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二傲慢的英使（第4页）

八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从热河返回京师，他没有进城，而径直前往陈设英国“贡品”的圆明园，并让英方操作人员当面演示各种仪器。

皇帝对英国人最自负的大型天体运行仪——“布腊尼大利翁”冷漠的态度令马戛尔尼十分失望。乾隆这种态度在他《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奉表贡至，诗以志事》一诗中表露的更为明显：

博都雅（即葡萄牙）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

对这首诗，乾隆做了如下的注解：

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不腊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转运，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朕以该国遣使远涉重洋，慕化祝厘，是皆祖功宗德重熙累恰所至，惟当益深谨凛。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诚然，“内府”的确能够制造出诸多性能尚佳的天体运行仪，但不能不承认，中国古代曾独步世界的天文学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此时英国工业革命业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瓦特发明蒸汽机也有十年了，在机械学、物理学等近代科学领域西方也超过了中国，以乾隆的精明是不可能把“布腊尼大利翁”“视等平常”的，“益深谨凛”也许无意间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惶恐和不安。乾隆耳边再次回响起皇祖康熙七十年前的预言——“千百年后，西洋恐为中国之累”，不过，这一次他感觉那厚重的声音格外震撼自己的心弦。

乾隆并不像和珅及小太监那样轻佻。据英副使斯当东的记载，当乾隆看到把一枚铜钱放在“帕克透镜”的焦点，很快被熔化时，马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透光镜，还是望远镜，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种东西，通过西洋人的技巧，而做出了功能不同的仪器来。”“皇帝对新鲜事物锐敏深刻的观察和理解能力，给英国使团成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斯当东还说，在诸多贡品中，一艘装着110门大炮的“皇家号”军舰模型，引起了皇帝极为浓厚的兴趣，他详细地询问在场帮助安装的使团人员关于军舰的机械零件等细节，以及英国造船工业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特使向皇帝展现这个西方头等强国物质文明发展的最新成就时，皇帝那安详而雍容的面部表情掩饰住了他内心的不安，在场的英国人“深深感到皇帝莫测高深”。

人们讲到中英首次通使时，往往把乾隆皇帝描写成一个盲目虚骄、冥顽不化，对外洋事物漆黑一团的丑陋人物；应该说，这是不难找到足够的根据的。

但，这不过是表面文章；乾隆内心深处还有被深深掩盖起来的另一面。

参观英国“贡品”的次日，乾隆皇帝在极其机密的国家中枢——军机处密谕军机大臣道：“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该国王奉到《敕谕》后借词生事，不可不防。”桀骜不驯，最终也不肯低下那颗高傲的头颅的英国使臣，已让他在热河丢了脸，更可怕的是，它又是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者。乾隆已开始担忧马戛尔尼访华一无所获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

九月初一，乾隆皇帝担心乘坐军舰而来的英国人回航时在沿海潜行占据岛屿，遂命令军机大臣立即传谕沿海各督抚：

该督抚等督饬各营汛，于英吉利使臣过境时，务宜铠仗鲜明，队伍整严，使其知所畏忌，弭患于未萌。今该国有欲拨给近海地方贸易之语，则海疆一带营汛，不仅须整饬军器，并应筹画防务。即如宁波之舟山等处海岛，以及广东澳门附近岛屿，皆当相度形势，先事图维，毋任英吉利夷人潜行占据。该国夷人虽能熟悉海道，善于驾驶，但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英夷断不能施其伎俩。

须知皇帝内心还有更深一层的忧虑。在上述密谕中他还不忘提醒沿海督抚严切查察，不得让“滨海奸民勾结外夷”。可见，日益迫近的“西洋之累”，使他对治下汉人潜在的威胁更加敏感了。就在马戛尔尼来华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令皇帝关切揪心的事。

当马戛尔尼使团乘船经定海北上时，闽浙总督长麟向乾隆密奏宁波府定海县有一个叫郭杰官的监生通夷语，难免里通外夷之嫌。皇帝十分警惕，命将郭杰官解往京师审办。十月间，经军机大臣亲自审问，郭杰官自供，家父叫郭端，从前在广东与夷商做过买卖，夷语能说几句，幼时跟父亲学了几句吃烟吃茶之类的话，并不通晓夷语，父亲早已去世，此次英吉利夷船到定海，我都不认识，并没有交通信息等情是实。军机大臣不能深信，诘问：“郭端既在广东做过买卖，通晓夷语，十九年英吉利夷船到定海时，又曾居间交易，与夷商素常熟识，此次英吉利船到定海，岂有不到你家之理?”威吓劝诱，软硬兼施，从这个嫌疑犯嘴里还是掏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十月二十九日，马戛尔尼所率英国使团即将离开中国，这个可怜的郭杰官才被审查清楚，经皇帝同意，发回原籍释放。

由于马戛尔尼的到来，“西洋”噩梦再一次搅乱了这位年迈皇帝的脆弱神经。充满敌意的被征服者汉人会不会与来自大洋彼岸居心险恶而实力强大的西洋人勾结起来颠覆满洲政权呢?

似乎不能断言乾隆对于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大国的兴衰一无所知。需要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揭示乾隆皇帝此时真实的心态。中英首次通使的前一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皇帝撰写了《十全记》，用铺张粉饰的语言虚夸本来并不都那么显赫的所谓“十全武功”。一年以后，当英国使团首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又以故作虚骄的态度掩饰内心深深的忧虑。粉饰浮夸和虚弱恐慌往往是互为表里的。这个八十三岁的老人越来越习惯于胡诌一些近于荒唐的痴人梦呓，既安抚自己焦躁不安的心灵，也在欺骗那些惯于听从他的臣民们。他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千古第一全人”、“天朝上国大皇帝”的架子，去重新认识中国开始没落而西洋正在崛起的现实，更不打算改弦更张，发奋图强；他只能艰难地撑持着迅速颓败下去的帝国大厦。为了激励自己不致消沉，他陶醉于遨游在对昔日辉煌业绩的回忆之中，或为千疮百孔的帝国大厦再涂上一层层艳丽的油彩。

马戛尔尼似乎窥破了乾隆皇帝的心曲，他一针见血地说：“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他那种深得传教士赞扬的对科学技术的爱好。”他认为“朝廷变得那样自负，它竭力对西方的技术优势进行保密，它不能不看到这种优势，然而，只要它还没有找到消除这种优势的对策，它就不想让中国人了解情况”。

邓达斯外相和马戛尔尼勋爵未能达到用英国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突破乾隆皇帝的心理障碍，以实现开拓东方最广阔的市场的目的，也未能达到向最强大的东方陆上国家的君主炫耀武力，令其慑服的初衷；结果适得其反，乾隆皇帝更加坚定了紧紧关住中国大门的既定方针。

当历史的脚步已经走到18世纪即将落幕的时候，乾隆的想法或许还有存在的可能。从中国方面讲，正像乾隆向英王宣言的那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外贸易尽管对中国来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意义更无可估量，但从整个中国着眼，还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大国。乾隆皇帝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决策，恰恰以此为基点，而不可能像英伦三岛的英国那样热衷于发展和保护海外贸易。所以孤立地看，乾隆把国门关起来，或做有限的开放，仍存在现实的基础。他只不过在继续做着世世代代从未被惊破的以华夏为世界中心，以天朝上国大皇帝自居的美梦，而有所不同的仅仅是猜忌与防范汉人和外夷勾结在一起的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已。

从英国这个西方霸主来说，想要在此时对中国动武还稍嫌实力不足。马戛尔尼此行的目的落空了，但从另一角度看——他与中国的决策层和上层人物有了一次直接的广泛的接触。他走遍了帝国最富庶的东部地区，他搜集了中国海岸线和其他国防要塞的珍贵情报资料——这次外交使命又可以说取得了意外的收获。这位英国勋爵并未受惑于乾隆刻意渲染的国家繁庶、军备整饬的表象，而以敏锐的洞察力窥破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虚弱本质，得出了与深居宫廷的西洋传教士截然不同的结论：

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

马戛尔尼推测了英中关系在未来几十年的可能走向：“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其连锁反应则是：“朝鲜人将马上会获得独立”，“从孟加拉只需稍稍鼓动，在西藏就会引起动乱”，“俄国将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他还预言：“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乾隆皇帝和帝国精明的大臣以及满腹经纶的中国知识精英同与中华文明异质的西方文明的接触还刚刚开始。他们完全想象不到，一个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时代即将开始了。这个世界将没有任何正义和公理可言，通行的规则是强权政治和实力外交，只不过要披上什么“贸易自由”、“主权国家平等”、“永恒正义”之类的漂亮伪装。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英国使团成员乘坐的风动力“狮子号”军舰从广州黄埔启碇，破浪回国。

四十八年以后，当乾隆皇帝的爱孙道光皇帝曼宁当政时，蒸汽动力的英国军舰又驶向了广州，但这次他们不是朝拜中华帝国君主的和平使者，而是要用大炮轰开紧紧关闭的中国大门。

公元1793年，中国乾隆五十八年，在大不列颠把中国当成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主权国家给以足够的尊重，期望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以谈判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对自己的命运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呢?

这首先应该回答：究竟什么是“明智”的选择。

所谓“明智”，就是通过与英国使臣的外交周旋，争取到有利于我们发展综合国力、能够在即将面临的残酷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条款。这正是中国最根本的最长远的利益。

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是肯定的。

英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使臣来中国，就是要与我们谈判的。既要谈判，就要妥协。英国在认定了自己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之所在后，甚至打算放弃眼前利益无限的鸦片贸易，在包括觐见礼仪在内的其他方面也准备采取灵活的态度。不幸的是，中国方面没有做出相应的表现，没有在诸如开放宁波、天津等口岸、改革对外贸易体制等方面做出无损于己，却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升的让步。从表面上看，似乎英国人对三跪九叩的坚决抵制极大地激怒了高度自尊的大皇帝，最终导致了这次可以部分改写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以失败而告终。但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中国人昧于世界大势，对国家和民族根本的长远利益还没有明晰透彻的理解，而主宰中国命运的乾隆皇帝把爱新觉罗皇统的延续和大清江山的稳定看得至高无上，因此而确定了拒绝与英吉利使臣谈判的愚蠢的方针，从而痛失了这次宝贵的历史机遇。

1793年，如果乾隆皇帝能够明智一点；如果乾隆皇帝不是那样固执地坚持觐见的礼仪，而施以英国来使以足够的恩惠……那以后的中国历史又当如何书写呢?

不幸的是，历史是不能重新回到它某一个起点的。

历史只能是人们鉴古而知今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