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第2页）

不用说，他根本就没有说服他的对话者们。

至少，他也遇见了其他的一些穆斯林，一些开明的穆斯林，他们同他完全谈得来：首先是那位埃及著名的大穆夫提、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勒，1904年4月8日，他从埃及写了一封真挚的信给托尔斯泰，祝贺他被开除教籍，这是对上帝的选民的神圣回报。他赞扬托尔斯泰的光辉温暖着并聚集着对真理的寻求者，说他们的心一直期盼着他创作的一切作品。托尔斯泰同样诚挚地回了信。——他还接到波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901年海牙首次和平大会的代表米尔扎·里扎。卡恩亲王的致敬信。

但他受到巴布主义运动的特别吸引，他经常同这派人物通信。他还同某些巴布主义者保持私交，例如从埃及写信（1901年）给他的神秘人物加布里埃尔·塞西，据说他是阿拉伯人，后来改奉了基督教，后加入巴布主义运动。塞西向托尔斯泰申明自己的主张。托尔斯泰回信（1901年8月10日）说，“他对巴布主义早就感兴趣了，而且能弄到的有关的书籍他全都读过”；他对于它的神秘依据及其理论并不重视，但他相信它将来在东方的道德教育中很有作用：“巴布主义会同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他还给一位给他寄了一本有关巴布主义的书的俄罗斯人写信，说他相信“现在正从各个不同教派——婆罗门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中呈现的理性宗教的全部教义必将取胜”。他指出这些教派全都在“向着唯一的普适于人类的一种宗教汇聚”。——他高兴地听说巴布主义已深入俄罗斯，影响着喀山的鞑靼人，而且他还邀请鞑靼人的头领沃伊索夫到他家作客人，与他深入晤谈良久，此事被古谢夫记载了下来（1909年2月）。

1908年的贺寿文集中，伊斯兰教派加尔各答的法学家作为代表，他名叫阿卜杜拉·阿勒·玛姆·苏赫拉瓦尔迪，他写文章把托尔斯泰称颂为一座伟大的丰碑。他称颂托尔斯泰为瑜珈僧，认为他的非暴力抵抗观点与穆罕默德的教诲不相矛盾，但是，“如同托尔斯泰读《圣经》一样，必须在真理的光辉之下而不是在迷信的浓雾中去读《可兰经》”。同时他称颂托尔斯泰不是超人，而是所有人的兄弟，不仅是西方或东方的光辉，而是神的光辉，是照耀众生的光辉。他还预言道，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抵抗观点“与印度的圣贤们的教诲融为一体之后，将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出一些新的救世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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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为托尔斯泰宣传的那颇具影响的圣言是出自印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印度处于全面觉醒之中。除了一小部分十分了解情况的学者精英而外（他们并不急于向广大群众宣传他们的知识，只知躲进其语言学的小屋自成一统），欧洲尚不注意，且远未想到这印度的觉醒自1830年起便已见端倪，并在1900年前后蓬勃发展起来了。这是思想领域的一次突发的鲜花绽放。在艺术界，在科学界，在思想界，全都如此。泰戈尔的大名超越了其家庭的星座，几乎是同时地照遍全世界。吠檀多派雅利安社的创始人，被称作“印度的路德”的达耶南陀·婆罗斯瓦蒂改革（1875）；而凯沙布·申德尔·森则把梵社变成一种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的工具和拉近基督教思想和东方思想的基地。但是，印度的宗教上空，特别闪耀着两颗耀眼的巨星，他们是突然出现的巨星，——或者如正印度人所说，是几世纪之后又再次出现的，——是思想界的两大奇迹。一个是拉玛克里希纳（1836—1886），他是上帝的狂子，他把他的爱普施于神明的所有形式；另一个则是他的门徒韦夫卡南达（1863—1902），他比他师父威力更加强大，他那用之不尽的精力在他的疲惫不堪的民众中长久地唤醒了行动之神——毗湿奴神。

托尔斯泰阅读涉猎很广，不会不关注他们的。他读过达耶南陀的论文集，是《真理》杂志的主编拉玛·德瓦寄给他的。自1896年起，他便为韦夫卡南达发表的头几部著作而激动起来，并且很欣赏拉玛克里希纳的谈话文章。——韦夫卡南达1900年的欧洲之行，因事没有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对于世界来说是一大不幸。写这段话的作者甚觉惋惜的是，在万国博览会举行的那一年，这位伟大的印度先行者途经巴黎，因脱不开身，未能去见托尔斯泰，以致于欧洲和亚洲的这两位宗教天才竟未能联手。

如印度的先行者一样，托尔斯泰也深受“爱之主”克利希纳的思想熏陶。而且，在印度，不少的人都把托尔斯泰敬为“圣人”，敬为一位再世的古贤哲。《新改革》的主编戈帕尔·切蒂，在印度是托尔斯泰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在1908年的贺寿文中把托尔斯泰比成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并且说，如果托尔斯泰生在印度，就会被视为毗湿奴神，被视为宇宙心灵的化身，被视为斯里·克里希纳。

但是，历史长河的流水把托尔斯泰从苦修士对于神明的瞑想带到了韦沃卡南达和甘地的伟大实践的跟前。

命运的奇巧转变!第一位把托尔斯泰引导到这一方面的而后来成为圣雄甘地的得力助手的那个人，当时如同去大马士革之前的圣保罗一样，是托尔斯泰思想的激烈的反对者，名叫C。R。达斯……能够想像是托尔斯泰的声音把他终于召回来完成其倾向的使命的吗?——1908年底，C。R。达斯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他常写信给托尔斯泰，毫不遮掩自己的暴力倾向；他公开抨击托尔斯泰的不抵抗理论；然而，他又恳请托尔斯泰为他的报纸《自由印度斯坦报》美言。托尔斯泰回复他一封长信，几乎是一篇论文，题名为《致一个印度人的信》（1908年12月14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他奋力地捍卫自己的不抵抗与博爱的理论，每一观点都引用克里希纳的话作为佐证。他在抨击古老的宗教迷信同时，也毫不放松对科学的新迷信的痛斥。他强烈指斥印度人放弃其古老的智慧而去重犯西方的错误。

“我们希望，”他说，“在这佛教与儒家的广阔世界中，这新的科学偏见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认清了暴力是正确的那种宗教谎言之后，会直接蕴育那适合人类的、为东方的大师们极力颂扬的爱的真谛。但是，代替了宗教迷信的那现代思想迷信则日益地侵犯东方人民。它已经征服了日本，为它种下了最严重的灾难。它又在中国和印度，传播给了那些像您一样，自命为民众的领袖的人。在您的报纸上提出下面的思想作为应该指导印度的基本原则：

‘……什么!你们，最虔诚的民族中的一个成员，竟然以一种轻松的、深信自己的科学教育的心情把那自远古以来就根植于你们的人民心中的爱的真谛放弃掉!……而你们竟然悲哀深信那些暴力的拥护者、真理的敌人、先是理论的后为科学的奴隶——你们对欧洲老师们——所提供给你们的谎谬言论，鹦鹉学舌，深信不疑!

‘您说英国人之所以统治了印度，是因为印度没有坚决地以武力抗暴?——可这并不表示印度人不相信武力!如果说英国人征服了印度人，那只是因为印度人曾经承认过而且现在仍然承认暴力是他们的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他们以这种原则的名义屈从于他们的各邦君主；他们以这种原则说服自己，向各邦君主，向欧洲人，向美国人进行过斗争……一家商行——只有三万人，而且可以说是软弱的人，——竟然奴役了一个有着两亿人的民族!把这事说给一个没有真知灼见的人听听看!他一定弄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现在的事实是，并不是英国人而是印度人自己奴役了印度人，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如果说印度人被暴力所征服，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相信并依靠暴力来生活的，而且现在仍依靠暴力活着，并且还不接受适合于全人类的永恒的博爱。”

“但凡忙于追求他正拥有的东西而又不知自己已占有那东西的人是值得同情而愚昧的人!是的，但凡不了解自己周围的爱并且是我给予他的爱之好处的人，是可怜的和愚昧的人!”（克里希纳语）

“人应以爱的态度生活，应以适合于自己心态并且含有不反抗与不参与暴力的原则的爱的态度生活。那么，不仅一百来人无法征服一百万人，甚而，几百万人也无法征服一个人。不要用暴力反抗恶行，也不要参与作恶，不要参与似乎合理的行政的、司法的、税收的，尤其是军队的专制!——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势力，任何人能够征服你的!”

克里希纳的一段话结束了（如同开头一样）下面是俄国教导印度的不抵抗的宣道：

“孩子们，要把你们那被蒙住的眼睛往更高处看，一个充满着欢乐与爱的新世界将在你们的面前出现，那是一个理性的、被‘我的智慧’创造的世界，是唯一的真实世界。那么，你们将会知道爱使你们变成了什么，爱给予了你们什么，以及它要求你们的是什么。”

这封信转落到一位年轻的印度人手中，他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当律师，他就是甘地。他被这封信深深地打动。1901年底左右，他给托尔斯泰写信。他告诉托尔斯泰，十多年来，自己一直在托尔斯泰的福音精神感召下，领导着为印度的牺牲运动。他请求托尔斯泰允许他把他写给C。R。达斯的信译成印度文。

托尔斯泰对甘地的“以温和抗强暴、以谦卑的爱抗傲慢的暴力之战斗”表示了兄弟般的祝福。他阅读了甘地寄给他的《印度自治》的英译本；他立即领悟到这种宗教的和社会的经验结合的全部重要性：

“您所研究的‘消极抵抗’的问题，具有着人类最高价值，不仅是对于印度，而且是对于全人类。”

他读了约瑟夫·J·多克撰写的《甘地传》，激动不已。尽管有病，他还是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1910年5月8日）。而当他感觉好点儿了之后，他于1910年9月7日，从科茨谢蒂，——他离家出走并客死他乡前的一个月——给他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尽管这封信很长，我还是要在本文后面几乎全文照转。在以后的人看来，它现在是而且将来也仍将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的福音书和精神遗嘱。在南非的印度人于1914年把它在《印度评论》的黄金版上发表了，该杂志是旨在宣传在南非的消极抵抗运动的。它与他们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同不抵抗主义的第一次政治性成功联系在了一起。

就在此时，欧洲爆发了1914年的大战，人们在相互厮杀，这反差简直令人发指。

但是，当暴风雨过去，当狂野的喧嚣逐渐平息，人们在一片茫然废墟上又听见了甘地那纯洁而坚定的声音发出的如云雀般的明亮歌唱。这声音更清亮更悦耳，这声调重新唱出托尔斯泰的那句伟大的话语，唱出了一个新人类希望的颂歌。

罗曼·罗兰

192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