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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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口玉言，手握生杀大权的皇帝，是要尔的狗命，还是网开一面，完全取决于他的喜恶。朱元璋认为，学问生异，智慧养奸。因此，对待读书人始终怀有戒心。侮辱摧残之外，动辄杀戮，手段之残忍，可谓是前无古人。

江浙一带，富豪大户较多，那里又是张士诚的老巢，许多人与张士诚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这就埋下了不幸的种子。朱元璋有着极为牢固的仇富心理，对于江浙一带的读书人，也怀有深深的敌意。建国之初，人才奇缺，需要儒生充实各级衙门，不得不征召大批江南文人。但转眼之间，这些有用的“国家栋梁”，就成了毒瘤和绊脚石。被誉称为“江南四杰”的杨基，张羽，徐贲，高启，他们的悲惨下场，令人惊心动魄。

前面曾经提到，高启死于文字狱。杨基官至山东按察使，因为一件小事被罢官罚苦役，经不住折磨，死于贬所。张羽被召征为太常寺丞，不知为什么被贬窜岭南。刚刚走到半路，又命他返回。张羽以为要受到更为惨重的惩罚，当即投江而死。徐贲做到河南布政使，被弹劾“劳军消极”。锁拿进京后，死于大牢之中。

无端被处死的儒生不胜枚举。仅著名学者，就是一长串名单：苏伯衡、王彝、傅恕、谢肃、赵介、郭奎、孙贲、王蒙、王行等等。他们都曾应征出仕，但旋即以各种理由，遭到关押屠戮。

朱元璋为了打击江南士人，培植拉拢北方知识分子，还搞了一场惊动全国的科场大案。

洪武三十年（1397），翰林学士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和自信蹈，分别担任会试正副主考。结果，考中的全是南方人，没有一个北方人，其中江西泰和人宋琮，高居榜首。

于是，北方士子议论纷纷，说刘三吾等考官都是南方人，故意偏袒乡里，歧视北方人。朱元璋也心下生疑：难道南方人个个聪明绝顶，北方人通通都是笨蛋?他命侍讲学士张信等重新审阅北方落第举子的试卷。结果，仍然没有一个及格的，证明刘三吾等出以公心，判卷无误。录取名额的不同，是地区间文化差异的表现。但北方士子依然不服，不相信北方人都是笨蛋。于是，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以张信为首的复审官。诬陷他们受了刘三吾的贿通和嘱托，故意拿一些低劣的卷子复审。

朱元璋本来就对南方人怀有成见，北方举子的诬告，正中下怀。不问青红皂白，怒降严旨，把副考官自信蹈等统统杀了。主考官刘三吾已是八十五岁老翁，念其年高昏吒，“从宽处理”免死充军。才华横溢的宋琮，因为考了个第一，也被发往边疆服苦役。

这样一来，朱元璋对谁也不再相信。他亲自命题，入闱另考。奇怪的是，三场考完，皇榜一出：取中的六十一人，清一色都是北方人，南方人全部名落孙山。这个被当时人称作“南北榜”，又称“舂夏榜”的事件，无异是一场闹剧。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朱元璋的一次出色表演：对遍布朝野的南方文人士大夫进行大刀阔斧的限制与削弱。他不能允许一个江南文人网，对朝廷构成牵制与威胁!

当然，在江南才子中，也有死里逃生的个别例外。

这个幸运儿，就是松江花亭人袁凯。此人博学多才，性格诙谐。早在元朝末年，就常常穿着黑色披风，倒骑在青牛背上，徜徉于名山胜水、城郭乡野之间。洪武三年，他被召为御史。

有一天，朱元璋将一批判罪案卷，命袁凯送到东宫太子那里复审。太子嫌处置过重，给不少案犯减了刑。

袁凯如实回报后，朱元璋不露声色地问道：“袁凯，依你看，朕与太子谁判得是?”

袁凯略加思忖，字斟句酌地答道：“陛下从重，乃执法严正;东宫趋轻，是心存仁慈。”

这个不偏不倚的回答，使朱元璋十分不快。觉得袁凯老奸巨猾，两边讨好。袁凯偷眼看到皇上面露不悦之色，知道事情不妙。为防大祸临头，回去便假装疯癫。家人传出话来，说是受了惊吓，得了疯癫症。但朱元璋不信，命人将袁凯拖来，当场查验。

袁凯被绑来了。只见他头发蓬乱，满脸鼻涕污垢。朱元璋命使者用铁锥子狠刺他的手指。俗话说，十指连心，袁凯的痛楚可想而知。但他却望着双手，放声大笑。朱元璋虽然心存疑惑，只得放他回家。

回到家，袁凯疯得更厉害了。他命家人用铁链锁了脖子，蓬头垢面，满嘴疯话，四处乱走。朱元璋果然又派人前来打探真假。只见袁凯踉踉跄跄走过来，对着使者又唱又舞。然后爬到篱笆边，捡起一截黑糊糊的狗屎，填进了嘴里。一面大嚼特嚼，一副香甜无比的样子。使者捂着鼻子扭头就走。朱元璋得到了使者“亲眼目睹”的确切情报，才不再追究。

其实，聪明的朱元璋上了当。袁凯的一切反常行为，早有预谋在先，他吃的黑色狗屎橛儿，是用炒面拌糖稀做成，放在那里备用的。

朱元璋的帝位，是拼杀十余年，九死一生，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得之不易的东西，自然分外珍惜。在朱元璋的眼里，俯临九州的皇帝宝座，就是一座金山银库，天宫仙阙。没有一个人不是虎视眈眈，馋涎欲滴，时刻伺机抢劫夺取。稍不留神，就会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因而，朱元璋的双眼始终瞪得大大的，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不但不相信任何口头上的忠诚，而且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愈是信誓旦旦地宣称效忠于皇帝，愈是怀有二心的危险之徒!

朱元璋不相信一切言语和行动的忠诚，只相信利禄引诱和权力恐吓。笃信棍棒、监狱、流徙、杀罚，可以建立和巩固天子的威严。对贪官污吏也好，一般官吏也好，所实行的只有一个办法：严刑峻法，威猛以治。他要让臣民们全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地生活在恐惧中。奉公守法，俯首听命。

洪武九年，福建参政魏鉴、瞿庄，在拘讯一个贪吏时，严刑逼供，竟将人打死。这本来是不合法的野蛮行径，但却受到朱元璋的表扬，在赐给他们的玺书中写道：

自古天下治乱在于君臣能驭不能驭耳。若君能驭臣以礼法，臣能驭吏以体上，则治由此始。若君不能以驭臣，臣无以驭吏。则乱亦由此生。朕尝谓，若为官临政无驭吏之威，则诸事无成。驭得其法，则成立令行，事无不举。

这就是朱元璋的君臣观。不论是君与臣的关系，还是官与吏的关系，统统是主与奴的关系——在上者，驾驭在下者。而要达到这个理想境界，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棍棒和皮鞭，镣铐加杀戮。所以，每当各地官员杖死属吏的时候，不但没有人受到处罚，反而能够得到皇帝的褒奖!

不论是朝廷大员，甚而是元勋忠臣，只要是在朝堂上一言不合他的心意，金口一开，立刻按倒就打——廷杖。这种盛行于元朝的恶刑，朱元璋不仅完整地继承下来，而且传给了他的子孙。朱元璋更是身先垂范。茹太素因万言书繁琐冗长被杖责，工部尚书薛祥死于廷杖之下，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被杖死，勋臣朱亮祖被鞭死，都督冯诚被铁尖鞋踢死……大臣们在朝堂上被按倒打屁股，几乎成了大明朝独有的“风景”。

威与罚，对朱元璋来说，渐渐成为一种思维的惯性和生活的必须。随着皇权的巩固，他的性情越来越暴躁猜忌。臣下们一言之误，一字之差，常常会招来严厉的惩罚。上朝的时候，如果见到皇帝平静地安坐在盘龙椅上，将玉带举到胸前，则知道圣躬心情舒畅。这一天多半是风和日丽，平安无事。如果他双手将玉带下压，则预示着狂雨暴风很快就要来临。此刻，人人战战兢兢，小心提防，不知灾祸又要落到谁的头上!

可怜的京官们，每天早起上朝时，都要与妻孥含泪诀别。等到晚上平安归来，则全家欢乐，庆幸又多活了一天。

有一个叫严德珉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见朝廷险恶，朝不虑夕，便上本辞官，恳求回苏州老家养病。没想到犯了朱元璋的忌讳，认为他是以养病为由背叛朝廷。命令为他黥面（脸上刺字）谪戍南丹卫。严德珉命大，没有把一条命丢在戍所，直到朱元璋重孙宣德朝还健在。有一天。他同一位府学教授一起喝酒。那人见他脸上刺字，头戴破旧官帽，不解地询问：“老先生曾犯过何法?”严德珉如实相告。然后说道：“前朝法宪森严做官的难保头颅。这顶官帽不容易戴呦!”说时还向北拱手，连称：“圣恩，圣恩!”

话一出口，严德珉自知失言。这几句“诬刺圣朝”的“奸语”，不知会给自己带来何等灾难。他如坐针毡，天天惊惧不已。几天之后，府学教授登门请教，一看人去室空。一问四邻才知道，严德珉早在两天前，就担着行李远走他乡了。

严德珉并非杞人忧天。严惩“奸语”的铁扫帚，朱元璋无时无刻不紧紧握在手里。

有一天，三十多名冒犯了皇上的朝臣，被一起绑到了金殿上，等候发落。气氛十分紧张。满朝文武，个个低头缩脑，连大气也不敢出。

主管刑狱的刑部尚书开济出班奏道：“陛下，一干罪犯，全部到齐，请降旨发落。”

“……”朱元璋闭目不答。

奉天殿内外死一般的寂静。此刻，一根绣花针掉到地上，也会发出震耳的声响。

突然，一个被绑在阶下的犯官，高声喊了起来：“陛下，恩准小臣，说最后一句话!”

说话的，是时任起居注的高莘。他匍匐在地，哀怜地望着皇帝。

“你想说什么?”朱元璋厉声喝问。

高莘唏嘘答道：“小臣伺候皇上多年，惹得皇上生气的事，或许不少，但小臣从没有触犯刑律——望万岁谅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