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三归政的无奈（第2页）

嗣皇帝登极后，主持处理“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等“寻常事件”，“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则太上皇“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

来京陛见的文武大员，以及新授道府以上官员，要到太上皇处谢恩，并恭请训示。

一切安排就绪，皇帝特赋诗以志其事：

归政丙辰天佑荷，改元嘉庆宪书观。

祖孙两世百廿纪，绳继千秋比似难。

弗事虚名收实益，唯循家法肃朝端。

古今悖史诚希见，愧以为欣敬染翰。

康熙纪元六十一年，如今乾隆亦历一周甲，故而诗云“祖孙两世百二纪”。当皇帝吟诵到这里时，心中充满了怡然自得之情。

然而嗣皇帝永琰并不感到愉悦和轻松。近年来，外间对皇储为谁的猜测已越来越集中于永琰一人；六十年元旦乾清宫家宴时皇帝于谈笑间亦已暗示皇位由十五阿哥承继；九月初三册封皇太子前夕，和珅又来到嘉亲王府中先递“如意”，使永琰先一日已确知立储的国家最高机密。尽管有如许之多的铺垫，到勤政殿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时，永琰仍心头一震。他暗暗警诫自己，在皇父的有生之年，如自己稍有不慎，皇太子、嗣皇帝名号就随时会被废黜；灾难当不止于此，这有曾祖父康熙废太子胤礽前鉴在。册封皇太子第二天，深思熟虑的永琰即以子臣名义奏告皇父陛下，说“荷沐恩慈，册立臣为皇太子。以臣之材质，抚衷循省，已弗克胜，复奉慈谕，将以来年畀政于臣，臣五内战兢，局踏弥日”。下面是恳请改元归政事宜“敕停举行”，自己“谨当备位储宫，朝夕侍膳问安之暇，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一句话，请皇父把皇帝当到底，俟百年之后，自己再人承宝位不晚。永琰这番话不是为表示仁孝谦恭的辞让具文，在他没坐金銮殿时，已预感到太上皇在上，儿皇帝不好当。

继皇太子永琰之后，和硕礼亲王永恩又率王公、内外文武大臣及蒙古王公等合词奏请皇帝俯顺“亿兆人之心”“久履天位”，据说，这不仅是海内外喁喁万众之心，亦是“上帝之心”。

乾隆皇帝心里十分受用，但以“若因群情依恋，勉遂所请，则朕初心焚香告天之语转为不诚”为由，坚持届期归政，并告诫皇太子及群臣“毋庸再行奏请”!同时再次宣谕：“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敕几体健，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可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而大小臣工，恪恭尽职，亦可谨凛遵循。”这无异明示：太上皇退闲和不退闲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经过这一番周折，最后明确了“太上皇训政”的政治格局。下面该做的事只剩下了如何把千古未有的内禅大典搞得空前隆重而已。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又是一个冷得出奇的日子。大内巍峨庄严的太和殿前，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王公百官早已整整齐齐分班恭立在偌大的广场上，朝鲜、安南、暹罗等各属国使臣尾随品级最低的官员，列于班末。他们的周围，照例陈设着天子行幸于皇城的仪仗——銮驾卤薄，乐部在太和殿东西檐下布置好了“中和韶乐”庞大的乐队，“丹陛大乐”的乐队则安排在太和门内。太和殿正中，东槛设诏案，上面摆着《传位诏》，西槛设表案，上面摆着《传位贺表》。在皇帝宝座两旁则设两个香几，那左旁香几之上，则恭设此次传位大典最重要、也最富象征意义的“皇帝之宝”。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阳光弥漫了整个广场，给浑身瑟索的人们带来了一丝暖意。一直在不停躁动着的“驯象”和“仗马”也安静下来，排成了笔直的队列。只听乾清门外钦天监的官员朗声高唱：“吉时到——”顿时，午门钟鼓齐鸣。乾隆皇帝六十年前归政嗣子的心愿终于开始实现了。

乾隆皇帝身着明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乘舆出宫，皇太子琰着皇太子冠服随行于皇帝之后，经中和殿，来到太和殿。此时，钟、鼓、磐、琴、笛、笙等齐奏庄严肃穆的中和韶乐，歌工们则唱出了专备皇帝升座时用的《元平之章》：

维天眷我皇，四海升平泰运昌——岁首肇三阳，万国朝正拜帝阊——云物奏嘉祥，乘鸾辂，建太常——时和化日长，重九译，尽梯航——

这歌词是乾隆六年（1741年）皇帝亲自改写的，现在听起来，备感贴切，因此皇帝心情格外开朗。他缓步走到太和殿正中高高在上的宝座脚下，步履略显艰难。随扈在旁的大学士和珅有意扶掖一下，被皇帝挥手制止了。皇帝不愿让人们看到他略有老态龙钟的样子，于是自己拾级而上，目不旁视端坐在过于宽大的御座中间。

皇帝头戴红绒结顶的玄狐暖帽，除了顶上缀有一颗巨大的东珠之外，并没有其他饰物。他仍然留着小须髯，但青壮年时白晰清瘦的面容已变得暗红臃肿，身体也早就发福了，幸好皇帝原本身材修长，此刻看起来，倒显得更魁梧硕健。毕竟八十六岁高龄了，岁月的流逝在他的体貌上也无情地刻下了衰老的痕迹。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没有变的话，那就是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此时仍然在慈祥中透出凛人的威严。

中和韶乐在皇帝就座的那一刻，恰好乐止。此时，皇太子琰亦缓步来到殿内西向侍立。只见銮仪卫官进至中阶之右，一声“鸣鞭”，阶下立即响起三声清脆的鞭子声，这就是令王公百官安静肃穆的“静鞭”。丹陛大乐随之而作，这次是演奏特为授受大典皇太子率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大典而填写的《庆平之章》。

伴随着徐缓悠扬的“御宇六旬，九有浃深仁——勋华一家禔福臻，岁万又万颂大椿——文武圣神，帝夏皇春——的歌声”，以及鸣赞官那抑扬顿挫的“跪，拜——”声，太和殿外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三起三落，向高踞在上的乾隆皇帝行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

丹陛大乐的余音还在广场上空回**，年高德韶的大学士阿桂和朝中第一权臣和珅便导引嗣皇帝款款走到皇帝宝座之前。即将登极的皇太子颐琰恭恭敬敬地跪在已准备好的拜褥之上，阿桂侧身从御座左边香几请出“皇帝之宝”，跪奉乾隆皇帝，酝酿六十年之久的传位大典即将拉开最精彩的一幕。只见乾隆手捧“皇帝之宝”，端详良久。这是一柄三寸九分见方、厚一寸，上有二寸一分高蛟龙纽的青玉大印。皇帝想的是，六十年了，这颗熟悉的玉印今天何以显得如此沉重?他身体微微前俯，庄重地、虔诚地将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皇帝之宝”——授给了匍匐在脚下的皇太子琰。

就在这授受之际的一瞬间，皇太子琰取得了皇帝的名号，他至少在表面上成了紫禁城和东亚第一强国的主人；而临宇天下六十年的乾隆皇帝则退居太上皇帝，他至少在形式上把爱新觉罗家族和大清帝国的命运托付给了自己的嗣子。太上皇帝望着恭捧“皇帝之宝”、跪在地上的子皇帝，心中无悔，他正沉浸在“明廷授受，为千古第一全人”的无限欣慰之中。

“太上皇”一称是由中国历史上首创“皇帝”名号的秦始皇钦定的，他追尊自己的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那是死后的追赠，自不足比数。汉高祖刘邦虽然尊称在生父亲太公为太上皇，也不过是为人子者施给父亲的荣光。至于后来唐高祖则因太宗兄弟同室操戈；唐睿宗则怵于武德殷鉴；唐玄宗仓皇入蜀，其子肃宗在灵武自立——他们都是为其子所逼，不得不放弃帝位，退居毫无权力可言的太上皇。宋高宗则外惕强邻，内耽逸豫，更不足齿。太上皇帝乾隆此刻还想到了三代唐尧、虞舜禅授贤能的遥远往事，但他以为这些传闻虽足称盛事，但授受者并非一家父子，充其量可称为“外禅”。抚今追昔，太上皇帝乾隆有充分理由认为，今日帝位之授受，“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

的确，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即公元1796年2月9日，在京城紫禁城内太和殿所举行的帝位授受大典，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堪称中国古代交接国家最高权力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完美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