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十七（第2页）

“汪达尔人在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在我们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民众中，他们将是特别地可怕，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在欧洲人民中已经发达的法度与舆论的极限。”

托尔斯泰经常收到这些反叛者的信，对他的不反抗理论表示不满，声称对于残酷统治者和丧失良心富人对民众所做的一切坏事，必需报之以“复仇!复仇!复仇!”——托尔斯泰如何回答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几天之后，当他看见在他的村子里，役吏们不顾穷人们哭诉哀告的，把他们的锅子和牛羊强行虏走时，他被激怒了，高喊复仇的口号，掷向那帮刽子手，“这帮人只知贩酒谋利、教唆杀人或宣判流放、入狱、苦役或绞刑的贪官污吏及其走狗，——这帮人从穷人那儿抢走的锅子、牛羊、布匹，是为了蒸馏毒害百姓的酒精，制造杀人武器，建造监狱、苦役监，是为了让他们一伙大发其财”。

当你一辈子都在期盼着爱的世界，却必须面对这些可怕景象，满怀困惑，那是很让人痛心的。——当你有着托尔斯泰的那种真切意识，而心里想着现实的生活与自己的原则并不完全一致时，逼人伤心悲痛了。

在此，我们将触及到他最后几年——也许是他最后的三十年吗?——最大的真切的痛点了，而对这一痛点我们只能用一只虔诚而胆怯的手轻轻地触摸一下，因为这个疮疤，托尔斯泰在尽力地隐瞒着，它不仅属于死者，也属于他所爱过的并爱着他的一些活着的人。

他未能把他的信念让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妻子儿女接受。我们看到他的忠实伴侣，他那勇敢地分担他的生活及其艺术创作的妻子，对于他所放弃纯艺术信仰而改奉她所不知的一种道德信仰，感到很痛苦。看到自己不能被自己最好的女友所理解，托尔斯泰也同样很痛苦。

“我全身心都意识到，”他在写给丹奈洛摩的信中说，“下面的话语的真诚：丈夫与妻子不是两个独立的生灵，而是合二为一的……我渴望着能把这种使我得以超脱于人生苦海的宗教意识的一部分传递给我的妻子。我希望这种意识能够传递（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给她，尽管我认为这种意识是不大能为女性接受的。”

这一愿望终未实现。托尔斯泰伯爵夫人钦佩并喜爱心灵的纯洁，坦**的胸怀，以及与她“合二为一”的那个灵魂的仁慈；她瞥见“他站在群众前面，为人们指出应该遵循的道路”；当教会开除他的时候，她勇敢地为他辩护，并声言永不背弃。但是，她无法去做她自己所不相信的事情；而托尔斯泰又不想强逼她违心地去做，——因为他不屑假装的信仰与爱甚过对信仰与爱的虚伪。他又怎能强逼她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牺牲自己的和她儿女们的财产呢?

他同他的孩子们的隔阂也再加深。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家里见过托尔斯泰的勒鲁瓦·博利厄先生说，“在饭桌上，当父亲说话的时候，儿子们掩饰不住厌烦和怀疑”。他的信仰只是稍稍影响到他的三个女儿，其中他最喜欢的玛丽娅已经死了。在精神方面，他在家人中间不被理解。“只有他的小女儿和他的医生”在思想上了解他。

他为这思想上的距离苦恼着，他为别人强加于他的社交而苦恼，他为那些从世界各地跑来的令人讨厌的人的探访而苦恼；尤其为美国人和新潮人物的来访而苦恼；他为他的家庭迫使他过的那种“奢侈”而苦恼。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在他的屋子里见过他的人的叙述的话，那其实算不上奢华：几乎过于简朴的家具，一张铁床，几把破椅，光秃秃的墙壁!但这份舒适他也排斥：他也觉得是一种愧疚。在《法兰西信使报》所刊登的第二个短篇中，他不无苦涩地把周围的贫困惨状与他家的奢华景象作了对比。

“我的行为，”1903年，他写道，“无论被人看来可能显得多么有益，但却失去了很重要部分，那是我的生活与我所宣扬的东西并不完全一致。”

那他何不让它们一致呀!若他无法强迫自己的家人摆脱交际生活，那他自己为什么不摆脱他们及他们的生活——这样他就不被他的敌人们攻击，说他虚伪了，攻击他的敌人们太高兴了，可以借此否定他的主张!

他也想到过这一点。他早就下了决心。有人找来并发表了他于1897年6月8日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令人赞叹的信。这里几乎完全抄录如下。没有比它更能披露这颗慈爱和痛苦的内心世界了：

“亲爱的索菲娅，长期以来，我一直为生活与信仰的不一致而苦恼着。我无法强迫你们改变你们的生活以及你们的习惯。直到今天，我都不能够疏远你们，因为我在想，我要是离开的话，我就将失去对我的尚小的孩子们的可能会有的一点点影响，而且我也会给你们大家造成很大的痛苦。但我实在不愿像过去了的这十六年那样生活了，不能再与你们抗争，使你们不快，自己又常屈服于已习惯了的那些周围时我的影响与**。现在，我决心做我长时间来一直想做的事了：我要离去……象印度老人，一到六十来岁便跑到森林中去，又象每一个信教的老人，想把自己的残年献给上帝，而不是现在的我整天说笑打趣，胡闹，玩球什么的，我已年届古稀，我执著地想着宁静、孤独，而且，如果不能完全的一致的话，至少不要我整个一生和我的信仰之间的那种不一致。我若公开地离去，那你们就会又是极力的劝阻，我就会心软，也许本该心软。如果我的做法使你们伤心难过的话，那请求你们原谅我。特别是你，索菲娅，不要拦我，不要去找我，不要恨我。我离开你并不表示我恨你……我知道你无法像我一样地去观察与思考；因此，你无法改变你的生活，无法对你所不信仰的东西作出牺牲。因此，我一点儿也不怪你；恰恰相反，我会满怀爱意与感激回忆我们共同生活的那漫长的三十五年时光，特别在前一半时间，你怀着你母性秉赋的勇气与忠诚，承担起你视为自己的使命的一切。你给了我，给了世界你所能够给予的。你付出了伟大的母爱，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在最近的十五年中，我俩的道路岔开了。我无法相信过错在我；我知道，我这样做，既不是为了我的幸福，也不是为了世界，而是我没法不这样做。我不能怪你一点儿也不听我的，我倒是要感谢你，并永远怀着爱意去感谢你所给予我的一切。——告别了，我亲爱的索菲娅。我爱你。”

“我离开你并不表示……”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离开她。——可怜这封信!他觉得写出来就足够了，他的决定也就实行了……在写了这封信之后，他的决断力量已全部耗尽。——“我若公开地离去，那你们就会极力的劝阻，我就会心软……”他无需“争辩”，无需“哀求”，只需片刻之后，一看见他要离开的那些人就会心软了：他会感到“他不能，他无法”离开他们；他把装进口袋里的这封信塞进一件家具里去，上面写着：

“待我死后，请将它交予我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一切出逃计划到此为止。

难道他的力量就这样表现吗?他不能为他的上帝而牺牲自己的温情吗?——当然，在基督教名人录中，不乏心更硬的圣人，他们决不犹豫地去摧毁他们自己的以及别人的情感……而他根本就不是这类极端人。他也会脆弱。他是人。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爱他的。

十五年多前，在一篇自我剖析的痛苦的篇章中，他问他自己：

“喏，列夫·托尔斯泰，你是否按照你所布道的原则生活呢?”

他痛定思痛地回答道：

“我羞愧难当，我有罪，我应该受到轻蔑受到惩罚……不过，请将我从前的生活与我今天的生活比较一下，您将会看到我在尽量地依照上帝的指示生活。我没有做到必须做到的千分之一，我因此而不安，但是，我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因为我不肯而是因为我不能……谴责我吧，但别谴责我所依循的道路。如果说我的信仰把我引到家门的那条路，而我又像个醉汉似的跌跌撞撞地走着，那能说是这条道不好吗?要么就请谁给我指出另一条道，要么就请谁扶着我走这条真正的道，就像我愿意扶人走这条道一样。但不要数落我，不要因我的无奈而幸灾乐祸，不要嘲讽地喊叫：‘大家看啦!他说他要往家走的，可却跌到泥潭里去了!’不，别落井下石，帮助我吧，支持我吧!……帮助我吧!如果人类迷失方向，我会绝望得心碎的；可当我使出挣扎要从那儿走出来时，你们，对于我每一次的迷途，不是惋惜，反而对我边指指戳戳，边庆祝似的叫喊着：‘看呀，他同我们一样儿跌进泥潭里了!”

死期将近，他还在反复说道：

“我不是个圣人，也从没把自己当作圣人。我是个凡夫俗子，任人摆布，有时并不愿意把自己所想所感的东西全都说出来；并非因为不能够，而是因为常常会夸大其词或犹豫不决。检点我的行为，更加地糟糕。我是一个非常之脆弱，恶习满身的人，很想侍奉真理之神，但却经常跌跌撞撞的。如果大家把我看作是个不可能出错的人，那我的每一个错误就该显得是一种出人意料。但如果大家视我为一个脆弱的人，那我就会表现出我的真实面貌来：一个可怜巴巴的人，但却是真心实意的人，曾经常不断地，真诚地希望并且仍在希望做一个合格的人，一个上帝的好仆人。”

就这样，他被内疚困扰着，被巨大的而比他更少人情味的他的门徒们的无言的责怪压迫着，被他的脆弱和优柔寡断抓扯着，被对家人的爱和对上帝的爱缠绕着，——直到那一天，绝望顿生，也许是由于临死前的狂热巨风，他突然离开了住所，毫无目的，奔逃，在一所修道院投宿，然后又上了路，终于病倒途中，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中倒下了。在弥留之际，他躺在病榻上还在哭泣，不是在哭自己，而是在哭那些不幸的人；他抽泣地说道：

“大地上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正在受苦受难；可你们为什么还在此照料惟一的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呢?”

于是，“解脱”的钟声响了，——那是1910年11月20日星期日的凌晨六点多一点儿，——如他所说的“解脱”到来了，“死，幸福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