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十八卷经旨十首（第2页）

春秋论下

弑逆，大恶也!其为罪也莫赎，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无赦。法施于人，虽小必慎，况举大法而加大恶乎。既辄加之，又辄赦之，则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轻易也。

三子说《春秋》书赵盾以不讨贼，故加之大恶，既而以盾非实弑，则又复见于经，以明盾之无罪。是辄加之而辄赦之尔。以盾为无弑心乎?其可轻以大恶加之?以盾不讨贼，情可责而宜加之乎?则其后顽然未尝讨贼，既不改过以自赎，何为遽赦，使同无罪之人?其于进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赵穿弑君，大恶也。盾不讨贼，不能为君复雠，而失刑于下。二者轻重，不较可知。就使盾为可责，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为善人，使无辜者受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①。据三子之说：初，灵公欲弑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讨，其迹涉于与弑矣。此疑似难明之事，圣人尤当求情责实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则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为法受恶而称其贤也。使果无弑心乎?则当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恶，使罪有所归，然后责盾纵贼，则穿之大恶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获辨，而不讨之责亦不得辞。如此，则是非善恶明矣。今为恶者获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讨贼，有幸弑之心，与自弑同，故宁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诈用情之吏矫激之为尔，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旧史如此，其肯从而不正之乎?其肯从而称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恶乎?此可知其缪传也。

问者曰：“然则夷阜孰弑之?”曰：“孔子所书是矣，赵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进药而不尝。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进药。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杀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虽庸吏犹知其不可同也。躬药而不知尝者，有爱父之孝心而不习于礼，是可哀也，无罪之人尔。不躬药者，诚不孝矣，虽无爱亲之心，然未有杀父之意，使善治狱者，犹当与操刃殊科。况以躬药之孝，反与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为也。然则许世子止实不尝药，则孔子决不书曰弑君，孔子书为弑君，则止决非不尝药。”

难者曰：“圣人借止以垂教尔。”对曰：“不然。夫所谓借止以垂教者，不过欲人之知尝药耳。圣人一言明以告人，则万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恶之名，而尝药之事卒不见于文，使后世但知止为弑君，而莫知药之当尝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恶矣，圣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责止，不如是之刻也。”

难者曰：“然则盾曷为复见于经?许悼公曷为书葬?”曰：“弑君之臣不见经，此自三子说尔，果圣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讨贼而书葬也?自止以弑见经，后四年，吴败许师，又十有八年，当定公之四年，许男始见于经而不名。许之书于经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

难者曰：“三子之说，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传如此。然则所传者皆不可信乎?”曰：“传闻何可尽信?公羊、谷梁以尹氏卒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为隐母，一以为男子，一以为妇人。得于所传者盖如是，是可尽信乎?”

①“所谓”上周本、丛刊本校：“一有‘此’字。”

春秋或问①

或问：“《春秋》何为始于隐公而终于获麟②?”曰：吾不知也。”问者曰：“此学者之所尽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③，吾所知也。子所问者，始终之义，吾不知也，吾无所用心乎此④。昔者，孔子仕于鲁。不用，去之诸侯。又不用，困而归。且老，始著书。得《诗》自《关雎》至于《鲁颂》，得《书》自《尧典》至于《费誓》，得鲁《史记》自隐公至于获麟，遂删修之。其前远矣，圣人著书足以法世而已，不穷远之难明也，故据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⑤，不常职乎史，故尽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鲁之《史记》，则未尝止也，今左氏《经》可以见矣。”曰：“然则始终无义乎?”曰：“义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谨一言而信万世者也。予厌众说之乱《春秋》者也。”

或问：“子于隐摄⑥，盾、止之弑，据经而废传。经简矣，待传而详，可废乎?”曰：“吾岂尽废之乎?夫传之于经勤矣，其述经之事，时有赖其详焉，至其失传，则不胜其戾也。其述经之意，亦时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圣人而反小之，欲尊经而反卑之。取其详而得者，废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说，不可也。”问者曰：“传有所废，则经有所不通，奈何?”曰：“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日月，万物皆仰，然不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见也。圣人之意皎然乎经，惟明者见之，不为他说蔽者见之也。”

①周本、丛刊本注云“景祐四年”作。

②“为”，周本、丛刊本校：“一无此字。”

③“春秋”下周本、丛刊本校：“一有‘之’字。”

④“此”下周本、丛刊本校：“一有‘也’字。”

⑤“也”，周本、丛刊本校：“一无此字。”

⑥“子”原误作“予”，据周本、丛刊、考异、程本、李本改。

泰誓论①

《书》称：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事，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②。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以纣之雄猜暴虐，尝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闻之窃叹，遂执而囚之，几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优容而不问者十年，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于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于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伯夷、叔齐，古之知义之士也，方其让国而去，顾天下皆莫可归，闻西伯之贤，共往归之。当是时，纣虽无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诸侯不称臣而称王，是僭叛之国也。然二子不以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纣，始以为非而弃去。彼二子者，始顾天下莫可归，卒依僭叛之国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书》之《泰誓》称“十有一年”，说者因以谓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丧二年，并数之尔。是以西伯听虞、芮之讼，谓之受命，以为元年。此又妄说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称元年，常事尔，不以为重也。后世曲学之士说《春秋》，始以改元为重事。然则果常事与?固不足道也。果重事与?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听讼远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西伯以受命之年为元年者，妄说也。后之学者，知西伯生不称王，而中间不再改元，则《诗》、《书》所载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诬矣。

或曰：“然则武王毕丧伐纣，而《泰誓》曷为称十有一年?”对曰：“毕丧伐纣，出于诸家之小说，而《泰誓》，六经之明文也。昔者孔子当衰周之际，患众说纷纭以惑乱当世，于是退而修六经，以为后世法。及孔子既没，去圣稍远，而众说复兴，与六经相乱。自汉以来，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经，则《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尔，复何疑哉?司马迁作《周本纪》虽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后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传》，则又载父死不葬之说，皆不可为信。是以吾无取焉，取信于《书》可矣。”

①周本、丛刊本注云“景祐四年”作。

②“恶”，《文粹》作“患”。

怪竹辩①

谓竹为有知乎?不宜生于庑下；谓为无知乎?乃能避槛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则有知莫如人。人者，万物之最灵也，其不知于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骈拇、枝指、悬疣、附赘，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灵，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虽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无知乎?则无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谓蓍龟者是也。自古以来，大圣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问于蓍龟而取决，是则枯草死骨之有知，反过于圣智之人所知远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则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龟之神智，而谓百物皆有知，则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顽然皆无所知。然则竹未必不无知也。由是言之，谓竹为有知不可，谓为无知亦不可，谓其有知无知皆不可知，然后可。

万物生于天地之间，其理不可以一概。谓有心然后有知乎?则蚓无心。谓凡动物皆有知乎?则水亦动物也。人兽生而有知，死则无知矣；蓍龟生而无知，死然后有知也。是皆不可穷诘。故圣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谓大中之道。

①周本、丛刊本注云“康定元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