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七（第1页）

七

一年中，托尔斯泰在这个地狱之中碰到了**、虚荣和人类痛苦的深处，当他从中走出来时，他于1855年11月，又回到了彼得堡的文人们中间，对他们表示厌恶与轻蔑的感觉。他觉得他们身上有的只是虚伪和无耻。这些人，从远处望过去，他觉得光鲜亮丽——如他曾赞赏并把他的《伐木》刚刚题献给他的屠格涅夫，——离近了看，他感到一种意志的消沉。1856年的一幅画像画着他和一群文人，画上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在其他人的怡然自得中间，他那悲苦严峻的神态，他那瘦削的脑袋，他那深陷的双颊，他那双僵直地搂住的胳膊，很突兀。他身着戎装，立于这些文人身后，如苏亚雷斯风趣地写的，“他和这伙人并不合群，倒像是在看押着他们：他好像正要把他们押回监狱去”。

然而，大家都热情周到地围着这个青年才俊，他头顶双重的光环来到他们中间：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曾经在读塞瓦斯托波尔纪实时满脸泪痕喊“乌拉”的屠格涅夫，亲切友好地向他伸着手。但他俩话不投机。如果说他俩都在目光敏锐地观察世界的话，那么他们在自己的观察中却带着各自充满敌意心灵色彩：一个是讽刺的和激动的，爱恋的和幻灭的，是追求美好的；另一个是粗劣的，自傲的，为道德观念而烦恼，为隐而未露的神明所累。

托尔斯泰鄙视，那些自命不凡的文人，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人类的头儿。他在对他们的憎恶中流露出了一个贵族和军官对**的平庸作家的傲岸。他“本能地反对所有肤浅的判断”，他自己也承认，这也是他的性格特点之一。他潜意识轻视人类表面的理性，并表现出猜疑的态度，致使他到处去探究自己或他人的欺骗和谎言。

“他很少信任别人的真诚。一切道德**他都觉得虚假，而且他还常常用他那高深莫测的目光去逼视他觉得在说谎的人……”（屠格涅夫语）

“瞧他听人说话的神态!瞧他用深陷于眼眶中的灰眼珠逼视对话者的样子!他那紧抿着的嘴唇含着多大的讽刺!”（格里戈罗维奇如是说）。

屠格涅夫说，他觉得没有比他那尖锐的目光，外加两三个令人大发雷霆的恶毒字眼儿更让人无地自容的了。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第一次见面就猛烈争吵起来。分别之后，他们平静下来，却又彼此肯定说法。但是，时间使得托尔斯泰在圈内显得很疏离。他不能原谅这些艺术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一面过着堕落的生活，一面又在宣扬所谓的道德。

“我坚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是道德败坏的，比我在军中的颠沛流离的生活里所遇到的那些人可恶得多。可他们对自己却还在自我感觉良好，好像完全健康的人那样。他们让我作呕。”（《忏悔录》，全集第十九卷）

他同他们分手了。然而，他在一段时间里仍然将艺术等同利益。他的傲岸在其中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回报丰厚的宗教；它能为你提供“女人、金钱、荣誉……”

“我曾担任这个宗教中的高级神职人员之一，生活惬意而又有利可图……”

为了更好地写作，他退伍了（1856年11月）。

但是，以他的个性是不会视而不见的。他相信进步，他愿意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词儿意味着什么”。去外国——法国、瑞士和德国。1857年1月29日到7月30日——的一趟旅行使他不再相信了。1857年4月6日在巴黎看到的一次行刑“向他显现出进步的虚无……”

“当我看到头离开身体，头落到篮子里时，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任何有关现存秩序有道理的理论都不能证明这种行为是对的。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依据某种理论而认为这是必要的话，我却认为那简直太糟糕了，因为分辨善恶的并不应该是他们的所说所行，而是我的心。”（《忏悔录》）

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他看见住在施威策尔霍夫的英国富人们不愿付钱给一个流浪的小歌手，他便在《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中写下了他对所有那些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十分珍贵的梦想表示了他的蔑视，并对这些“在善与恶的大海上想邀起若干波浪来的人”不耻。

“在他们看来，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制是恶，这种肤浅认识毁去了潜意识的、最佳的需求。谁能向我解释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专制文明野蛮?善与恶互不共存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身上只有一个永不犯错误的指引者，那就是鼓励我们相互亲近的无处不在的神明。”

回到俄罗斯，回到亚斯纳亚，他又把心思放在了农民身上。这不是说对民众已经失望了。他写道：

“群众的维护者，说群众有良知的人，都白说了，民众也许真的是正义者的群体，但他们只是在庸俗可鄙的方面是团结的，这只暴露出人类本质中的怯懦残酷的部分”。（《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

因此，他所启发的并不是普通大众，而是每个人的内在思想，而是大众的每个孩提一般的觉悟。因为这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一些学校，但却根本不清楚要教授什么东西。为了学习经验，他于1860年7月3日到1861年4月23日，第二次游历欧洲。

他研究了各种不同的教育体系。不用说，他把它们全都丢弃了。在马赛的两次停留中，他明白了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他觉得可笑的学校之外，通过报纸、博物馆、图书馆、大街、生活等他称之为“无意识的学校”或“自觉的学校”进行的。自觉的学校是与强制性的学校相抵触的，他认为后者是不利益，愚蠢的，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想创办的，试着创办的就是这种自觉的学校。遵循原则是自由。他不允许一些精英——“享有特权的自由阶层”——把他们的知识错误硬**于普通人，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他们。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这种非自觉的教育方法，在大学里面根本造就不出“一些人类所需要的人，造就的却是一些腐败分子：官僚，官僚教授，官僚文学家，或者一些肆意地背离了自己的原有状态的人——青少年时期被宠着的在人生中无定位的人，如一些病怏怏的、骄纵的自由派”。应该让民众说出他们真正想要的!如果他们无所谓“知识分子们灌输给他们学习的读和写的技巧的话”，他们自有他的道理的：他们有其他更加迫切更加合乎他们身份的精神要求。试着去弄明白他们的需求并帮助他们去实现这些需求吧!

像一位革命的保守者（托尔斯泰一直是的）的这些自由理论，托尔斯泰在努力地把它们在亚斯亚纳变为现实，他与学生打成一片，而不会以老师自居。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地在农业种植中引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精神。1861年他被任命为克拉皮夫纳县的地方仲裁人，他保护民众与地主和国家的滥用私权相抗争。

但是，别以为他仅仅满足于这些之中，并投入了他的全部精力了。他仍然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尽管他有了这种社会活动，但他仍醉心于社交，他需要社交。时不时的，享乐又攫据着他；或者是好活动的兴致一上来。他不顾生死跑去猎熊。他常常去狂赌一番。他有时甚至还受到他所蔑视的彼得堡文学圈子的影响。从这些歧途中走出来之后，他因厌恶而使自己步入迷惑之中。这一时期的作品令人遗憾地印有艺术的和精神的模棱两可的痕迹。《两个轻骑兵》（1856年）有着一股典雅、自负和浮华气味，托尔斯泰对此也很反感。1857年写于第戎的《阿尔贝》是软塌塌的，怪里怪气的，毫无他所固有的那种深度和精度。《记数人日记》（1856年）虽更动人，但显得仓促，显示托尔斯泰非常讨厌自己。他的化身，涅赫留波夫亲王，在一个无耻的地方自杀身亡：

“他什么都不缺：财富，声望，思想，远大的希望；他没有前科，但他却做了更不该做的事：他宰杀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不知该走向哪里了，甚至并不是有什么强烈的情欲，而是缺乏意志所致。”

连死亡的逼近都没能使他改变初衷……

“同样的怪异草率，同样的优柔寡断，同样的思维浮燥……”

死，在这个时期，开始萦绕着托尔斯泰的灵魂。《三个死者》（1858—1859）已经显示了《伊万·伊里奇之死》中对于死亡的阴暗的分析，显示了死者的孤单以及他对活着的人们的愤怒，还有他的绝望的叫声：“为什么?”三个死者——富婆、患痨病的老驿站马车夫和砍倒的桦树——的这“三部曲”是有其伟大之处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入木十三分，形象生动活泼，虽然这部作品结构松垮过于吹捧，桦树的死也缺乏增加托尔斯泰的景物描写之美的那种确定真切的诗意。总体上看来，我们还不知道是为艺术而艺术位居第一呢还是道德意图排第一。

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甚了解这一点。1859年2月4日，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莫斯科协会的新会员演说词中，他大肆宣传赞扬为艺术而艺术；而协会会长霍米亚科夫在向他这位“艺术至上的文学代表”致意之后，则提出了保卫社会与道德的艺术的问题，对他加以训斥。

一年之后，1860年9月19日，他尊敬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痨在耶尔去逝，他痛苦不已，以致“动摇了他对善与一切方面的信仰”，并使他背弃艺术：

“真理是恐怖的……毫无疑问，只要存在想要探索真理并说出真理的心愿，人们便竭尽全力地去知晓它并说出它来。这是我的道德观中惟一保留下来的东西。这是我将要做的惟一的事情，但不是在你们的艺术形式之下去做。艺术就是谎言，但是我不能再爱华丽的谎言了。”（1860年10月17日写给费特的信）

然而，不到半年之后，他在《波利库什卡》中又回归了了“华丽的谎言”了。这本书可能是除了他对金钱和金钱之万恶的咒骂而外，最没有道德品味的作品了。这是绝对地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然而它也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责备它的是过于细微的观察、足以写一部巨著的丰富素材以及冷酷般的结束与喜剧的开始之间的过于激烈而又有点残酷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