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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垂垂老矣(第2页)

无情的现实是,需要太上皇做出重大决策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首先是严重的“亏空”。各省仓库无不亏短帑银和仓粮,亏缺库银一二百万两以至数百万两的省分比比皆是。这个烂摊子谁也不敢捅,一捅便会揪出上自督、抚大员,下至州县七品官一大串贪官墨吏,地方政权立即瘫痪。

吏治的败坏也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非法的贪污和受贿、索贿且不论,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贪污、贿赂——“陋规”,则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在。地丁之外有“火耗”、“平余”;漕粮之外有“漕规”、“斛面”;盐课之外有“节规”、“匣费”,关税之外有“盈余”、“存剩”;督抚过境时有所谓“站规”、“门包”,学政典试时有所谓“棚规”、“红案”,此外如“心红纸张”、“舟车贴费”、“行事官价”、“冰敬炭敬”……等等,花样繁多,不一而足,甚至出国的使臣也要向属国君臣索要“密赠”、“别赠”。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衙门这些官僚机器离开了白花花银子作润滑剂便不能运转。老百姓到衙门办正事要拿钱开道;下属照例的升迁调补要拿钱疏通,贿赂上司;督、抚、藩、臬等奉召陛见,也要遍行贿赂京中大老。和珅的胃口越来越大,老婆死了,两淮盐政征瑞致送白银二十万两,和珅嫌少,开口就是四十万!四十万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国家每年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一,说起来准让你吓一跳。

乾隆的胃口比和珅大得多,他的贪求群臣贡献,已成为败坏吏治的首要之害。不过,太上皇在接受臣工一年数次的价值白银数万两,以至数十万两的贡物时,却说什么这不过是取“野人献芹”的古意,以联络上下之情;而臣下明明献媚太上皇以固宠,却说是奴才对主子的一片孝心,一腔血诚。

乾隆与和珅刻剥地方大吏,督抚藩臬则取之于州县,直接“亲民”的牧令们便把手伸向无告的羔羊——驯服的百姓身上,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好借此再分润点余膏呢。偶尔有一二强梁者上控,官司落到上蜂手里,因为自己屁股底下也不干净,有谁还想彻底查办,为民伸冤?州县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百姓也明白上告必不能自直,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造反!

湘黔苗民起义还没有镇压下去,盛大的传位大典刚刚落下帷幕,白莲教大起义便如同燎原烈火,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迅速蔓延开来。平静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原地区再次爆发强烈的政治地震,长期紧张的各种社会矛盾所蓄积的巨大能量,终于在清帝国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喷涌出来。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乾隆盛世”掩盖下的各种黑暗、丑恶的现象被无情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国内的烦心事已令太上皇应接不暇,再加上对帝国日益逼近的来自西洋的威胁,其严重性也许乾隆比谁都更明白。

而太上皇乾隆既要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就必须直接面对这一切冷峻严酷的现实。然而,他在部署扑灭教匪叛乱的同时,还能再做些什么从根本上革除流弊的“大事”呢?退一步讲,即使他想使已积重难返的社会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那也如同他的衰老之躯能返老还童一样,不过是个神话。

太上皇应该作的事确实太多了,但他在三年“训政”时期,除了游宴颐养之外,所作的两件“大事”只有“望捷”和“祈雨”而已。他在继续粉饰,不愿让天下臣民在紫禁城辉煌的落日余辉之外,再看到不祥的硝烟。

有“二皇帝”之称、太上皇的第一宠臣和珅所作的首要大事是帮助太上皇粉饰。封疆大吏们,特别是川、楚、陕、豫、甘五省镇压教匪叛乱的领兵将领及当地督抚提镇,向太上皇密折奏事,要同时录一个“副封”(即副本)给和珅。更为严重的是,此时众望所归的阿桂已然病故,和珅高踞首席军机大臣之位,更加胆大妄为,他把军前将领奏报军事不利的密折扣压下来,以免搅扰太上皇安泰怡然的心境。太上皇已不能像以往那样及时地获得足够的准确信息,因而应变能力急剧下降。和珅似乎还算不得什么机心深远的巨奸大滑,他几乎用全副精力去周旋太上皇,对日益迫近的杀身破家之祸并未事先做出切实的防范。

有“皇帝”名号的嘉庆则事无巨细“唯皇爷处分”。这个近不惑之年的皇帝对乾隆季年的种种痼疾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过,他深知还不到自己当家作主、大刀阔斧改革时弊的时候。时下自己该做的是,规规矩矩聆听太上皇训谕,洒洒脱脱陪伴太上皇游宴,沉默忍耐,甚至对和珅也要忍让三分。嘉庆皇帝正全神贯注于藏锋匿芒,以行韬晦之计,他怎么肯向太上皇自陈政治的阙失呢?

嘉庆皇帝身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太上皇帝不在其位偏要谋其政,而事实上已没有足够的精力谋其政,窃弄权柄的和珅其意也不在于谋其政。如此一来,偌大的一部国家机器,由于发动机部分近于瘫痪状态,就只能靠着惯性维持着低速运转。

这就是太上皇训政三年零三个月的大清帝国的政治。

极富统治经验的太上皇乾隆对帝国的窘境不能说没有任何感觉,抚今追昔,他也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愧疚之意。嘉庆元年春天,太上皇帝临幸留下他祖父康熙足迹,也留下昔日辉煌的种种回忆的南苑旧衙门行宫,他凭窗凝望,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脑际,不禁用低沉的语调吟诵着:

十二龄兹八十六,七旬有四此烟光。

春风秋月曾无改,意乐心忧曷有常?

外靖内安思昔咏,歼苗平楚致今忙。

依然书屋凭窗坐,惭愧人称太上皇!

太上皇回忆起自己十二岁那年,随皇祖康熙皇帝来到旧衙门行宫时的各种情景,不禁感慨:时光真快啊,转眼之间已是八十六岁的皤然一老翁了!他继续回忆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春天驻跸桃花寺行宫时,亦如今日一般凭窗俯眺。时隔二十年了,太上皇依然记忆犹新。那时他正急切盼望着金川之役最后胜利的捷报,但见红旗一点,由远及近,从柳荫中跃动而来,那是将军阿桂平定金川的报捷红旗,顿时整个行宫欢声雷动,这该何等地激动人心啊!可如今呢,仍是桃红柳绿的春天,仍是以焦灼的心情凭窗远眺,可那“歼苗平楚”的报捷红旗何以迟迟不至呢?

“惭愧人称太上皇”!乾隆不禁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御政能力毕竟今不如昔了。”

太上皇帝望眼欲穿的那一点飞红最终也没有映入他的眼帘。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二清晨所写的《望捷》一诗竟成了这位多产诗人的绝笔: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灾。

执讯迅获丑,都同逆首来。

第二天,太上皇帝便与人世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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