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一暮年心境（第1页）

一、暮年心境

乾隆晚期，国家表面上仍不失一派太平繁盛景象。但在华丽的盛世外衣掩盖下，则是一副痼疾缠身的衰老身躯。不能说乾隆对大清王朝早已显露出来的后半世光景没有丝毫觉察，但他似乎更愿意千方百计地粉饰太平，更愿意听到人们对他取得的超迈千古的文治武功的歌颂。

第一个给陶醉在歌舞升平梦幻中的乾隆皇帝敲起警钟的是内阁学士尹壮图。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一月，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的皇上八旬万寿节刚刚落下帷幕，这个忠鲠的云南佬就上折子请停罚议罪银。他说近来督抚获罪，不即行罢斥，只不过罚银数万以了结，这么一来，就给了那些胆大妄为的督抚贪污索贿提供了借口，而清廉自爱者交不出议罪银，只好求属下帮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谁还敢追究?尹壮图请皇上下旨永停罚议罪银之例。

尹壮图提到的败坏吏治的“罚议罪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罚议罪银是乾隆中期以后一项秕政。以往人们认为罚议罪银制度可能是和珅替乾隆策划出来的。其实，罚议罪银，完全是乾隆的独出心裁，而且可以追溯到乾隆中期。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揭发出皇上最小的弟弟果亲王弘瞻私下里托江南织造及税务监督替他购买蟒袍、朝衣和戏子，乾隆不便深究，就命军机大臣传谕涉事的税务监督萨载“自行拟罪”。萨载回奏称“自愿纳赎银一万两，仰乞圣恩宽限，匀作二年交全”。这件事可能是日后罚议罪银制度的开端。督抚中第一个奉旨罚议罪银的是两江总督高晋，因为他的弟弟高恒犯了贪污罪，那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发生的事。以后，督抚等大臣议罚银两之案不绝于书，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驻南疆办事大臣高朴走私官玉大案被牵涉案中奉旨自行议罪、罚议罪银两的督抚、织造≮、税关监督等就有杨魁、舒文、萨载、寅著、高晋、勒尔谨、毕沅、西宁、巴延三、王宣望等多名大员。和珅的发迹并弄权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后，罚议罪银这件坏事不好扣在他头上，但自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由他接管此项替皇上敛财的机密事务后，罚议罪银才堪称制度化了。议罚以各省军政首长总督、巡抚为主要对象，议罚的原因多为溺职、徇庇之类的轻微过误。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二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这些还勉强算得上罚出有名。有的实在算不上什么过误，说出来令人喷饭，如河南巡抚何裕城不小心，香灰弄脏了朱批奏折，惶惶不可终日，于是自请罚银三万两。连乾隆都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收那么多，降旨给他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二万两。”何裕城心里还是不踏实，又奏请“除臣遵旨先缴银一万两外，其余二万两应再仰恳鸿仁，准臣仍行陆续解交内务府充公”。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多的到五万两、八万两，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督抚养廉在两万两上下，如为官清廉，是经不起这么罚的，但皇上知道他们都另有生财之道，所以敢狮子大张口；督抚于养廉之外的收入怎能与外人道?所以议罚时往往装穷，说什么“奴才之产计值不过二万两，一时变卖又恐不能得价，今次赎罪银两恳圣主天恩，俯准奴才每年于养廉银内扣解银五千两，分作四年完缴”云云。罚议罪银两虽总是说“充公”，但往往是由被议罚人直接解交皇家内库——这不是国家户部银库，而是内务府所辖银库，权且把它看作皇上的“小金库”——为通例，奉旨留河工、海塘等处真正的公用为特例。因为罚议罪银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所以，具体操作由皇上宠臣、理财专家和珅主持，在绝密的情况下操作。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此在官场中这又是个公开的秘密。二十多年过去了，谁都知道它祸害无穷，但谁也不肯说，谁也不敢说，不料竟由尹壮图发难了!

乾隆见了尹壮图的折子非常恼火。罚议罪银是几乎尽人皆知的事实，不能矢口否认，硬封尹壮图的嘴，但如此大可恶之人怎能轻轻饶过?不给点颜色看看，群起效尤那还了得!经过反复权衡，乾隆决定先公开承认罚议罪银，再设法难为尹壮图。于是把包括尹壮图在内的大小臣工召来说，尹壮图奏请永远停止罚银之例，固属不为无见，殊不知人才难得。各省督抚难免偶有过误，因一时无人而又非贪污受贿之罪，从爱惜人才起见，往往弃瑕录用，量予从宽，但不能不有所警戒，就命自请议罚，用示薄惩。罚缴的议罪银也都留为地方工程之公用，以利一方百姓。再者，哪一个贪纵营私的督抚不绳之以法而以罚银幸免?说到这儿，乾隆语气骤然一转，开始严厉质问尹壮图：你说胆大妄为的督抚究竟指谁?你说逢迎上司者又是何人?你说借端勒派以致库帑亏空有何实据?指实奏来，不得以道路风闻，邀取敢言虚誉!

让一个清要的内阁学士为地方吏治败坏、贪污贿赂提供实证，这不是刁难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尹壮图触犯逆麟了，不免为他捏了一把汗。但尹壮图镇定自若，他决定把所见所闻，不管皇上爱听不爱听，全都倒出来。据说尹壮图“草疏之夜，秉烛危坐，竟夕抄录，其弟尹英图代为之危，屡窥其户，壮图笑曰：‘汝照常困眠，不必代兄忧虑，区区之头，早悬之都市矣!汝代余养老亲之天年可也’”。

尹壮图覆奏的折子不长，但字字千钧：“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近来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属员昏夜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只能以道路风闻漫形奏牍。”在奏折结尾，尹壮图请皇上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

乾隆读到“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一句时怒不可遏，他用朱笔颤抖地在一旁批写：“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这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容不得任何人给来之不易的国家全盛局面抹一点黑。在怒气稍稍平息之后，乾隆的心底又莫名地生出一种未尝体验过的不能为人理解的委屈情绪。第二天乾隆向臣工宣谕：

朕临御五十五年，爱养百姓，普免天下田赋四次，普免各省漕粮二次，为数何只万万?小民具有天良，方将感戴之不暇，何至蹙额兴叹、相聚怨訾?朕已年过八旬，综揽万几，自谓勘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现距归政之期，仅有数载，犹于召见内外大小臣工时，以朕办理庶务情形时加咨访，而大小臣工无不称朕精神强固，办事日益勤励。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献谀，面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蒙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然不知。该谕旨最后令尹壮图将所奏直隶等省亏空者何处，商民兴叹究系何人，将名姓一一指出，指实具奏!这次口气更其严厉，说“尹壮图不可徒以空言无实，自蹈欺罔之咎也”!“欺罔”君上是死罪。尹壮图“建言”的结局可能正像他作了最坏的准备那样，“区区之头，将悬之都市矣”!

天下岂有如此荒唐事!尹壮图在茫茫人海中哪里去找那个曾皱过眉，或叹过气，或对大好形势说三道四的人?以帝王之尊竟如此露骨地捉弄大臣，恐怕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乾隆可能感觉有点过分了，尹壮图不是奏请派满洲大臣去各省密查亏空吗?好，就派侍郎庆成等前往山西等省盘查仓库，还让满洲大臣庆成“带同尹壮图”前往盘查，“以服其心”。这难道不公正吗?其实，乾隆早就说过：“各省仓库即或偶有亏短之初，一闻钦差启程信息，早已设法弥补，名日盘查，仍属有名无实。”

尹壮图彻底绝望了，刚到山西，即自称措辞失当，业已倾心帖服。但是不行，庆成非要切实盘查不可，但他又不急为盘查，恐怕各级地方官还没准备好，所以先到名胜古迹之处看雪景，然后赴封疆大吏、亲朋好友接风的盛宴，等库藏挪移满数，毫无破绽，然后打开仓库核查，所以所至皆无亏空。尹壮图再次认错，奏称大同府仓库整齐，并无亏缺，太原可想而知，似不必前往盘查，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乾隆降旨说不行，因为尹壮图折内所指原不止山西一省，现山西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庆成应“带同”尹壮图顺道前往直隶、山东及江浙等省切实盘验。乾隆特嘱咐说，不拘省城及各府州县，尹壮图要往何处，即带同前往盘查。

到这年年底，直隶、山东的仓库都盘查完了，结果不用说，省府州县各属仓库俱属充盈。不仅如此，尹壮图也服气了，彻底认罪了，他向皇帝奏称：“经过各州县地方，见商民乐业，百姓俱极安帖，毫无蹙额兴叹情势。”然而，皇帝还是不依不饶，让庆成带他再到江苏查一查，看一看，这样一来，就开年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新春，尹壮图向皇上奏称，所到之处，不仅仓库绝无亏短，督抚夙称廉谨，而且从苏北走到苏南省会苏州，正当新年庆贺之时，但见“闾阎丰裕，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这一次皇上骂他前后矛盾，居心巧诈，命革职交与庆成带回京城，交刑部治罪。

尹壮图解京后，大学士、九卿遵旨审讯，据说尹壮图“伏地碰头痛哭，战栗悚惧”，自请从重治罪。大学士、九卿等援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问拟斩决具奏。乾隆彻底制服了敢于多嘴多舌的尹壮图，气是出够了，可以在全国臣民面前显出自己的大度了，就降旨称尹壮图虽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值遽加之重罪，命免死以内阁侍读用。不久改礼部主事，尹壮图即以奉养老母为由，回到家乡云南蒙自。八年之后，乾隆去世，嘉庆亲政，即将尹壮图冤抑昭雪，并请他老人家驰驿至京，准备擢用。嘉庆说：“前因原任内阁学士尹壮图曾奏各直省仓库多有亏缺，经派令庆成带同尹壮图前赴近省盘查，彼时各督抚等冀图蒙蔽，多系设法挪移，弥缝掩饰，遂致尹壮图以陈奏不实降调回籍，此皆朕所深知。”到底是非自有公论，当然这是后话，下面接着说乾隆。

尹壮图案就这样戏剧般地落了幕，皇帝前后降旨合计不下数千上万言，反复强调的是尹壮图不仅诬蔑朕躬，而且诬及盛世，诬及万民，好像他不仅是为自己辩护，更重要的是为被尹壮图诬蔑的天良未泯的亿万民众辩护，最后当举朝皆日尹壮图可杀时，乾隆又“以谤为规”，宽大为怀，对尹壮图只作了降级的处分——所有这一切手法，应该说勉强挽回了皇帝的面子。

不过尹壮图揭出了盛世光环掩盖下商民生计艰难的黑暗面，不能不深深触动了乾隆心中的隐忧，在最后结案向全国臣民公开发表的谕旨中，乾隆第一次流露出对前景不敢乐观的低调情绪。他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只有此数，而食用日渐加增。康熙年间朕在冲龄时，就听到过小民有度日艰难之语，如今又过了七十余年，户口滋生何止三倍五倍。当时一人衣食之需，今天要供二十人之用，“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其势断有所不能”。不久，乾隆又以人口剧增为题通谕百姓说，百余年太平盛世，人口日渐繁滋，上年户口之数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亿多口，比康熙年间二千三百多万计增十五倍有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食，民间财富已不能如以前那样充裕，如此下去，朕甚忧之!而在一首题为《民数谷数》的诗中，乾隆又曾自问自答：“设日驱之尽务农，那得许田供耕耨?”的确如此，耕地的垦辟是有限度的，人口的增加是无止境的。在“驱之尽务农”之外推不出其他善策的乾隆，除了“蒿目怵心呼天佑”之外，只能深深地慨叹“朕甚忧之”!几乎称得上万能的乾隆皇帝，就是管不住老百姓生孩子；乾隆在位期间，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了两亿大关，到乾隆末又突破了三亿大关。他遇到了亘古未见的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对过去自信的能“养民”已经失去了希望。

与年轻时生气勃勃的乾隆不同，日已向暮的乾隆内心深处其实是很悲观的。

元独有偶，洪亮吉对“治平之民”的前途也很悲观。他当时担任贵州学政，著《意言》二十篇，其中《治平篇》也对人口剧增表示忧虑。他说，户口比三十年以前增加了五倍，比六十年以前增加了十倍、比百年、百数十年以前增加了不止二十倍。但新垦田亩不过增加一倍，充其量不过增三倍五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洪亮吉的思路与乾隆一致，在传统的垦荒赈济、兴修水利之外，他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办法，说只有靠水旱灾荒和饥疫流行来减杀过剩的人口了，所以后人又把他称之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但乾隆皇帝连这样的话也不能讲，或不便讲，所以他内心的焦虑恐怕超过比较超脱的洪亮吉。

大概正是基于对成倍增长的人口非人力所能控制，而从自己来说又对“养民”作了真诚的努力这样一种心理，所以在尹壮图带有责备意味地说什么“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时，乾隆暴怒异常，以至大失水准地用折腾耍弄直言者的恶作剧方式以泄愤，这固然令人憎恶，但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一次乾隆确实感到委屈，感到他执政五十五年来的努力和取得的业绩竟没有被人理解，或者没有得到臣下应有的评价。

乾隆晚年，与他同龄的老臣大多已经先他而凋零了，想起他们，皇帝总是很伤感。即使活在世上的高寿者，也几乎全告老还乡了，皇帝对他们悠闲的晚景又不免流露出羡慕之意。乾隆“三先生”之一蔡世远的侄子蔡新早已退休回到家乡福建了，皇帝写给他的诗中有“喜卿桑梓堪娱老，怜我旰宵未息肩”之句。是啊，皇帝固然有数不尽的凡夫俗子艳羡的幸福，但他缺少的正是凡夫俗子闲适自在的心境，而且，老了，病了，也得支撑着坚持处理国家军政大事。特别是军机处制度建立以后，皇上更不要去想重演“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浪漫故事。乾隆深知，他的“息肩”之日，也就是他告别人世之时。

在处理尹壮图的过程中，皇帝的内心确实很委屈，这种委屈在很大程度上是应该值得同情的，至少应该予以足够的理解。他的确为解决当时人口膨胀的压力作了持续不断而卓有成效的努力。

乾隆即位后十分景仰历史上那些爱民的好皇帝。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说他“十年九忧旱”，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在乾隆初政十余年间，萦怀于心的突出问题是如何养活日益繁衍的人口，君臣上下以“养民”为议题，深入探讨了缓解人口压力的各种方案。其中成效最大的是对被人口压力挤出了田地家园的流民采取了宽大的垦荒政策，这个政策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新垦的零星地亩不必向国家交纳赋税，地方官也不准为表现自己的业绩而重新清丈现有的耕地。

由于国家对农民垦荒取宽容态度，大量失去耕地的农民为谋求生路，扶老携幼离开原来人口密集的地区向边远省份以至广阔的边疆地区流迁，出现了所谓“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以及闽广移民台湾的移民大潮。内地、边省以至广阔的边疆地区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和海岛，以及水淹沙壅、石多土薄的荒田弃土，得以大量辟为耕地。玉米、番薯这些来自美洲的农作物新品种也被移民们带到那里，得到广泛引种，从而养活了成倍增长的人口。边省中四川恐怕最具典型性。乾隆十四年（1749年）云贵总督张允随就说过：“查贵州旧案，自乾隆八年至今，广东、湖南二省人民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口，其自陕西、湖北往者更不知凡几。国家定蜀百余年，户口之增不下数十百万，而本地生聚尚不在此数。一省如此，天下可知。”据统计，从康熙晚年到鸦片战争前，四川垦田由170万亩增至4600万亩，人口则由130余万激增至4400余万。这增长的人口，主要是从广东、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及其他人口密度较大的内地省份迁移来的。总之，国家鼓励垦荒的政策，使全国耕地面积激增，突破了十亿亩大关，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对于缓解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种以“藏富于民”为出发点的垦荒政策，就是在大体能够维持“田地正赋既有定额”的前提下，不汲汲于借垦荒增益国赋，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以版图之内现有之地土养活日益繁衍的人民。诚如乾隆所言：“民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分赢余，即多一分蓄积，所谓‘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此也。”就此而言，完全有理由把乾隆称为爱民之君。我们今天不能苛求他一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一切政策一包括鼓励垦荒政策——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为了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爱新觉罗皇族江山万世永固，但他能注意把孔孟讲的“仁心仁政”之类道理落在实处，而绝非仅仅为追求一时宣传效果，就很不简单了。

然而，在做了如此努力之后，还有像尹壮图那样的人说什么“蹙额兴叹”之类的诋毁话，好像方今天下民不聊生，所以乾隆骂他不是“人类”，而且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可不辨”个清清楚楚：

圣祖（康熙）皇帝御宇六十一年，普免天下田赋二次，漕粮一次。世宗（雍正）皇帝十三年整纲饬纪，内外肃清，爱民实政，不可殚述。朕临御五十六年，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田赋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止数十万万。朕历观史册，自明朝以溯汉初，只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旬，犹日孜孜，无时无事不以爱民为念。

在处理尹壮图案大约三个月的过程中，乾隆再三讲类似的话。这里一再加以引述，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他的看法，而是想揣摩一下这个老皇帝此时心中的委屈和焦虑。

乾隆的悲剧可能也恰恰就在他仅仅停留在委屈和焦虑而已。当他自以为比古往今来的帝王都做得好，自以为应该受到万民感戴和称颂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检查一下，除了人口急剧膨胀的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使老百姓得不到他宣传的实惠以至生活每况愈下了呢?为什么不能反躬自问，尹壮图所指责的吏治日坏与自己个人品德不够检点有什么联系?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大势已经发生巨变的情况下，除了按照圣贤的训条和古往今来的经验解决空前严重的人口问题外，还有没有更富创造性的全新的解决办法呢?这些如茧丝牛毛般纠结在一起的麻烦事，以乾隆的权威和智慧，有的能解决一些，有的可能解决得好一点，有的则不能苛求他——但所有这一切，在他执政的最后七八年间，并未能予以正视，更谈不到解决了。

这样，人口问题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成倍增加的人口更使乾隆陷入了更深的忧虑。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到康乾盛世即将结束时，已不是什么能不能做到“家给人足，比户丰盈”了，苗民起义率先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爆发。而引发苗民揭竿而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人口压力下，流移到贵州、湖南、广西一带的被称为“客民”的汉族移民对苗人田地的巧取豪夺。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则在湖北、四川、陕西毗邻的深山老林里酝酿着。那里百数十年来已聚集起楚、粤、赣、皖、黔等省“以数百万计”的流民。这些失去昔日田园的依傍，被抛到社会边缘的苦难群体正借助秘密教门——自莲教的组织蓄势待发。乾隆传位嘉庆的禅位大典刚刚结束，他们就呼啸而起，用武器批判的方式无情地撕碎了康乾盛世华丽的外衣。

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七，也就是审结尹壮图案不过一个月的光景，举行了一次翰詹大考。清制，皇帝对翰詹官员的定期考试，称“翰詹大考”。凡翰林出身的官员，詹事府少詹事以下，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每十年左右，临时宣布召集考试。这次翰詹大考，少詹事、江苏仪征人阮元经乾隆帝亲加擢拔，定为一等一名。大考要写一《赋》一《疏》，《赋》题为《拟张衡天象赋》，《疏》题为《拟刘向封陈汤甘延寿疏》，还要引申说与“今日同与不同”。也就是说，比较一下汉朝古事与今日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阅卷大臣见阮元《赋》写得博雅，未看出《疏》的好处，就置于一等第二名，列在吴省兰之后。乾隆看过卷子说：“第二名比第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亲改擢一等一名。所谓“疏更好”，阮元日后自己解释说，“实因‘三不同’最合圣意”。且看阮元写的古今“三不同”：

臣伏见我皇上奋武开扬，平定西域，拓地二万余里，凡汉唐以来羁縻未服之地，尽入版图，开屯置驿，中外一家，岂如郅支、呼韩叛服靡常，杀辱汉使哉?此其不同一也。我皇上自用武以来，出力大臣，无不加赏高爵，或有微罪，断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劳，亦无憾焉，未有若延寿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运筹九重之上，决胜万里之外，领兵大臣莫不仰承圣谟，指授机宜，有战必克。间有偶违庙算者，即不能速蒇丰功，又孰能于睿虑所未及之处，自出奇谋，徼幸立功者?此其不同者三也。

似乎用不着过多解释，乾隆所说的“第二名比第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其实，并不是能不能做古文的问题，而是阮元的“三不同”“最合”老年帝王需要臣民颂扬的“圣意”。

乾隆晚年的心境是极其复杂的。每每觉得自己站在千古盛世的巅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踌躇满志，顾盼自雄，自以为古今多少帝王，没有哪一个能赶得上自己；但内心深处又不无忧虑和委屈，以乾隆的阅历和智慧，他何尝不明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的道理?他怎能不了解世上绝没有亿万斯年长盛不衰的一姓皇朝?他有意无意地引导臣下不断提高歌功颂德的水平，像尹壮图那样责难的声音固然听不进去，就是露骨的吹捧和陈词滥调的谀颂也不行，他需要的是阮元“三不同”式的发自内心、有理有据、别出心裁、含蓄蕴藉的赞美。晚年的乾隆已经离不开臣民颂扬的滋养和安慰，他需要陶醉在一种悠悠然，飘飘然的境界，使自尊心得到满足；他之所以离不开这种颂扬，还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振作起来并麻醉心中的焦虑。

乾隆五十六年春天接踵而来的尹壮图的降调和阮元的“异数”，对大清帝国未来的命运也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沉沉暮霭弥漫了紫禁城里昔日辉煌的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