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八恶果（第1页）

八、恶果

乾隆一生究竟制造了多少起文字狱，确切的数字恐怕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了。不过，在他统治中国的六十几年间，有案可查的文字狱至少在一百三十起以上，比起康熙朝六十一年间文字狱不超过十起，雍正朝十三年间文字狱二十几起，数量显然有急剧的增加。

有人会说，乾隆朝没有大规模的文字狱，镇压、屠杀的手段也没有康熙、雍正那样严酷。这话不无道理，但不全面。像庄氏《明史》案、《南山集》案和吕留良案那样的大案乾隆朝的确没有。乾隆在统治手法上讲究“宽严相济”，反映在处理文字狱案时，一旦收到了杀人立威、臣民震慑的效果，就总是把“不为己甚去己甚”之类的话头挂在嘴边，宽赦几起实在荒唐的文字狱，甚至降旨训斥几个多事的官员，表示自己并不想把事情搞过了头。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有个御史上折说收藏野史之类的事不应该照“逆案”严办，乾隆为自己辩护称，你们看是我处理胡中藻案严呢，还是“皇祖”康熙皇帝处理《南山集》、“皇考”雍正皇帝处理吕留良案严?言外之意甚明，是说他比较宽大。如果以上述三个案子而论，乾隆的话并不错，但若换个角度分析的话，又另当别论。乾隆朝有个怪现象，精神病患者因胡涂乱抹而构成罪案的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二十起以上。这些粗知文墨的疯子与吕留良、戴名世不同，他们根本谈不到有什么民族意识和政治见解，病发时终日神游于梦幻之中，随手乱画几个不知所云的文字，结果照大逆律论罪，本人凌迟处死不算，亲属还要跟着连坐。侥幸得到从宽处理的，也多是斩立决或市曹杖毙。康熙、雍正两朝尽管文网渐密，却还不曾荒唐到罗织疯汉怪诞不经的文字。雍正八年（1730年）有个叫刘芳杰的疯子，一天忽发奇想，写了一个帖子求拜广西巡抚金鉷。金鉷一看红帖封面上赫然大书“真明天子刘芳杰拜”几个字，感到事体严重，就把刘芳杰看押起来，随即缮写密折向皇帝报告，说疯犯他事可恕，惟刘芳杰光天化日之下竟以“真明天子”自居，应于“广众之中尽法处死，以儆地方所有疯人”。雍正却不以为然。他在金鉷的奏折上批谕：“若实系疯病，何必至于死?”比较之下，雍正通情达理得多，而乾隆的残忍则到了疯狂地步。

再有乾隆朝的文网要比康熙、雍正两朝苛密得多。康熙朝庄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诛戮极惨，株连颇广，不过总算抓到了辫子。戴名世认为南明的历史不应一笔抹煞，今天看来当然属于学术范畴的不同观点，而在当时却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庄廷鑨集江南名士私撰的《明史》，不止在书写南明史事时奉弘光、隆武、永历的正朔，而且对清帝先祖多有指斥诋毁，这在专制时代任何一个王朝也无法宽容。黄宗羲提到这个案子时说：“愚儒暗昧，祸至九裂。”顾炎武也说该书“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他俩都是当时人，又与清廷持对抗立场，他们对庄氏《明史》之所以触法的解释比较客观。由此也可见清廷必欲治其罪，不为无因。雍正借曾静反清案蓄意罗织已经死去的吕留良文字之罪以成大狱，情形颇类《明史》案与《南山集》案，这无须深说。值得注意的倒是，雍正为打击朋党，整肃士习而处心积虑制造的汪景祺、查嗣庭等文字狱，罪名就定得很牵强，也很可笑。至于徐乾学的公子徐骏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杀，年羹尧因奏折中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阳朝乾”得咎，就更无道理可言了。到了乾隆时，雍正的某些恶劣手法被变本加厉地发挥起来，雍正稍有顾虑之处乾隆则肆无忌惮地放手大干特干。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硬说“加‘浊’字于大清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因此掉了脑袋。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竟蛮横地加上“诋毁本朝，系恋胜国”的可怕罪名，照逆案办理。戴昆是康、雍时人，早已身故，查办禁书时发现他的《约亭遗诗》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狠”，被刨坟戮尸，他的孙子戴世道六十多岁了，因刊刻《约亭遗诗》，也被杀了。石卓槐《芥圃诗抄》中有“大道日已没，谁与相扶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不过发了点儿对现实不满的牢骚，结果被凌迟处死。“明月”、“清风”本诗赋习用之语，为了避祸，只好不去吟诵风月了，但也不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个劣监告发卓长龄（康熙时人）著有《忆鸣集》，说“忆鸣”二字实寓“追忆前明”之意。卓长龄的孙子卓天柱因隐匿私藏禁书《忆鸣集》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而卓天柱两目青盲，根本就没看过祖上留下的诗集。乾隆还专爱挑人未曾避讳的毛病。王锡侯一片好心，怕年轻士子不懂避讳，就在自己所编的《字贯》一书中将康熙、雍正、乾隆的名字一一开列，乾隆故意大发雷霆说“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深堪发指”!此例一开，禁忌如毛。乾隆朝还发生了不知多少更荒唐可笑的事，那便是许多胡涂人“忠而获咎”。山西人王肇基平日疯疯癫癫，穷得没办法，就写了一副诗联呈送官府，恭祝皇太后圣寿，被拿获严审，王肇基供称：“我献诗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实系我一腔忠心。”结果献忠心的王肇基被当众一顿乱棍打死，“俾愚众知所炯戒”!还有个叫安能敬的穷秀才人场考试，在试卷上勉强凑成了这样几句诗：“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顺天学政倪成宽闻出味道好像不对，就说诗中“语涉讥讪”，有看皇上笑话的意思，理由是皇上哪里还有什么“难”要靠别人“排”呢?在审讯时安能敬十分无奈又十分委屈地辩解说：“我原本要极力称颂，无奈说不上，忙急之时，随手写了‘排难’两个字，并无别意。”这次可能乾隆心情好，特降旨说：“安能敬试卷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斥革。”鲁迅看过当时故宫博物院公布的乾隆朝文字狱档案后，深有感慨地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愚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就是屈大均的《翁山文存》和蔡显的《闲渔闲闲录》，鲁迅也说：“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乾隆朝文网之密，鲁迅可以说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

文字狱在乾隆手里往往被有意识地拿来作为达到某种政治需要的武器，因此其手段显得尤其恶辣而专横，这一点更为乃祖乃父所不及。雍正借文字狱打击朋党，提高皇权，整肃官场风气，至少在清朝是个发明，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还虑不及此。乾隆经过周密布置，发动《坚磨生诗钞》诗狱，揪出一个“逆犯”胡中藻，便把经营多年、盘根错节的鄂尔泰一派整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乾隆干得确实比其父漂亮。为防微杜渐，根除朋党起见，乾隆又把文字狱的锋芒指向思想学术领域。他选中了尹嘉铨这个在学术、道德、事功上都无足轻重的平庸人物为靶子，在文祸害人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再次兴动文字狱，把尹嘉铨那一副假道学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在这方面，乾隆不仅继承了雍正的经验，而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打着“征集天下图书以嘉佑士林”的幌子，意欲将天下所有反清反满文字作品一网打尽。为推动查办禁书，独具匠心地制造出一起接一起的书祸，乾隆比雍正更是青胜于蓝。安徽天长县生员程树榴借骂“造物者”巧骂当今皇帝“愈老而愈辣”，“所操之术愈出愈巧”，结案时乾隆并不强辩，承认程树榴骂的正是自己。乾隆的“寓禁于征”的险恶目的，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康雍乾三朝都搞文字狱，但各自特点分明，使人们首先想到，这可能是由康、雍、乾三位皇帝个性不同所致。

梁启超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谈到清代文字狱时说，康熙“阔然大度”，雍正“极猜忌刻薄，而又十分雄鸷”，乾隆“也不是好惹的人”，学问不及乃祖乃父，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好胜。他的评论是否准确，这里姑且不谈，但他把帝王的个性和文字狱发生发展的特点联系起来，见解是独到的。

毫无疑义，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打上了清代最负盛名的三位皇帝的深刻的个性烙印。

康熙对孔子讲的“宽则得众”体会最深，他的宽厚大度，古今中外论者的意见大体一致。康熙亲政后，宽文网之禁，胜国遗民的作品不惟任其刊刻流播，就是像黄宗羲、顾炎武、李颐、傅山等坚决不与清廷合作、社会影响巨大的硕儒，也没有抓他们的文字辫子治罪。如果康熙像后来雍、乾两位皇帝的话，想搞文字狱震慑士人，真是俯拾即是，容易之至。康熙晚年政策走向虽有偏严的趋向，但《南山集》史狱结案时，赖康熙的宽大，“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雍正和乾隆都未能继承乃父乃祖宽厚和平的天性，他们父子俩的性格有极其相似之处，如刻峭、猜忌、高己卑人、过于自信；他们二人又同具极高的天分和罕与其匹的雄才大略，因此都有彻底解决汉族潜在的反清反满思想的宏愿，也都把文字狱视为完成此项艰巨事业的利器。但由于二人性情存在着明显差异，具体做起来，手法和策略往往大相径庭。

礼部侍郎钱以垲献媚取宠，写了一个奏折建议雍正皇帝下令将所有私著家刻的书籍和书版收缴上来，一把火通通烧掉，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蹄上，竞遭到雍正一顿训斥。雍正说：“此奏识见卑鄙，似此弭谤之举，朕不为也。”理由是，国家如有可榜之处，禁书焚书“能消灭天下后世之议论”吗?如果没有可谤之处，吕留良之流捏造妖妄，肆意攻击，又有什么用?雍正的“自信”真令人叹服，他在钱以垲的奏折上作了百余字的朱笔批示，表示坚信清朝得天下之正，坚信自己治下“海宇承平，万民乐业”，坚信可以从理论上事实上彻底击败汉族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华夷之别”的偏见。不可否认，雍正亲自发动的几起颇具震慑力的文字狱是有他的战略考虑的，而由地方官员小题大做鼓捣出来的一些鸡零狗碎的小案子，他往往不屑一顾。雍正朝有数个文字大狱往往是高瞻远瞩，大处落墨，这里面不难看出雍正鲜明的个性特点。

乾隆与他的父亲同样自负，同样自负得可笑，但具体操作起来，又总是反其道而行之。雍正对曾静反清案的料理出人意表。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起兵推翻清朝统治的现行大逆正犯曾静免予刑事处分，还给了他几千两银子，放回老家现身说法颂扬皇恩，吕留良却因所写的文字作品影响了曾静而招致开棺锉尸、亲属流放极边的惨祸。为肃清吕留良的思想，雍正不惜以万乘之尊，与吕、曾一介草民公开辩论，并把他们的反清观点一一收入了《大义觉迷录》，印发到全国各地，令士子们初一、十五诵读。吕留良的诗文作品，雍正交代一律不必禁毁，其他一些讽议时政的书籍也听之任之。乾隆即位伊始，就把曾静和他的弟子张熙逮捕起来，凌迟处死，这是对其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曾静）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的谕旨的公然背弃。乾隆还严令收缴《大义觉迷录》，私藏者罪之。中年过后，乾隆又处处以监谤者自居，督责各省大吏在全国张起连精神病患者的荒诞文字也未能幸脱的绵密文网。但他深知文网再严密，也不过治标而已，要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就只有效法秦始皇，把一切“逆书”搜剔净尽，一了百了。不难看出，乾隆稳健、缜密、阴鸷，而雍正作风强干硬朗，但不免失之浮躁、粗率、孟浪。雍正年幼时，康熙说他“喜怒不定”，告诫他遇事要“戒急用忍”。这说明阅人甚富的康熙已经看出这位四阿哥在先天素质上存在某些缺陷，是不是担得起大清江山这副重担还有问题。当然，雍正很注意改这个遇事躁急的毛病，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气质这东西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特别是当上了皇帝，说一不二，恣意而行，于是在成就许多响当当改革大事的同时，也干出了不少诸如与曾静、吕留良公开辩论，把即位内幕、皇家隐私也大曝其光之类逾越专制统治常规的蠢事。他的某些出格的做法，今天如何评论另当别论，但以专制帝王通常的行事准则而论，总有点怪癖乖张。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帝王，乾隆的气质要好得多，这一点也早在康熙的洞鉴之中。晚年的康熙很喜欢弘历这个孙子，爷俩初会圆明园牡丹台，康熙就有相见恨晚之感，立命送到宫中养育。由于康熙如此宠爱弘历，因此当时及后世就有了康熙之所以传位雍正，正是为了将来在雍正之后由弘历来承继皇统的说法。事实证明，康熙对子孙两代皇位继承人的性格评价很精确。在事实上仍实行民族压迫，满汉民族间的敌忾情绪还远远没有化解的时候，硬要靠宣讲一本《大义觉迷录》来征服汉民族的心，只能起到替吕留良等反满思想家作义务宣传的副作用。乾隆心知其不足法，为彻底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以及其他一切不利清朝统治的思想，他先是打算不断制造文字狱以窒息人们并胁迫交出民间稍有忌讳的文字，最后认定除查办销毁禁书以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之外，别无良图。不可否认，乾隆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人们吓得不敢说话了，甚至不敢思想了，古代没有几个专制帝王可以做到如此地步。

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蓄意制造了一起扫**朋党恶习的文字狱一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内外臣工为胡中藻因文字有疵被砍掉了脑袋惊骇不已，乾隆担心下面或有非议，就不惜搞特务手段，想方设法刺探士大夫们的反映。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浑是个绝对忠实的奴才，陛辞时皇帝交待他一项特殊任务：到任后留心体察赋闲在家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是否心怀怨望。梁诗正在兵部任过职，富勒浑曾为他的下属，于是借这层关系去梁府套话。没想到梁诗正十分机警，没上当，他一本正经地向富勒浑表示，胡中藻罪有应得，并顺势谈了自己为官多年的诀窍：“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富勒浑没套出什么，不甘心，不久又借故到了梁府，引出胡中藻的话题，梁诗正依然大谈为官之道：“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乾隆原本估计梁诗正对胡中藻诗狱必有怨言，得到富勒浑的密报，很满意，在富勒浑的折子上批谕：“梁诗正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探求?”过了两年，又起用梁诗正当了工部尚书，就是因为梁诗正“知惧”，被文祸吓怕了，不敢说了，不敢思考了，彻底驯顺了，够奴才资格了。梁诗正，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汪景祺的大同乡。汪因写了《西征随笔》，斩首枭示，此事对这位青灯苦读的江南才子自然是刻骨铭心，感触尤深。紧接着，梁诗正的小同乡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又因被抄出的日记有问题身后戮尸，梁诗正更成了惊弓之鸟。为了汪、查两个浙产“逆种”，雍正特旨停了浙省的乡试，梁诗正也连带被误了前程。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复准开科，翌年春闱，会元及三鼎甲竟全让浙江人包了，而探花就是钱塘梁诗正。深深领略了宦海惊涛、笔墨招祸的梁诗正怎么可能不乖起来呢?此后他自然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再看梁诗正和富勒浑提到的那个刘统勋，他可是个整个乾隆朝不可多得的大人物。此公过世，朝野以为国家失去栋梁，乾隆特赐谥“文正”，给了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就是这样一位不世出的人才，做官竟到了“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的谨小慎微的程度，庙堂之上还有什么希望!所以孙嘉淦说当时官场触目皆是“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的政治奴才。没有思想，没有节操，有的只是个人的荣华富贵，只是一副奴颜媚骨。

如此卑劣的官场风气，与中国传统寺士大夫崇尚的气节有着霄壤之别。所谓气节，是指人应该有理想，有志气，有操守，有一点精神。气节的核心虽说是忠君，但在古代还蕴涵有对民族、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执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遇到桀纣之类的暴君，敢于犯颜极谏，为民请命；面对民族高压，又总能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他们推重的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的格言，他们敬仰的是历史上浩气长存的仁人志士。在他们的观念中，道德价值是高于生命价值的。他们平素十分注重砥砺志节，为人居官讲究廉洁清正，又不断在强化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为的就是一旦面对诸如富贵、贫贱、政治高压以至生死之类严峻考验时，能够不动心，能够保持一身正气，视死如归。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便从儒家经典和历代史籍中吸吮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营养，这些被称为“士”的读书人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官僚队伍中，因此他们的气节如何，直接关系到统治集团的整体素质，也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明末清初鼎革之际，气节在士大夫以至一般士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极为崇高。当时有志节者多直接投身于抗清的武装斗争，清朝的统治稳定后，他们又拒绝与清廷合作，有的奔走大江南北，志图恢复；有的遁人空门，祝发为僧；有的以死坚拒朝廷的征聘；有的隐居荒岩绝壑，埋首著述。沛人阎尔梅抗清失败，见大势已去，回到家乡，寄情于酒，醉则骂座，常常慨然而叹：“吾先世未有出仕者，国亡，破家为报仇，天下震动，事虽不成，疾风劲草，布衣之雄足矣!”遂高歌起舞，泣数行下。有个叫陈佐才的烈士，生前无视“留发不留头”的严厉剃发令，蓄发高冠，出入坦然，垂暮之际，凿石为棺，自题挽诗云：“明末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魄。雨泣风号，常为吊客。”最终完发而殁。这些被称道为“胜国遗民”的志士，至死不忘保全自己的气节不被玷污。当时为公卿推重甚至天子动容的，恰恰是志节皎然的黄宗羲、顾炎武、孙夏峰、李等遗民领袖。相反，凡人仕新朝的便被正直之士斥为“反颜事仇，行若狗彘”，如果本人良心未泯，也觉得抬不起头来。原明朝礼部尚书钱谦益在南明弘光小朝廷覆亡时带头降清，晚年自知大节有亏，作文自责说，明亡，“濒死不死”，降清，“偷生得生”，一生“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诗人吴梅村入清只作了一任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临死时用“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为自己一生作了结论。气节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该是何等重要啊!

进入雍正朝后，虽说士人屡遭挫辱，但仍有坚持正义、有独立思考精神的硬骨头。雍正时奉旨上书对吕留良案“独抒己见”而被终身监禁、乾隆时因文字狂悖而被凌迟处死的台州硬汉齐周华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绍兴师爷唐孙镐也是一个。雍正八年（1730年）唐孙镐正在湖北汉川知县衙门作幕，此人生性耿介，很为吕留良的遭遇抱不平。一他冒死上书说，唐虞之世，君臣交赞，所以治化臻于极隆，“今也不然，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即如吕留良一案，皇上降旨之初，疑信参半，设若群臣举留良之正书力争的话，皇上之心必油然而动，无奈中外臣工“恐干批鳞之咎，甘作违心之谈，此曰‘锉骨’，彼曰‘扬灰’，此曰‘焚书’，彼日‘灭族’，举朝同声附和，而宸衷益增其怒矣”。在呈文末尾，唐孙镐慷慨激昂地说：“呜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郑公之已亡。朝廷已无诤臣，草野复生孽畜（指作檄文声讨吕留良的诸葛际盛）。后之修史者不讥笑我朝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的唐孙镐在!”唐孙镐并不敌视清政权，在呈文中他还把明清之际的反清之士称为“洛邑顽民”，可见民族意识对他来说早已淡漠，他也不一般地反对皇权，甚至对当今皇帝还抱着天真的幻想。但他深恶痛疾于士大夫气节的望风披靡，他不忍心看到因皇权膨胀而最终导致国家败亡。他不惜牺牲个人宝贵的生命，希图阻止已在加速的极端专制的车子向危险的山颠冲去。

唐孙镐的下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雍正之后在乾隆治下的六十几年，士风的一败如水已无可挽回。

称名于康、雍、乾三朝的孙嘉淦最早也是最深刻地揭示了士气的日趋下流，但不幸的是，士风的转变恰恰在思想最清醒的孙嘉淦本人身上最具典型。孙嘉淦是山西兴县人，早年家境寒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点翰林。雍正初即位，他上书论列“亲骨肉”等敏感的政治问题，把皇帝激怒了，说翰林院还容得下这狂生吗?幸亏大学士朱轼替他说项，说孙嘉淦这年轻人狂则诚狂，胆量可真让人佩服!这才未被逐出翰林院。经过这次教训，孙嘉淦仍不识相，遇事每每按捺不下，具折谏争。雍正不高兴，说他“迂阔琐碎”，不能实行。雍正十年（1732年），抓他一个过失，革职拿问。刑部拟斩，雍正特旨加恩免死，对大学士们说：“孙嘉淦性气不好，但不要钱，就放在银库当差行走吧。”这话说得很透。孙嘉淦刚直的“性气”，专制帝王如芒在背。乾隆临御天下之初，孙嘉淦又被重用，他针对权力过于集中，对皇帝个人迷信业已发展到牢不可破的时弊，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意见依然很尖锐，口气却相当缓和了。此时的孙嘉淦无疑还具备士人独立思考、遇事敢言的刚正品格，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拳拳之忠令人感动，但昔日的锋锐已被专制的**威消磨得圆滑起来。他原本不脱文人习气，喜欢著书，作翰林时写了一本《春秋义》，刊行后被雍正训斥了一顿。他又怵于身边屡屡发生的文祸书祸，不仅把《春秋义》连同书板烧掉了，其他著作《诗删》、《南华通》也付之一炬。乾隆朝孙嘉淦居官更加谨慎小心，他仍然上疏建言，但谈得多是如何禁酒，怎样治河，并为自己立下《八约》以自戒。这《八约》很值得玩味，前四约是：“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这哪里还有年轻时孙嘉淦的味道呢?整个是专制时代明哲保身之道。到了晚年，孙嘉淦更善于逢迎帝旨，但出乎他的预料，乾隆十六年（1751年）发生的假托孙嘉淦之名伪造奏稿攻击乾隆皇帝的大案差点儿把他牵连进去。在追查伪稿期间，孙嘉淦吓得心惊肉跳，面对围在身边的妻儿，深悔以前不该遇事勃发，沽名钓誉。他说，过去雍正皇帝和现今皇上屡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而不假托别人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呵!这个检讨太深刻了，但此时的孙嘉淦已不再是昔日立朝棱棱、风采熠熠的孙嘉淦了，在他身上“士人”的影子已**然无存了。他留给人们的最后印象无非也是个媚态十足的政治奴才而已。怪不得他初入翰林的石友、以正直著称的李元直有意与他疏远了呢。从康熙五十二年孙嘉淦步人仕途，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追查伪稿的政治风涛中惊惧而亡，正是中国古代专制皇权逐渐膨胀到登峰造极的时代，也是雍、乾二帝借文字狱芟夷士人气节的时代，孙嘉淦在官场中留下的堕落轨迹，恰是清代士风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一个缩影。

清初王撰写了一首对文字狱所导致的后果深感忧虑的诗，名为《闻雁有感》：“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增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他敏锐地觉察出，君主以文字罪人，而最终收获恶果的，恰是君主自己。这个道理翰林编修洪亮吉讲得最透彻，乾隆刚刚去世，他就向嘉庆皇帝剀切陈词，说眼下士风日趋卑下，士大夫越来越不顾廉耻，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梯，以苟且为服官之诀窍。这些人在太平岁月做官充数还可以，国家民族遇有急难，要他们不避利害，不计险夷，不惜身家，奋身而起，赴汤蹈火，力挽狂澜，能做得到吗?洪亮吉认为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为什么只有庸才、奴才而没有人才?嘉道之际的思想家龚自珍说得再深刻不过了，他说，这是最高统治者“积百年之力，以振**摧锄天下之廉耻”的结果。从康熙晚年算起，到嘉庆之初，正是龚自珍所指的一百年。在这以“康乾盛世”著称、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一百年里，最高统治者，主要是雍正和乾隆，对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实行了如龚自珍所说的“戮心”政策，“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能忧，能愤，能思虑，能作为，能有廉耻，能无渣滓的国家栋梁和民族脊梁被摧残殆尽，有的只能是一群苟且模棱、委蛇圆通、阿谀奉承、蝇营狗苟的无耻之徒，这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夏时节，龚自珍黯然神伤地告别北京南下。五月过扬州，抵镇江，眼望浩渺大江，无限感慨，恰逢当地迎神盛事，那惊雷般的鼓声，那进发出原始生命力的粗犷造型，终于触动了诗人胸中郁积已久的豪情，他向茫茫上苍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是对百年文祸的沉痛控诉，也是对封建专制的愤怒声讨。但龚自珍并不伤感，并不绝望，他对一个生气勃勃、政治开明、人才辈出的新时代充满了热烈的期待。

不幸的是，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就要动地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