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鲁迅为《论语》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论语》杂志是林语堂于1932年9月16日在上海创办的半月刊,主要提倡幽默的小品文。故此鲁迅的这篇文章并不严肃,行文间充满了幽默感,由其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不过文章表面的幽默感并不能抹杀文章的真实内涵,而且文章的题旨也并非仅仅意在幽默,而是紧扣深刻的社会现实,以借古讽今的方式,对现实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有力的针砭。1933年东北沦陷之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绥靖”的投降主义政策,一方面加强对国内文化的“围剿”。鲁迅正是通过这篇文章,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对国民党当局的这种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揭露。
文章首先讽刺了中国一些无聊的考古学家对中国女人缠足习俗的考证。鲁迅以戏谑的语言对女人缠足的考证史进行了一番梳理,同时也阐明了自己在女人缠足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由此鲁迅由女人缠足的问题引申到中庸的问题上。他通过对女人缠足之走了极端而推测“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对于中国人言行之间的对立,鲁迅先生解释为,根据中国人议论什么就是缺乏什么的逻辑,大讲中庸的人正是缺乏中庸。于是又把问题引申到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国内革命者和日本帝国主义缺乏“中庸”的态度上来:“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接着,鲁迅又从孔夫子之“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推论出他晚年有胃病;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推论他们正是忘了这八个字;又从邮检处截留对宋庆龄女士的索诈信一事,推论出国民党当局监视宋女士且私拆信件的无耻勾当。通过这些逆推的方法一步步揭穿了国民党当局的丑恶行径。
关于女人
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
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1〕,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书上,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2〕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的嫖男,那里会有卖**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许是因此罢,她的爱惜家财的心或者比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败家精”。何况现在卖**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3〕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
美国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共匪(原文无匪字,谨遵功令改译),我们的妻女就要使我们破产,等不及工人来没收。”中国也许是惟恐工人“来得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
【注解】
〔1〕“堕马髻”、“愁眉啼妆”:出自《后汉书·梁冀传》。
〔2〕阿剌伯古诗人:指穆塔纳比(915965年)。
〔3〕长三幺二:旧时上海妓院中妓女按等级排名,头等的叫做长三,次等的叫做幺二。
【精品赏析】
本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33年6月15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后收入《南腔北调集》。这篇文章与《真假堂。吉诃德》以及《伪自由书》中的《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准风月谈》中的《中国文与中国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1933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作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署自己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又分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文章通过国难期间“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引起话题,谈论了关于女人的一些看法。对于正人君子的责备,作者说:“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这就讽刺了这些人荒谬偏激的论调。同时还尖锐地指出:“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这又指出了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虚伪的一面。文章还对女人的处境和地位从历史以及现实的角度作了剖析,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妇女备受压迫和奢侈**靡之风盛行的社会根源。作者说:“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而且指出“奢侈和**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这就从根本上为女人进行了辩护,并且把问题的根源直接指向了自古以来罪恶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的主宰者——男人。作者说:“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正是因为男女的不平等,女人处于男人的所有品这样一种附属地位才产生了各种关于女人的扭曲现象和表现。作者说出了女人在家庭中挥霍浪费,竭力修饰自己其实不过是在和娼妓竞争,为的是要“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是因为女人是社会中的被压迫者,处于从属于男人的地位,才使得她们有此现象,而且“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
文章通过对女人问题的论述,揭露出中国几千年来旧文化、旧体制的罪恶和弊端,同时也对正在腐败堕落,却在口头上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国民党政府给予了辛辣的嘲讽。
真假堂·吉诃德
西洋武士道〔1〕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2〕,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然而这是真正的堂。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堂。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堂。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3〕,——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堂。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假吉堂。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4〕。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5〕,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6〕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刮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7〕,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8〕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甚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堂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9〕,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10〕,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11〕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12〕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堂。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注解】
〔1〕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所信奉遵守的封建道德。西洋武士道,指西欧的骑士精神。
〔2〕堂·吉诃德仗着宝剑和风车打仗的事,见《堂·吉诃德》第八章。
〔3〕《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写有娄姓两公子被张铁臂骗取白银五百两的事。
〔4〕“特制钢刀”的事,见1933年4月12日《申报》: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特别定制大刀九十九把,捐赠给当时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5〕飞机捐:1933年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并强行募捐。
〔6〕“诱敌深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及“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国土不断沦丧,却妄说是战略上的“诱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