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五一柱楼诗案（第2页）

这个结论摆在乾隆面前，非同小可，直接关系到徐食田、金长五、倪锦、涂跃龙、谢启昆、陶易以及蔡嘉树等人的定罪，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尊重事实，维护《大清律例》的尊严，还是保全天威、不顾一切地实现发动此案的初衷?乾隆面临抉择。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眼前推动查办禁书的政治需要，乾隆决心仍照原来设想了结此案。

果然如此，就只能玩法。

如何玩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颇费周章。徐食田本为自首，偏偏要说不能视为自首，已经很难；说不能视为自首，还要在《大清律例》中找到根据，更难乎其难了。刑部的司官们搜索枯肠，冥思苦想，总算找到了“知人欲告而自首，只能减罪，不能免罪”这样的条例，然后轻轻一转，说：“徐食田闻蔡嘉树欲行呈控，始行赴县呈缴，未便以自首减其应得之罪。”明明可以“减罪”的毫无弹性的律文，经刑官的曲解，竞得出了“未便以自首减其应得之罪”的结论。如此一来，就为乾隆提供了从严惩办的“合法”根据。什么叫舞文弄墨?什么叫玩法?徐述夔一案提供了最生动、最形象的注解。

棘手的问题让刑部司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将徐述夔诗案问成逆案，这只能靠乾隆“宸断”了。

徐述夔诗文中签出的语涉“违碍”之处诚然不少，但绝大多数只能定为“怨望”、“愤激”之类，可供锻炼人罪的，仍只有蔡嘉树早已指出的那一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与“清都”，一说时间，一说地名，在作者本无深意，然则一经乾隆解说便了不得。乾隆说徐述夔“借‘朝夕’之‘朝’，作为‘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复兴明朝、推翻我朝之意”。皇帝定了调子，奉命审拟此案的大学士、九卿们便只剩下“比照”大逆律判刑了。什么叫“以文字罪人”?徐述夔一案提供了最典型、最生动的注解。

至此，障碍全部排除，这件大案终于可以按照皇帝的意志圆满收场了。

迫在眉睫的是已经病危的原任江宁藩司陶易。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大学士、九卿以陶易处理蔡嘉树控告逆诗重案怠玩错谬，又欲反坐控告之人，应照放纵大逆者斩律，拟斩立决。乾隆降旨“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可惜陶易不能受用皇上的恩典了，他很快病死于狱中。

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九卿会审，并经乾隆钦准的判决书公布了：

徐述夔编造狂悖诗词，妄肆诋讥，其子徐怀祖将逆书公然刊刻流传，二人虽已身故，仍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

徐食田藏匿逆书，照大逆知情隐藏律应拟斩立决；徐食书应依律缘坐，拟斩立决；徐首发、沈成濯列名校对，又不举发逆书，照大逆知情隐藏律，应拟斩立决；陆琰有心消弭重案，照故纵大逆律，应拟斩立决——以上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濯、陆琰五犯俱奉旨加恩改斩监候，秋后处决。

正犯徐述夔亲属俟查明后照律缘坐，所有财产照律入官，徐述夔所著书籍及板片一律查缴销毁。

为徐述夔诗文作跋之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

已革扬州知府谢启昆难辞怠玩之咎，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已革东台知县徐跃龙玩延公事，杖一百、徒三年。

江宁书局局员保定纬、沈澜及书吏金长五、倪锦无罪开释。

原告蔡嘉树挟嫌告发，且诬告徐食田贿嘱县书，但徐述夔逆书重案系蔡举发，将功抵罪，从宽免议，即予开释。

判决书的最后一名是沈德潜。对这位已经作古的著名诗人，还有必要再交代几句。

大器晚成四字，对沈德潜再适合不过了。他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参加乡试十八次才考中，无奈已是六十六岁的龙钟老翁了。第二年是乾隆四年（1739年），沈德潜又离开家乡江苏长洲赴京参加会试。通过最后一关殿试时，他正埋头握管疾书，乾隆忽然亲临考场，坐在殿中问道：“谁是沈德潜?”沈德潜跪奏：“臣是。”皇帝笑笑说：“你是江南老名士，也迟迟没有完卷吗?”沈德潜受宠若惊，在场的人知道他已简在帝心了。果然，此科沈德潜登进士，授编修，以后又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沈德潜的诗，温柔敦厚，体尊盛唐，乾隆很欣赏，说他可以和李杜高王相比。沈德潜与乾隆常有诗歌唱和，他前后受帝赐诗四十余首，举世叹为异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沈德潜去世的时候已经九十七岁了，谥“文悫”，御书墓碑，入本省乡贤祠，可说极尽身后哀荣。乾隆在他生前曾说：“朕与沈德潜可谓以诗始，以诗终矣。”看来，乾隆与沈德潜的关系真可传为一代佳话了。不料平地起风雷，沈德潜去世未逾十载，竞因为“逆犯”徐述夔案写过一篇传记得罪，将礼部侍郎官爵、尚书加衔及“文悫”谥典尽行革去，御制祭葬碑文一并仆毁，乡贤祠内牌位撤出。乾隆与沈德潜的关系就是以这样一首并不美妙的“诗”告终了。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一彪人马驰向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为首的是钦差乾清门侍卫阿弥达、江苏巡抚杨魁，他们奉旨将徐述夔父子剖棺戮尸。徐述夔坟墓在本县新河口焦家林地方，拆砖启棺，只见徐尸僵而未化，鞋帽袍褂也没有朽烂。随从人役在阿弥达、杨魁的监视之下，首先当众砍去徐述夔之尸的首级，然后乱刀将尸身斫碎，抛撒于旷野之中。徐怀祖之尸亦照此办理。随后，将徐述夔父子的首级提去，悬挂于东台县城示众。这一通公事办完，阿弥达、杨魁一行又取道扬州过江，驰往苏州府沈德潜墓所，遵旨拉倒墓碑，磨去碑上御制碑文后，又将碑石捣碎，弃于远处。

江南岁暮，地暗天昏，冻云密布。一场查办禁书的狂飙挟着血雨腥风袭来了。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月，徐述夔诗案刚过一个月，李膦《虬峰集》案在江苏爆发。

李膦是扬州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明朝灭亡时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身故，已年近八旬。他虽然生活在清朝治下，但始终没有忘怀前朝，以至穿戴仍仿明时旧制。清兵入关，强令汉人剃发改衣冠，穿长袍马褂。明代读书人通行穿圆领大袖的宽松袍服，头戴浩然巾，而束身的长袍马褂是满族男子的服饰风俗，长袍的袖头成马蹄状，俗称“马蹄袖”。李膦不从满族服饰，表示自己不与新朝合作的政治态度，这在康熙年间尚能被宽容，在士人群中更受到尊重，所以他在祭拜祖墓的诗中自豪地说：“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虬峰集》中还有一些诗句如“杞人忧转切，翘首戴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据此说他“系怀胜国，望明复兴”，似乎也不能尽指为罗织周纳。应该说，像《虬峰集》这样蕴蓄着浓厚“胜国遗民”情绪的诗文集，才是乾隆必欲一网打尽、彻底销毁的主要目标之一，它与徐树夔《一柱楼诗》显有不同。《一柱楼诗》案搞得声势很大，但结案时的罪证却只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逆诗”而已。《虬峰集》的结案却无论如何也搞不成轰轰烈烈，原因很简单，李膦是个老绝户，没有后嗣，《虬峰集》又是地方官购得送交书局查办的，所以，只有照大逆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怨毒发泄在李膦一身为止。

当年三月，冯王孙《五经简咏》案则株连甚惨。冯王孙是湖北兴国州人，捐贡出身，做一个候补训导的学官。他看到查办禁书风声日紧，赶忙把自己平日写的两本《五经简咏》呈缴官府自首。经湖广总督三宝细加挑剔，签出“狂悖”之条多处，于是据情上闻。乾隆很快将此案定性，降旨称：“今阅签出诗内各句，悖妄狂诞，不可枚举，且有‘复明削清’之语，并于庙讳全然不顾，悖逆显然，应即严讯该犯，迅即问拟具奏。”还用什么审讯定罪?四月，走了一下法定程序，冯王孙即被凌迟处死，传首本籍；他的儿子冯生桐、冯生梧、冯生棣缘坐应斩立决，从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冯王孙之妻刘氏、儿媳董氏、陈氏，及冯王孙不到十六岁的孙子冯正谟、冯正训等都给了功臣之家为奴。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彻底毁灭了!《五经简咏》早已付之一炬，无从查考了。如果说书中确有“复明削清”的意思，那么，它既不同于王锡侯的《字贯》、徐述夔《一柱楼诗》，也不同于李膦《虬峰集》，它堪称查办禁书运动的另一重点目标，即当代人所著述的确实含有反清内容的书籍。

由此看来，乾隆发动查办禁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彻底消灭汉人中的反满民族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