔喀军踪迹。清军抵藏后可以说未经战斗即长驱直人，收复了失地，后来才发现西藏与廓尔喀方面早已私下议和，许银赎地，廓尔喀因而自动地撤了军。

巴忠于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到达济咙军营与鄂辉、成德会合，当他们了解西藏方面与廓尔喀已私下议和之后，大家意见略有不同。“成德原说带兵前来，自然该与廓尔喀打仗，使他害怕，方不敢再至边界滋事，如何即与说合。后来成德因见事已说定，不能与巴忠执拗，只得随同办理”和议了。这也是不少人以为“巴忠自恃近臣，不复为鄂、成所统属，自遣番人与廓尔喀议和”的。事实上，西藏因为兵丁懦怯成性，不能作战，无法抵御廓尔喀的来侵，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政教领袖们都赞成与廓尔喀谈和，花钱消灾。据达赖喇嘛属下亲信、也是负责与廓尔喀谈和的丹津班珠尔事后称述：

……我与四月内也就前往济咙，住在邦杏地方，同巴勒丹敦珠布见了沙玛尔巴（按即死去的六世班禅之弟），他说如今要廓尔喀退还地方，每年须给廓尔喀一千个元宝。……我当时没有依允，后来沙玛尔巴再三说合，达赖喇嘛叔叔阿古拉前曾寄信叫我酌量办理，我因廓尔喀不肯退还地方，唐古特人又怯懦，巴大人在胁噶尔又连次写信催我完结，我与巴勒丹敦珠布商量，想要速完此事，就讲定了三百个元宝，沙玛尔巴就写了合同，用了图书。……那时庆大人、雅大人都已革职，我就一面禀知达赖喇嘛，一面就向穆大人、张大人禀过，两位大人说你们与廓尔喀照旧相好，这合同上的事，你们怎么办，我们也不能管了。我因没有带得银子，若得藏内去取，又路远赶不上，当下就向札布伦布在宗喀做买卖的人凑了三百个元宝给付完事。

可见西藏人向廓尔喀许银赎地是“众人商量”的事；不过巴忠的催促，穆、张两位驻藏大臣的默许也是促成和议的原因，清廷这些大臣对此次事件的办理不善是显然的事实。

乾隆皇帝知道西藏喇嘛与廓尔喀私自议和之后，降旨痛斥庆麟、鄂辉等人，表示反对许钱赎地之议。因为一般喇嘛与执政的噶隆能擅自操纵如此重大之事，则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地位与权力必然会降低。红教的沙玛尔巴既能在议和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则黄教势力必受侵压，红教也可能由此兴起。皇帝的这些考虑并非无因，所以降旨给在藏的清朝官员，警告他们“使知远大之图，勿狃目前小利”。可是巴忠等人则以为一年付三百个元宝，是西藏政府的事，不要朝廷负担；西藏地形气候不适清军作战，而廓尔喀又表示要向清朝进贡，这样解决问题似乎也是很好，所以他隐瞒了真相，甚至编造了谎言，强调廓尔喀进贡的事，并请皇帝封授廓尔喀国王王爵，王叔公爵。巴忠迁就议和后就赶回北京，清朝初征廓尔喀之役也宣告结束。

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六月底，廓尔喀兵又越过边界，与藏兵发生冲突，再度占领了聂拉木，并诱捕了当年谈判人丹津班珠尔等人作人质，廓藏问题因而再起。

廓尔喀第二次侵犯西藏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西藏答应每年支付的三百个元宝约银千两爽约未能付清；二是红教沙玛尔巴想夺得后藏寺庙珍宝而唆使所致。廓尔喀军占领聂拉木、济咙等地后，又进攻班禅所住的札什伦布，烧杀掳掠，后藏大乱。廓兵还扬言要攻打前藏，驻藏大臣保泰与雅满泰“心慌胆落”，准备把达赖与班禅“移至泰宁”，更加造成人心不安，乾隆责骂他们简直是“开门揖盗”，下令将他们撤职。另外，皇帝在八月二十三日看到西藏来的报告，知道廓尔喀二度兴兵来犯，他披阅之后，将报告交与巴忠阅看。第二天巴忠就在军机大臣面前表示此事他有责任，希望给他或革或降职务的处罚，“赶赴藏地效力赎罪”。皇帝没有处罚巴忠，也没有派他去西藏，只命鄂辉带兵前往，巴忠可能见前事已败露，当晚就投河自杀了。乾隆知道巴忠等人作了丧权辱国之事，而廓尔喀又再度起兵侵藏，不但侵犯了宗教圣地，又威胁到中国的领土主权，为了“安边境而摄远夷”，皇帝决定以大军来永杜后患了。

同年九月的上旬，皇帝谕示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入京，面授方略，领大兵征剿廓尔喀。除了又派猛将海兰察、奎林等协助福康安办理军务外，皇帝还为他制定了作战方针：为捣穴擒渠，福康安可率五六千劲旅进剿。攻陷其首都后，廓尔喀自必瓦解。如国王“心怀摄伏”，悔罪乞降，也可以允其所请，订立条约之后再班师回朝，不必消灭其国。

福康安于九月二十九日自京城启程，十二月二十四日经过星宿海，一路相当艰苦，“冬令处处凝冰，远近高下，竟无路径”，“乱石纵横，与冰块相间层积，马足倾滑，行走维艰”。二十八日过巴颜哈拉，地势更高，“人行寸步，气喘头目眩晕，肌肤浮肿”，连福康安正值年富力强之人，也不免“冒寒患病”，“略形困顿”。高山反应，又值严冬，延误了福康安一行的行程，直到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他们才驰抵前藏，稍事安顿后即驰往后藏，准备向廓尔喀进剿。

廓尔喀在福康安未入藏前就先写了书信呈寄清朝文武大臣，说明纯因西藏不履行约定付银才进兵的，绝非有意与清廷为敌，愿意遵奉清廷训谕，罢兵息争。福康安抵藏后，因为皇帝态度强硬，决心坚定，所以他三月间檄谕廓尔喀，义正词严地告知廓尔喀：西藏为中国版图，廓尔喀为天朝属邦，属邦竟进犯天朝边界，攸关体统，必须声罪征讨。

福康安、海兰察等统兵奋战，到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已尽复西藏失地，廓尔喀兵全部撤回本境。福康安领兵六千进入廓尔喀，企图直取其首都阳布（加德满都），然而沿途山高路险，“无平地可搭营”，有的地方“路逼仄，不能驻足”，福康安等“皆露宿崖下，实甚劳苦”，“士卒皆穿履，跣足行石子上，多刺伤，又为蚂蟥啃啮，两足肿烂”，清军可谓狼狈不堪。到七月初旬，据称已深入七百多里，离首都阳布只有几十里之遥。不过清军在集木集一带大山重叠之中，与廓尔喀军发生过激战，福康安等最后虽克复两重大山木城四座，但伤亡损失也很惨重，尤其热锁桥一战，福康安“甚骄满”，“贼乘间入，遂败”。尽管清军因轻敌小挫，但廓尔喀在大军压境下深恐国都不保，而邻国锡金、不丹又俟机协助清军，国王喇特纳巴都尔就遣使印度，请求孟加拉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武力支援。当时英国正想发展与中国的商务关系，以西藏为中国主权所在，不愿加以援助。

廓尔喀见外援不应，强邻窥伺，乃决定转向中国请罪求和。国王先把俘虏的丹津班珠尔与汉军、喇嘛共四人释放回藏，并向福康安呈送禀帖。福康安开出议和条件，如国王或王叔应亲自来营叩头认罪，红教活佛沙玛尔巴若已死亡亦应将其尸体送来呈验，廓尔喀所抢去札什伦布寺金银宝物必须全数交还等等。七月十七日，廓方呈送札什伦布寺财物、沙玛尔巴骨骸及其眷属，另当初许银赎地合同也一并交出，重申愿意遣使纳贡，呈表乞降。皇帝本来就想适可而止，乘胜收兵，八月二十二日看到福康安的奏摺与廓尔喀的降表，立即降谕允许降顺，“赦其前罪”，令福康安班师回朝，并封赏有功文武大臣，从而结束了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一役——廓尔喀之役。

清朝乘战胜余威，在大军未撤时，在西藏进行了一项积极改革藏政的计划，从当年十月起，福康安与八世达赖、七世班禅等共同筹议西藏善后章程，经前后会商共提出一百多条款项，第二年经中央修订为二十九条，正式颁行，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善后章程》，这个《章程》乃成为日后清朝对西藏管理的最高法律。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约有：

一、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隆以下，所有西藏政教官员，均为驻藏大臣之属员，“事无大小，均禀驻藏大臣办理”。

二、规定前后藏的噶隆（行政官）、代本（又称戴埠，是率领五百人的军官）、商卓巴特（掌管大活佛仓库的僧官）以下大小官员，凡有缺出，“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

三、规定达赖、班禅和各地黄教活佛呼图克图转世，必须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采取金瓶抽签（金奔巴瓶制）来决定，不再由巫师作法决定。

四、规定建立西藏地方常备兵三千名，以保卫西藏，巩固国防。

五、一切外交交涉方面事务，“俱由驻藏大臣主持”。

六、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也“统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并准铸造银币。

单从以上几项就可以了解：《钦定西藏善后章程》明确地规定了清朝中央拥有管辖西藏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最高权力，达赖与班禅只是当地的宗教领袖，驻藏大臣的权力进一步大为提高，这对清朝西南与西北边区的安定，对多元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都有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