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下篇 舍弃（第2页）

幸好，有一位女子的宁静的爱把这些病态的友情取代了，——为否认其生命的虚无和建立所渴求的爱而作的绝望的努力。这个女子很能体贴这个老孩童，她给的这个孤苦伶仃他那颗死了的心灵带来一点平和、信心与理智，去接受生与死的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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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533年到1534年，米开朗琪罗对卡瓦列里的爱上升至顶峰。1535年，他开始与维多莉娅·科洛娜相识。

维多莉娅·科洛娜生于1492年。其父是法布里齐奥·科隆纳，帕利阿诺的富人，塔利亚科佐的亲王。母名亲叫阿涅丝·德·蒙泰费尔特罗，是乌尔班亲王费德里戈的女儿。她家是意大利的一个上层之流的贵族，受文艺复兴光辉思想影响很深的一个家族。十七岁时，她与佩斯卡拉侯爵、大将军费朗特·弗朗切斯柯·德·阿瓦洛结为夫妇，后者即帕维尔的征服者。她很爱他，但他却对她没有一点感情。她不漂亮。人们在那些纪念章上所看到的她的像，是一张男性的、有个性的、有点严厉的脸，高额头，长而直的鼻子，上唇短而没有肉感，下唇略向前伸，嘴巴紧闭，下巴突出。认识她并为她作传的菲洛尼科·阿利卡纳塞奥，虽然措辞委婉，但仍显示出她长得很丑：“当她嫁给佩斯卡拉侯爵时，她拼命地提高思想内含，因为没有漂亮的美貌，她便钻研文学，以得到一种永恒的美，而不像容貌那样能够失去。”——她对智力情由独钟。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她写道：“丑化的感官无力搭成一种能产生高贵心灵纯洁之爱的和谐，它们绝对产生不了欢乐与痛苦……闪亮的火焰把我的心升华到那么高，致使一些卑劣的思想会令它恼怒。”——英俊纵欲的佩斯卡拉在她身上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让他爱的的地方。但是，爱的怪诞却让她天生就是爱他并因他而痛苦的。

她真真正正地因丈夫的不忠而异常痛苦，佩斯卡拉在家里都蒙瞒她，闹得整个那不勒斯满城风雨。可是，当他1525年去世时，她仍旧处在深深的痛苦之中。她躲进宗教里，沉醉于诗歌中。她遁入空门，先是在罗马，然后在那不勒斯，起先她还与世事有一丝联系：她选择孤独只是为了沉浸在她对爱的回忆之中，只是为了以诗词歌赋来歌颂爱情。她和意大利的所有大作家都有来往，诸如萨多莱特、贝姆博、卡斯蒂廖内，而且卡斯蒂廖内还把他的《侍臣论》手稿交付与她，还有在其《疯狂的奥兰多》中为她写颂词的阿里奥斯托，以及保罗·佐夫、贝尔纳多·塔索、罗多维柯·多尔斯等。自1530年起，她的十四行诗就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并为她在当时的女子中收获了仅有的殊荣。在伊斯基亚岛隐姓埋名之后，她仍在没有声响的大海里，美丽海岛的孤寂中，歌唱她那蜕变了的爱情，乐此不疲。

但是，自1534年起，宗教就完全地把她俘获了。天主教的改革思想，当时为避免分裂而倾向于复兴宗教的自由的宗教精神，让她完全沉迷于此。我们不知道她在那不勒斯是否结识了胡安·德·瓦尔德斯，但是，很明确的是她受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奥基诺的宣道的影响很深。她是彼特罗·卡尔内塞基、基贝尔蒂、萨多莱特、高贵的雷吉纳尔德·波莱和改革派主教中最伟大的卡斯帕雷·孔塔里尼红衣主教的朋友。红衣主教孔塔里尼曾经于事无补地竭力要同新教徒们结成同一联盟，并敢于写出如下的有力词句：

“基督的律令是自由的律令……只要以一个其本质便倾向于恶而且受到情欲所驱使的人的意志为准绳的政府不能叫做政府。不!任何主宰都是一种理智的主宰。他的主旨是在通过正确道路引导所有听命于他的人到达他们正确的目的地：幸福。教皇的权威也是一种理智的权威。一个教皇应该清楚他的权威是施于一些自由人身上的。他不能任意自由地指挥、禁止、豁免，而只能依靠理智的规则、神的训诫和爱（爱是一条把一切引向上帝引向共同的善的规则）的教导去行事。”

在意大利最无瑕的意识汇聚的这个理想主义小组中，维多莉娅是最激越的灵魂中的一个。她同勒内·德·费拉雷，同玛格丽特·德·纳瓦尔保持着信件交往；后来变成新教徒的彼尔·保罗·韦尔杰廖称她为“一道真理之光”。——但是，当卡拉法冷酷无情地兴起反改革运动时，她陷入一种骇人的怀疑之中。她同米开朗琪罗一样，是一个激烈但脆弱的灵魂：她需要信仰，她无力与宗教的权威相抗衡。“她皮瘦如柴了，却仍在守斋，苦修。”她的朋友波莱红衣主教强迫她屈从，强迫她对自己的超群智慧加以否定，舍身投靠于神，从而让她达到了平心静气状态。她带着一种牺牲的陶醉这么做了……要是她只是牺牲了自己就好了!她把自己的朋友们也拽着一齐牺牲了。她连累了奥基诺，她把他的作品交给了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她这颗伟大的灵魂，像米开朗琪罗一样，被恐惧粉碎了。她把自己的悔恨淹没在一种绝望的神秘主义之中：

“您看到了我们在那无知的混沌之中，看到了我走向那错误的迷宫，看到了那永远在运动着在寻求歇息的躯体，看到了为了寻求安详而一直**不安的心灵。神希望把我变成一个无用的人!让我明白一切均在基督身上。”（1543年12月22日维多莉娅·科洛娜写给莫洛内红衣主教的信）

她向死神呼唤着，作为一种解脱，——1547年2月25日，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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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深受瓦尔德斯和奥基诺的自由神秘主义的影响时期，她与米开朗琪罗对结识。这个悲伤的、烦恼的女人，一直都渴望一位向导来给她依靠，但同时她又渴望有一个比她更脆弱更不幸的人，来享受心中充盈着的全部母爱。她尽全力地向米开朗琪罗掩饰自己的烦乱惶恐。她表面上平静，矜持，有点冷漠，她把别人给予自己的平和传递给了米开朗琪罗。他俩的友谊从1535年左右开始，自1538年秋天起，关系便亲无间密了，但维系他们的友谊仅是上帝。维多莉娅时年四十六岁，米开朗琪罗已六十三岁了。她在罗马平奇奥山脚下的圣西尔韦斯德罗修道院居住。米开朗琪罗住在卡瓦洛山附近。每个星期日他俩都在卡瓦洛山的圣西尔韦斯德罗见面。阿姆布罗乔·卡泰里诺·波利蒂为他们诵读《圣保罗书信》，他俩一块研讨，葡萄牙画家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在他的四本《绘画谈话录》中为我们保留了这些情景的回忆。真实写照了他俩那严肃而温馨的友谊。

弗朗索瓦·德·奥朗德第一次去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时，遇佩斯卡拉侯爵夫人正在同几个朋友一起听诵读圣书。米开朗琪罗当时并不在场。当圣书诵读结束后，可爱的侯爵夫人微笑着对这位外国画家说：

“弗朗索瓦·德·奥朗德或许更想听到米开朗琪罗的谈话，而不是这类诵经的。”

弗朗索瓦深受伤害，反击道：

“怎么，侯爵夫人难道以为我只会画画，其它一概不会吗?”

“弗朗西斯科先生，请勿多心，”拉塔齐奥·托洛梅伊说，“侯爵夫人的意思正是在说明一位画家是样样精通的。我们意大利人对绘画非常敬重!而她这样说大概是想增加您想听到米开朗琪罗的谈话的乐趣。”

弗朗索瓦连忙赔礼，于是，侯爵夫人便吩咐她的一名仆人：

“去米开朗琪罗那里，对他说我和拉塔齐奥先生仪式结束之后就在这个小教堂里留下来，这里凉爽宜人。如果他高兴浪费点时间前来，我们将很是欣慰……不过，”她了解米开朗琪罗倔强的脾气，便又补充说道，“不要告知他葡萄牙人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在这儿。”

在等待传话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在能让米开朗琪罗谈论绘画的方法，而又不至于让他发现他们的意图来作准备，因为，如果被他意识，他会立即闭口不谈的。

“沉默了片刻之后，有人敲门。我们大家都担心大师可能没有来，因为仆人回来的时间太快。但是，住在不远处的米开朗琪罗正在前来圣西尔韦斯德罗的路上。他是从埃斯基利纳街朝温泉方向去的，一路上在同他的门生乌尔比诺大谈哲学。我们的送信仆人恰好在半路上与他碰面，把他领了来，此时便到了门口，侯爵夫人起身，他们俩站着单独聊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才请他在拉塔齐奥和她之间坐下。”

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坐在他的身旁；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引起米开朗琪罗的注意，——这使弗朗索瓦大为恼火，面色不悦地说道：

“真的，不为某人注意到的最佳方法就是在此人面前直立。”米开朗琪罗闻言一惊，看了看他，立即十分谦恭地表示歉意：

“真对不起，弗朗西斯科先生，我没有发现您，因为我眼睛只盯着侯爵夫人了。”

此时，维多莉娅稍作停顿，用一种我们不敢恭维的方法巧妙地开始同他委婉小心地东拉西扯，就是闭口不谈及绘画。像是某人在艰难却巧妙地包围一座坚固的城池；而米开朗琪罗则是一个警惕的、疑虑重重的被围困者，这儿设岗，那儿拉起吊桥，在一处处埋设地雷，对各处城门和墙垣都进行严密地把守。但是，最终侯爵夫人取胜了。说实话，很少有人能够防得住她。

“喏，”她说，“必须承认，当你利用自己的武器，也就是说利用计谋，攻击米开朗琪罗的时候，你一定会被他击败的。拉塔齐奥先生，如果我们想弄得他哑口无言，自己掌握主动权的话，那我们必须同他谈诉讼案，谈教皇的敕令，然后么……再谈绘画。”

这种巧妙的转弯抹角把谈话引到了艺术上去。维多利亚同米开朗琪罗商谈她计划修建的一座宗教建筑，米开朗琪罗随即就提出要去实地察看，以便绘制一张草图。

“我本不敢麻烦您帮这么大的忙的，”侯爵夫人回答说，“尽管我明白在任何事情上都要遵从抑强扶弱的主的教导……因此，认识您的人对米开朗琪罗您本身的敬重超过您的作品，而不像那些与您陌生的人，只您自己的最弱的部分表示尊崇——出自您手的那些作品。我还要赞扬您总是躲在一边，不加入我们的无聊谈话，而且也不为那些所有跑来求您的王公显贵们作画，而是几乎把您的终生都奉献给了惟一的一件伟大的作品。”

米开朗琪罗面对这番恭维谦逊地颔首致谢，并表达了自己对于闲聊之人与无所事事之人——王公显贵与教皇——的厌恶，他们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强迫一个艺术家去陪着他们胡乱瞎扯，殊不知这个艺术家已来日无多，实难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接着，谈话转入那些艺术最崇高的题材，侯爵夫人一丝不苟严肃地讨论着。一件艺术作品对于她来说，如同对于米开朗琪罗一样，是一个信德的行为。

“好的绘画，”米开朗琪罗说道，“靠近上帝，并与上帝合为一体……它只是上帝的没有缺陷的一个复制品，是它的笔的影子，是它的音乐，它的旋律……因此，画家仅有伟大和灵巧还是不够的。我却觉得他的生命最大可能地是拥有纯洁和神圣的，以便圣灵能指导他的思想……”

他们和着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的氛围，在一片庄严肃穆之中，就这么神圣地交谈着，时光在缓缓地流逝。有时候，朋友们更喜欢到花园中继续交谈，就像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向我们描绘的那样，“在泉水旁，在桂树的树荫下，坐在石凳上靠着长满藤蔓一堵墙的”，他们从那儿视临着在他们脚下延伸的罗马城。

遗憾的是这些美好的交谈并未持续下去。佩斯卡拉侯爵夫人所经受的宗教危机突然中止了这样的交谈。1541年，她离开了罗马，前往奥尔维耶托，后又去维泰尔贝的一座修道院修养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