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一 有一种融合叫求同存异（第2页）

在关于《我们15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评价中，作为对平顶生活最为关注的“当事人”、心理学博士陈海贤，其评价是最有发言权的。

如北京晚报邱伟在10月27日对此发表专门文章中说：“……然而在线直播的头3个月，平顶之上人际关系一度分崩离析，接连有人因情绪崩溃退出，节目组从十余万报名者中千挑万选确定的首发15名居民，如今只剩下3人。居民们逃离生活怀揣田园牧歌梦想进入平顶，却发现15个人又重新形成了一种社会规则，还是无法逃离，外面世界有的，这里也有，你又得进入另外一种社会规则，所谓的平顶净土不过是现实生活又一个翻版。”

随后，邱伟专门就此问题，请教了陈海贤。

《我们15个》招募居民时，最打动人的一句广告词是：“把生活清零，让一切重新开始。”它像一个实验，检视浮躁的现代人能否回归初心重构生活价值。在陈海贤看来，这种现代人普遍具有的情绪叫做“逃离生活的冲动”，远离现实中一切勾心斗角和重压，找个世外桃源去过简单纯粹的生活，很多都市人都有过这样的幻想，《我们15个》就是模拟这种情境展开的马拉松式慢综艺。

“每个进来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人想让更多人知道自己，有人想体验一种在别处的生活，也有人希望找回那种家的感觉。”

……

平顶的第一天，居民们是靠吃仙人掌果腹，但物质匮乏并未带来团结，居民之间性格碰撞不断，老一辈和90后不同生活观念的冲突，每月淘汰一人、替补一人的严酷规则，让非正常退出接连发生，开播至今已累计出局15人。

首发15人中，聂江伟和谭阿姨年岁最大，两位60后是在社会规范、等级秩序非常清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特别遵循社会规则和秩序。开始时，平顶中长者获得了相应的尊重和权威，聂江伟被选为队长，他就像一个大家长，对团队所期待的东西就是权威、等级秩序。

平顶之上，年长的人觉得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才是建设家园，年轻人则力主与外界以物易物。围绕刘洛汐结成的一帮小青年想出了很多在老一辈眼中不务正业的商业计划。在心理顾问陈海贤看来，对于年轻人的不满和反抗，聂江伟是缺乏准备的，他把维护自己的权威等同于维护整个团队的稳定，导致他不开放、不接纳，把自己陷于一种防御的维护权威的状态，这对团队是一种损害。

在首月投票淘汰，刘洛汐在角力中意外败北，成为首名被票选淘汰的平顶居民。紧接着，最具网络人气的实干家刘富华，因淘汰事件与他人冲突，受到节目组警告后退出节目。两天后，平顶第一任领导者聂江伟，也因为与其他居民发生冲突违反规则退出。谭阿姨在次月的投票中没有悬念地出局，围绕这一结果又引发其他居民相继离开。

对于平顶建立之初风波不断内耗不止，陈海贤觉得发生在这个理想之地的矛盾和冲突，本就是现实的缩影，每个人的现在，都带着自己长长的过去，15个居民代表了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对改造平顶的想法不一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弱点。

“以刘富华为例，他在平顶被易秋激怒，并导致退出，是因为他十六七岁就从社会底层开始打工，受过很多的歧视，对人抱有一种本能的防卫。这种防卫既保护了他，也让他疲惫不堪。他来平顶的目的，是希望找一种单纯的人际关系，把这种防御放下。可是，他放不下对尊重的极度渴求。现在蕴含着过去，并影响着未来。”

陈海贤解释说：“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退行，是说人在某些情境下会退回孩子时的状态，以孩子的防御方式来对待这个世界。最常见的退行是哭泣和争吵，这些争吵表面是对某件事的分歧，其实大部分都是为了防御自己的弱点。人在脆弱的时候，会把任何评价当作对自己的攻击。”

节目组动用了120台360度全高清摄像机、60个麦克风，通过互联网24小时直播15位居民一年的生活。所有人的生活细节，都被置于公众视野下，被观察和评价。陈海贤对此形式分析说：“人在摄像头下的生活，在潜意识会处于一种被评价的焦虑中，需要他们时时刻刻来监控自己的行为。这种自我监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意志力消耗光了，自控力减弱，容易情绪失控被激惹。此外在封闭的空间里，人与人的敌意会被放大，甚至容易产生轻微被迫害的妄想。”

到了10月份，平顶已进入暴风骤雨过后的稳固期，年轻人的商业计划得以实施，居民们出售自制工艺品、开办音乐会来创收，节目组的选人导演不再抓狂，平顶之上还诞生了恋情。

陈海贤觉得这非常有意思，按照复演论的理论，任何个人的成长、小团队的形成都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没有规范到秩序的过程，就像复演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平顶最开始表现得有点像孩子的时代，有各种纷争，也可以理解为战国时代，然后慢慢地进入契约的稳定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他认为，“目前的平顶已度过激烈的冲突期，在向文明社会过渡。”

3．感悟人际关系，居民有话说

韦泽华：在平顶，我会尊重体制内的东西，如果我的想法与平顶的体制相违背，那我宁愿不做；而如果我个人的想法是与平顶的体制相符，那我就会大胆去做。一种制度，旧的已经不适应了，那我也会站在新的框架内；当然并非视现有的体制为无物，而是它已经无法满足大多数人了，必须改变。

在这里通过这么长时间的经验，我认为，在这种闭塞的环境中，而人的流动性又太大，一周到十天走一个甚至几个人，我受不了。因为我是一个追求稳定的人，如果一直是15个人生活下去，我可能会很享受；但处在这种状态下，每个陌生人的到来，都需要我作一次调整，每走一个人，我的世界的十五分之一就会发生变化。原来一起生活过的，即使感情并不亲密，但却非常重要。因为从15个人代表一个社会这个角度上来说，每一个人发生变化，那就等于原来的“一类”人消失了，新加入了“一类”。尤其让我无法预料的是，人员的流失远大于规则。

若谈到这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的话，我并不赞同，因为这里并没有“厚积”，这里的历史并不是连续的，每个新人都会带来从属于他一个新片段的开始，等他离开时，又仅完成了他的一段历史，因此平顶的历史呈现出一种碎片化。

我见到了平顶的每个居民，对每个人的印象都很深刻，若强加给平顶一个完整的历史，那或许就是我和胖虎的存在，如果我们俩走了，那这历史就真断掉了。

争吵也是很有意思的，只有通过争吵的过程，你才会在他的表达中，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会更有助于以后的沟通。

董德升：我来到平顶，淘汰投票时一个原则就是“谁给平顶带来不快乐，就投给谁”，比如崔叔，他是我的师父，我跟他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当他提出要大家为建树屋捐款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他仍极力坚持，这就不太好。所以我把票投给了他，我给他解释了我的原则，他也表示理解。而且还笑着说，我和彬子、小宇、泽华都曾是他的徒弟，却学了手艺“害”师父。但我是对事不对人。

焦阳：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是深有感触的，在我3月10入住之前，为什么平顶的建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不是因为大家当初都有想法，但是方案出来，大家虽然也讨论甚至争吵，但之后却没有很好地沟通，还各自坚持自己的事，时间就这样消耗掉了。而我们实行了“不开会联盟”之后，并非就是单纯为了反对开会，而是反对没有意义的会议，我们联盟内8个人考虑的，其实仍是15个人的事，比如花姨要做葡萄架，我们8个人一聊，同意，好，马上就付诸行动。这8个人也是有意义的，在15个人中占多数，只要联盟同意，那相当于开会也会通过。如果只剩四五个人，那讨论出结果也没有意义。我一直强调，在平顶要“求大同，存小异”，求大同，就是大家都要有共同认定的目标。而存小异，就是允许每个人的修改发挥，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来做个人的事。比如那天抬集装箱，三四个人根本抬不动，那就必须让画画的人放下画笔，去一起行动。再比如胖胖的音乐会，需要招募交响乐团，我们私下一商量，决定大家一起站成一排，为胖胖助力。希望这形成一个好的开端，先把意见反馈给我，我再解释给别人听，进行疏导、引导，避免在开会中，由于每个人一时没考虑到这方面，立时从情绪上反应出来，就把原本好的意见给抵消了。而且，这样就将方向和执行力结合起来了，也就是说，我让你做什么，有个方向就好办。如果我问“你能做什么”？那你可能就会找不到方向了。

崔益祥：平顶的压力其实很大，主要因为十五个人各有各的性格，只要开会，你提出一个意见，总会有人反对。而我又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所以后来我就只做不说。但这也好像不行。你比如那个屏风，我不做，那就扔在那里没人做，但也不会有人说我什么；我觉得应该做，也去做了，那马上就会有人说三道四。反过来说，我如果从此什么也不做，也画画，收拾点零碎活，那或许就没人再说我了，但有什么意义呢？

一定要做，一定要建设，不能坐吃山空，否则必然死掉。我想到反正我都是为了大家才做的，就会坚持，但只要做，就必然要承担压力和责任。不过，有的干有的看，毕竟没什么兴趣。

在这些居民中，大家几乎都很尊重我，或许我是以自己的劳动换得的吧？似乎只有彬子与我有“矛盾”，这是因为我们互相看不惯对方的行为方式。我开会只要一提出一方案，他马上找各种理由反对。那天因为牛栏的事，他和我吵，竟然直呼我的姓名。要知道，在平顶包括义哥、花姨在内，都是称呼我“崔叔”或“崔哥”。后来我想到，彬子就是这种脾气，他还只是个孩子；而且平时好起来还称我师傅（我教会他很多技术），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吧。另外说起来，如果在平顶之外，生活中我肯定就再也不会理他了，但在这里，是躲不掉的，只能努力搞好关系。而有时想一想，或许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总之就是做事风格不一样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