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得一文天诛地灭（第1页）

“得一文，天诛地灭”

“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电影《七品芝麻官》中唐成立的誓言。他敢说敢为，令人敬佩。在封建官吏中，像这样写“誓联”的虽大有人在，但十有八九是骗人的。

清人黄图珌编过一则《誓联》的笑话。说的是有个县令上任伊始，便在堂上高悬一副对联：“得一文，天诛地灭；听一情，男盗女娼。”打官司的富贵人家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们照例把金钱玉帛往这个“清水衙门”里送。这位“清官老爷”则照收不误。有人气不过，便直截了当地说：“你办事错了，怎么忘了对联上立的誓言呢?”县官老爷却振振有词地说：“我没有违背誓言，因为我所得到的不是一文钱，受贿徇情也非一次呀!”

这副对联明明是说要秉公办事，哪怕是一文钱也不收，一次情也不徇。它还隐含这样一个意思，“得一文”，“听一情”，尚且要“天诛地灭”，要被骂为“男盗女娼”，得更多的钱，听更多的情，就更是伤风败俗，更要雷打火烧了。县老爷的解释当然是强词夺理，歪曲誓联本来的含义，这说明他在拟对联时就存心玩弄诡辩，蓄意欺骗世人。

从逻辑上看，这个县令的诡辩违反了同一律。

同一律是逻辑思维基本规律之一。它的内容有语形和语义两种表述。它的语形表述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都必须保持自身的确定和同一。它的公式是：A是A。A表示概念或者判断。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概念、判断都必须是确定的，并且与自身前后保持一致。

由于概念无真假可言，而判断是有真假之分的，因此同一律在判断方面还有语义表述：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如果一个思想是真的，那么它就是真的；如果一个思想是假的，那么它就是假的。

同一律要求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保持概念、判断的同一性，不得将不同的思想划上等号，也不得将某一思想任意改成别的思想。否则，就要犯违反同一律的错误。

概念明确，是使判断、推理遵守同一律的前提。

古代一些哲学家、逻辑学家十分强调明确概念的重要性。古希腊“逻辑之父”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名称应当有一个确定的意思；人们思考一个东西的时候，必须用一个名称指代它。战国末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苟子曾经提出要确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重要概念的含义。爱因斯坦指出，科学语言所追求的是高度的精确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非常注意明确概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哥达纲领》全篇充满着含混和混乱的词句。《哥达纲领》不过是千字文，马、恩就找出二十多个不明确的概念，一一加以剖析。列宁说：“如果要进行论争，就要确切地阐明各个概念。”毛泽东多次讲到“概念要明确”的问题，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我们把不自觉地将一个概念换成另一个概念称为混淆概念，而把自觉地将一个概念换成另一个概念称作偷换概念。县太爷的诡辩就是偷换概念。

有篇题为《“不折腾”怎么译?国际媒体“晕了”》的文章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在表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时，用了北方方言“不折腾”三个字。“不折腾”三字刚落，观众席传来会心的笑声。笑声表明观众听懂了“折腾”、“不折腾”的含义，但是怎样准确地翻译呢?这真难倒了国内外媒体界的双语精英。这篇署名“中新”的文章介绍说：“网络上，读者主动搜集了五花八门的各种译法，像‘翻来倒去’（don’tflipflop），‘别走岔路’（doracked），‘别反复’（don’tswaybadforth），‘不踌躇’（n），还有翻译成‘没有重大变化’（nes）的。”“中新”与英语媒体同行觉得上述译法都不够精彩，没有把“混乱”、“自我消耗”含义体现出来。

有趣的是，在2008年12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到与“不折腾”有关问题时，现场翻译干脆念出这三字的汉语拼音，再次引发现场的一片笑声。看来，中国又要为外语词库扩容作贡献了。

翻译得准确与否，看起来是如何遣词造句的语言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逻辑问题。是否恰当地表达原意，意味着是否遵守了同一律。

有人留学美国，一天和一位美国友人谈到语言上的沟通问题，坦言自己虽然能应付日常会话，但有些内心深处的话仍难于表达。

美国友人安慰道：“不必多虑，我认为你已经进步很快。我和妻子都是美国人，结婚10年了，到今天还有许多内心深处的话不知怎样表达呢?”

这位友人的安慰，真可以说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因为留学生说的是两种语言的沟通问题，即翻译问题，他还不能用英语来自如表达某种思想感情，要是用母语来遣词造句则完全不成问题。友人的意思是，尽管他们熟知作为本国语言的英语，但是内心深处的思想还是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可见留学生与友人说的压根就是两码事。友人混淆了概念。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混淆概念和偷换概念有哪些表现形式呢?

任意改变某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使它变成另外一个概念，此其一也。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里写了段对话：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鲁迅没有发表一句评论，他只是将A与B的对话写下来，但读者一看就明白，这是对告密者的拙劣辩护的揭露和批判。对己“可靠”，对敌来说就一定“不可靠”；反过来对敌“可靠”，那对己一定“不可靠”。这本来是一个极简单明白的道理。B任意改变“可靠”的内涵与外延，生拉硬扯地把“向敌人告密”也说成“可靠”，其手段不可谓不拙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