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六字贯案（第1页）

六、《字贯》案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当全国查办禁书最恐怖的日子里，安徽又发生了一桩令人唏嘘不已的文字奇案。

这年春天，天长县生员王廷赞向官府告发本县贡生程树榴恶毒咒骂当今皇帝。王廷赞是程树榴妻子的堂弟，他为什么非耍和自己的姐夫过不去呢?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程树榴有个极要好的朋友，叫王沅，也是个秀才，平素喜欢做诗，远近闻名。乾隆四十二年忽然痰迷心窍，连书上的字都不认识了。程树榴前去看望，见他一脸痴呆的样子，心里很难受，觉得老天太不公平了，专门夺去像王沅这样锦心绣口者的心性，就把王沅过去写的《爱竹轩诗稿》一本带回家阅看，准备替他刊刻传布。随后为好友的诗集写了一篇序，又出资雇人将《爱竹轩诗集》刷印了四十二本，送给王沅三十五本，自己留了七本，连同书版都存在家里。一天王廷赞到堂姐家，随手翻开《爱竹轩诗集》，触目即是程树榴序言“士有以诗遭奇穷奇厄者矣，未闻以诗致奇疾者也”这开头的一句话，他立即闻出味道不对，姐夫这满腹牢骚究竟为何而发?且往下看，“余友不幸而能诗”，这就怪了，“能诗何以不幸”?再往下看，是指责上苍使“余友”王沅“死固未死，生已徒生而始大快，则岂非彼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耶”?不必往下看了，这算什么诗序?分明是借为朋友诗集写序发泄对频频发生的“书祸”的不满，特别是为刚刚处置的王锡侯和徐述夔两个逆犯一吐不平之气，这还在其次，姐夫胆敢借咒骂“造物者”影射诽谤当今皇上，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王廷赞一边看，一边不住嘴地评点。一旁的程树榴怎能担当得起，情急之下，竞指堂弟挟嫌诬蔑，非要告到官府不可。王廷赞粗通律例，深知如不能坐实姐夫大逆不道之罪，自己就要照律反坐。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闹得天大，不是你死我活，就是我死你活。随即写下状子，连同程树榴诗序以及自己对诗序的解释送县查办。在“死固未死，生已徒生而始大快”句下王廷赞注：“俨为王、徐二逆犯一吐不平”；在“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句下又加注曰：“二语之实无忌之尤者。我皇上体天立极行健同春九宇，春秋愈高，仁恩愈普，彼王锡侯、徐述夔等皆其自予以显戮，普天称快。今序称‘造物’，所比何人?若谓直指天，讲天有何老少；愈老愈辣，所指何条?忍心害理，此条为最!”照这一解释，程树榴千刀万剐，死有余辜了。

案子到了安徽巡抚闵鹗元手里可作了难，究竟定程树榴“怨谤上苍”的罪呢，还是照王廷赞的解释定其影射诋讥当今皇帝?闵鹗元不敢造次，只得将案情如实奏闻。乾隆震怒之余，命两江总督萨载会同闵鹗元严审定拟具奏。但经反复权衡，他还是决定以不捡骂为好，所以谕旨说程树榴所作序文“牢骚肆愤，怨谤上苍，实属丧尽天良”，避开了程树榴借“造物者”隐喻的真实用意。萨载与闵鹗元随即跟着皇上的调子以“怨天”定拟程树榴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三法司的大臣们同意照所拟定罪，这一奇案最后如何判定的大权又回到了乾隆那里。

其实，程树榴锋芒所向，包括皇帝在内又有谁不知道呢?只差一层纸没有捅破罢了。在最后关头，乾隆竟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这一年他年届古稀，自己所作所为心里再明白不过。他决定采取直面严峻事实的老实态度，承认“愈老愈辣”云云骂的正是自己，程树榴之所以含沙射影，就是对当前的查办禁书深恶痛绝，为王锡侯、徐述夔一吐不平之气。乾隆在向全国臣民公开发布的谕旨中说：“若以程树榴‘怨天’拟以凌迟，尚未得其获罪实情，且无识者将妄议文网太密，而王廷赞原控中已点出之‘造物者’二句隐喻讪谤，方为全案要害。”接下来话锋一转，又说“但念其究未诋斥本朝及得罪于列祖列宗，尚不至如徐述夔之甚”，最后命将程树榴从宽斩决。

这是乾隆一生中在政治上不可多得的一次襟怀坦**，也是乾隆一生中对他不共戴天的仇人极为罕见的一次宽容。

为什么乾隆改变初衷向天下臣民公开承认自己“愈老而愈辣”，统治手法“愈出而愈巧”?

为什么对恶毒攻击自己的罪大恶极的程树榴却偏偏曲为回护，从宽处置呢?

这一切的答案，大概只有从程树榴是否准确地集中了乾隆的要害去寻找。而要对此做出判断，就只有将全国查办禁书**中两个最具震撼力的大案——王锡侯《字贯》案与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加以深入研究不可。

王锡侯是靠笔耕度日的知识分子。他是江西新昌县人，原来的名字叫王侯，似乎有点儿犯忌讳，就改为锡侯。二十四岁补了博士弟子，三十八岁中了举人，以后九次来北京参加会试，全都落了榜。看到眼前碌碌风尘，茫茫身世，人生百味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但一想起“贫贱忧戚，玉汝于成”这句古训，便又振作起来，于是发奋著书，以图留名于后世，稍慰不能跻身官场、光宗耀祖的遗憾。他写过《王氏源流》，考证出周朝列王以至黄帝都是他的远祖。还写过《经史镜》，该书第一章的标题是“庆殃报复”，第二章的标题是“酒色财气四戒”。从这些地方可以大概看出王锡侯的作品很平庸，但他个人却自以为是“竭区区之精力”的得意佳作。这一类著作他先后编写了十部之多，而且全部付梓刊行了。对王锡侯来说，这倒不光是好名，图利的成分自在不少。他儿孙满堂，却没有一垄田地，全靠卖书维持全家的生计。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得把一处旧房典给旁人，得了一百三十五两银子。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三岁了，还亲自跑到吉安，督催他的新著《字贯》的刻印工作。

《字贯》是一部按天、地、人、物四大类统字的简明分类字典，从起草之日算起，已经17年了。王锡侯对这部体例新颖、部头可观的字典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自成一家之言不去说它，以《字贯》的发行量，就足以换些银子度过“床头金尽，瓿中粟罄”的窘境。

然而，命运却偏偏和王锡侯作对。《字贯》并没有换来他梦寐以求的名誉和金钱，却招来了杀身破家的惨祸。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锡侯的同族本家王泷南到知县衙门告发王锡侯编撰的《字贯》“狂妄悖逆”。王泷南是个不安分的光棍，多年前曾因唆讼而问徒发配，后偷偷从配所逃回原籍。那时王锡侯血气方刚，好打抱不平，就告到官府，把王泷南拿获重又解配了。事隔多年，王泷南遇赦还乡，寻机报仇。这时王锡侯老了，早没了昔日的锐气，家里高悬自书的一副对联——“莫倚英豪常带侠，须知大智每如愚”，就是用以警戒自己的。但王泷南却旧恨难释，如何能放得过他?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查办禁书，王泷南就意识到机会来了。要想将王锡侯整个死，最爽利的法子莫过于检举他撰写、刊刻逆书，而王锡侯已刊各书中，《字贯》的辫子最好抓。《字贯》前有王锡侯写的自序，叙明何以编撰该书时，先颂扬了一番《康熙字典》如何如何好，接下去笔锋一转，话就说得不那么得体了：“然而穿贯之难也!今《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这是对《康熙字典》不加掩饰的贬损，而这部字典是康熙皇帝“御制”的，王锡侯如此一说就可以引伸为有意贬损康熙皇帝。王泷南就咬住了“穿贯之难”这句话，告王锡侯“狂妄悖逆”。新昌知县见告发逆书，不敢耽延，立即禀报上峰江西巡抚海成。海成调取《字贯》原书，先命巡抚衙门的幕友们检查。检查到该书序言，果如王泷南所举首的那样。但幕友们很正直，他们向海成解释，王锡侯如此说乃属“狂妄不法”，不能构成“悖逆”，王泷南在呈状中说“愿为圣祖（康熙皇帝）抱告”，此话显有慢渎不敬之意，亦不便姑容。海成交代将这番意思写成奏折。当年十月初，海成将缮具的奏折派专差驰送京城，向皇帝作了全面的奏报。他建议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同时将《字贯》一部四十本粘签，恭呈御览。

不料一经“御览”，乾隆便勃然大怒。当他翻阅到该书第十页时，见“凡例”内“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悉行开列”，于是断定“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乾隆之所以大怒，主要是对海成而发。《字贯》的“悖逆”开卷即见，如此明显，海成竟说它“无悖逆之词”。十月二十一日命军机大臣传谕海成，骂他“双眼无珠”，骂他“天良尽昧”，又命他将逆犯王锡侯迅速锁押解京，交刑部严审治罪。就这样，王锡侯《字贯》案由妄行著书的一般案件一下子升级为钦办的特大逆案。

问题究竟是否像乾隆说得那么严重?所谓“庙讳”、“御名”云云，是指康、雍、乾三帝的名字——玄烨（烽）、胤禛和弘历（厝）。在当时，行文中凡遇到这几个字都不准直书，而要“避讳”，如“胤禛”写成同音字“允正”，“弘历”则缺笔，写成“弘厝”。如必得书写皇帝的名字怎么办?也有变通的法子：如“胤禛”可作如下表示：“讳上一字从丿从乱，下一字从礻从真”。固然麻烦一点，但臣民必须一体遵守，否则便犯了“讳”。王锡侯不是不懂临文避讳，他是好心，怕年轻的士子不懂，所以在《字贯》的“凡例”中将庙讳、御名照原字直书，提醒人们别犯错误。这且不说，就是真的不留心没有避讳，也不见得治罪，更谈不到什么“大逆不法”。乾隆即位后就一再降旨声明：“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原布政使彭家屏赐令自尽，罪状之一是他撰写的族谱《大彭统记》遇庙讳、御名皆不缺笔。乾隆说：“朕自即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可比。”四年以后，江苏查出沛县监生阎大镛《俣俣集》中有不避庙讳之处，乾隆也说“虽其不避庙讳，犹可云村野无知”。由此可见，犯讳固然是不允许的，但是否治罪，有很大的伸缩性和灵活性。在王锡侯《字贯》案之前尚无任何一个“草野椎陋”、“村野无知”因没避讳而被治罪。即使如彭家屏那样的省级大员，也止于“赐令自尽”而已。《字贯》这部书刊刷后在各省流布了两年之久，从未有人指出它在“避讳”上的“大逆不法”；王泷南不择手段欲置仇家于死地，却没去作王锡侯犯庙讳、御讳的文章；并非漫不经心、“双眼无珠”的巡抚海成让“悖逆”“开卷即见”的《字贯》漏掉了。这一切都表明，一个乡曲小儒出于好心而将“庙讳、御名悉行开列”，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犯不上大动肝火。

然则，乾隆一定要借避讳的小题目把《字贯》案打成“从来未有”的特大逆案，个中奥妙究竟何在呢?这就要从当时查办禁书的政治背景中去寻找答案了。

查办禁书是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通谕全国正式开始的，但这件事在乾隆却蓄谋已久了。所谓禁书，即对清朝统治不利的诸种书籍的统称，其中明末清初的野史、清初具有民族气节的明遗民的诗文集，最为乾隆所关注。康熙宽文网之禁，不少禁书都是那个时候刊行的。例如，顾炎武的诗文集中记了庄氏《明史》案，记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与官修《明史》，他的“北去（原抄本作“红装”二字）三百舸，舸舸好红颜”之类的诗句，更是对清初满洲贵族在征服江南时所犯暴行的无情鞭挞。王夫之的民族情绪较之顾炎武犹有甚者，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和“夷狄”之防。在他看来，“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这简直在公然号召汉族人民起来造满洲的反。然而，像顾炎武和王夫之这样的“胜国遗民”的著作都在康熙中结集出版了。此外还有在当时政治上极为敏感的记述明清鼎革之际的现代史作品，如季六奇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成书于康熙十年（1671年），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成书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雍正时文字狱搞得很厉害，但并不热衷于焚毁书籍，甚至连发挥“华夷之别”的吕留良的作品都明谕不必销毁。乾隆则大不然，他这个人特别害怕书籍对人民思想的影响。到他当政时，清朝定鼎中原快一百年了，一代“胜国遗民”早已物故，汉族士大夫和读书人作为一个整体，已承认了满洲皇帝对中国的统治。但乾隆不放心，他总觉得只要有反对清朝或不利于清朝的书籍在，就还会产生新的一代敌视清朝的分子。所以他抓了诸如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案、段昌绪藏匿吴三桂反清檄文案、齐周华逆书案，以至下令查禁、销毁钱谦益的诗文集，等等。但这样地零敲碎打，毕竟不是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为了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乾隆一直在寻找一条釜底抽薪、一劳永逸之计。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终于想出了掩人耳目的巧妙办法——征集图书。这一年正月颁发了在全国范围内“搜辑古今群书”的诏令，表面上说是为了“稽古右文”、“嘉惠士林”，其实是想借此将一切对清朝统治不利的禁书摸清，然后统通收集起来，劈板烧毁。当然这个引蛇出洞的妙计不便在煌煌谕旨中明说，但对重点查缴禁书的江浙两省的满洲大吏却不能不事先透露些许，让他们思想上早有准备，提前部署。闽浙总督钟音陛辞回任路过江苏时，奉旨向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萨载秘密传达皇上口谕：“少有忌讳之书，令臣等一体留心查办。”这些皇帝最亲信的奴才在全面征集图书的名义下细心搜剔所谓的禁书。两年多过去了，书籍征集得委实不少，光浙江一省就有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但乾隆一看，他心中要“征集”的那些“少有忌讳”的禁书却寥如晨星。看来草野愚民精得很，他们似乎窥破了皇上的真意，一齐来捉迷藏。这中间为了让家有藏书的汉人解除顾虑，乾隆一再信誓旦旦地向天下臣民表示：“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反而在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为表示“稽古右文”、“嘉惠士林”的诚意，乾隆确也开始了纂修《四库全书》的扎扎实实的工作。不过，这一切效果还是极其有限。眼看着如意算盘落了空，乾隆索性摘下了重视学术文化的伪装，将搜访遗籍一下子改为查办禁书。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降下一道严旨，蛮横无理地说为什么各省进呈的一万多种书籍中竟然没有“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这么多的遗书中“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且明末野史甚多，其中“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在此谕末尾，乾隆以严厉的口吻宣布：“若此次传谕之后，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图穷匕首见。乾隆在一切伎俩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到底揭开了冠冕堂皇的骗人盖子，露出了征集天下群书的险恶用心。

然而，严旨催逼比设计**的效果并不见佳。最使乾隆伤脑筋的是，查办禁书在江浙等省进展极为缓慢。他逐渐意识到，查办禁书的谕旨之所以贯彻不下去，首先是各省督抚漫不经心，并不实力查办。进入四十二年以后，乾隆就伺机制造一起大案，藉以在封疆大吏们的背上击一猛掌，使这些糊涂的家伙惊醒起来。江西巡抚海成没有看出王锡侯触犯庙讳、御讳，把一部“大逆不法”的书籍从眼皮底下漏掉了，正好拿来当坏典型。至于说王锡侯的犯讳能否算得上“悖逆”，这是次要问题。眼下既需要重治海成，就只能先把《字贯》打成“从来未有”的“大逆不法”。如果说王锡侯冤枉，那么海成的冤枉也不在王锡侯以下。

海成是旗员，胸无点墨，但对查办禁书却格外热心。到乾隆四十一年年底，江西省已查缴禁书八千余部，列全国各省之首。海成的办法很绝，为使查办禁书的诏令深入穷乡僻壤，他命令各州县把地保召集起来，训练一番后，再让他们挨家逐户去宣讲。无论全书还是废卷，统通呈缴，由官府付给缴书者一倍的书价。对这个创造乾隆很欣赏，通谕“各省仿而行之”。对这样一个亲手树立的典型，为什么又很快把他打翻了呢?乾隆也有自己的考虑。十月二十三日通过军机大臣给包括海成在内的各省督抚发出一道廷寄上谕，指责海成未将《字贯》“早为查出”，“可见海成从前查办应毁书籍原不过空言塞责，并未切实检查”。这无异于告诫各省督抚，像海成这样查办禁书的“模范”尚且“空言塞责”，你们该吸取什么教训?这样一来，对海成的处理自然越来越严厉。在短短两个月间，先是“传旨严行申饬”，随即“交部严加议处”，继而“革职交刑部治罪”，步步升级，直至刑部拟斩立决，乾隆帝觉得火力够了，下令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海成是查办禁书运动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方面大员，乾隆并不讳言拿他开刀的目的，谕旨说，严惩海成，是“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封疆大臣中，首当其冲的是两江总督高晋，《字贯》案发，他受到的惊吓不下于海成。两江下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作为海成的上司，高晋亦难辞失察之咎。再者，总督所驻之江宁地近江西，所以严旨责问高晋：“江宁省城与江西省相隔不远，该逆犯初刊《字贯》之本断无不传行至江宁之理。高晋等此次查办应毁书籍，何以尚未将此等大逆之书列人?”高晋最后受到了降一级留任的处分。由于乾隆有意借《字贯》案推动查办禁书，所以有关这一案件的每道谕旨除寄两江之外，同时也寄发各省督抚。各省督抚自然从中吸取教训，查办禁书不止查明末清初野史之类的旧书，而且也要查如《字贯》这样现在刊行者。如果仍如过去那样“空言塞责，并不切实检查”，海成便是前鉴!

了解了《字贯》案发生的政治背景，就不会把它看作一起孤立的文字狱了。王锡侯不过是查办禁书这场浩劫的第一个牺牲品。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锡侯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案情极为简单，没有什么好审讯的，到二十八日，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就把这件特大逆案办完了。他们遵照皇帝早已定下的调子，请旨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他的子孙、弟侄及妻媳二十一人照律缘坐，家产籍没入官，王锡侯所著一切书籍通谕各省查缴销毁。乾隆命王锡侯从宽改为斩立决，他的子孙王霖等七人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及岁之子给功臣之家为奴。王锡侯的全部家产，把锅碗瓢盆、小猪母鸡统通计算在内，官府估价不过六十几两银子。一个无辜的、清寒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家破人亡了。

王锡侯《字贯》案给地方大员中麻木不仁者、明哲保身者、犹豫观望者以极大的震动。为了避祸，他们开始千方百计设法将所辖地区的禁书搜缴净尽。江苏方面率先刊刻成所谓《违碍书目》，分发各州县教官晓谕士民逐一清查，凡家中有单上所列的禁书，则分别呈缴官设苏州书局或江宁书局查办。安徽方面继起响应，他们想出的办法更绝，下发的《禁书书目》，不仅包括本省已查出的禁书，而且把其他各省奏明应予销毁的书籍也囊括其中，“并派委试用教职、佐杂等官，定以功过，分投各属，会同地方官剀切宣导，严加搜查”。河南、江西、浙江、湖北、广东、广西、陕西等省督抚不甘落后，也纷纷效法，刊刻禁目。一时间各种禁书书目通行天下，成为各省大吏查缴禁书的得力工具。

地方大员查办禁书的积极性总算初步调动起来了，乾隆欲将深藏民间的违禁之书一网打尽的初衷有望实现了。他随即命令军机大臣传谕各省将业经查出的禁书陆续解往京城，经特派大臣审阅，开单列出应烧毁劈板书籍之名，呈交皇帝批准，集中加以销毁。所有应毁各书，开列带有权威性的统一书目，下发各省督抚一并实力查办。

查办禁书的天罗地网严严实实地撒向了神州大地，方向明确指向那些仍胆敢抗拒收缴禁书的冥顽不化的刁民，指向对查办禁书仍怀有某种抵触情绪的大小官吏。

乾隆正在蓄意制造一个更大的书祸，一个更大的冤案。这次，哪些人的脑袋将被借来一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