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继登
(1544—1600)
明直隶交河县(今泊头市)人。
皇明典故纪闻·马皇后
论宝
(明)余继登
马后闻得元府库输
其货宝至京师,问太祖
曰:“得元府库何物?”
太祖曰:“宝货耳。后”曰:“元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
失之?盖货财非宝,抑
帝王自有宝也。”太祖曰:
“皇后之意,朕知之矣,
但谓以得贤为宝耳。”
后曰:“妾每见人家产
业厚则骄生,时命顺则
逸生,家国不同,其理
无二……但得贤才,朝
夕启沃,共保天下,即
大宝也。”
余继登,字世用,号云衢,官至礼部尚书。著有《典故纪闻》《淡然轩集》。
余继登万历五年(1577)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参加纂修《大明会典》,晋升修撰,入宫讲授经书。不久,提升为右中允,充任日讲官。他为人忠诚,遇事不挠,勤奋好学,熟悉朝章典故。当时经筵进讲长期停顿,侍臣没有办法向皇上讲忠言。余继登与同官冯琦一起呈递《通鉴》的讲义,告诫时政缺陷、失误。历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充当正史副总裁。
事后晋升为詹事,负责翰林院。两宫受灾,与诸位讲官援引《洪范五行传》诚挚劝谏,没有答复。晋升礼部右侍郎。
万历二十六年(1598),他以左侍郎身份负责礼部事务。陕西、山西发生地震,南京遭雷火,西宁的钟不敲自鸣,绍兴地下涌淌血水。余继登在此年底分类上奏,顺便恳请罢除一切害民的苛刻开采之事。当时未被采纳。雷击了太庙的树,再次请求皇上亲自到京郊祭祀、祭庙,册立嫡长子,停征矿税,撤除宦官使者。神宗下优诏答复知道了。
不久晋升为礼部尚书。当时准备讨伐播州杨应龙。
余继登奏请罢免四川的矿税,用来资助士兵的粮饷,并再次上奏:“近来星迹失度,水旱相继为害,白天看见太白星,上天不和顺。凿山开矿,裂地求砂,导致狄道地方山崩地震,地气不和顺。百姓穷困,再加苛求,钱财空乏,又索求珠宝,奸民像蚂蚁般聚集,太监嚣张,朝廷内外阻隔,上下没有交流,人心不和睦。凶暴的气息凝聚不散,结成怨毒之形,山陵河谷变迁,高低易位,这是阴气压制阳气、邪气干扰正气、下级背叛上级的气象。我不能感动皇上,劝谏越多,皇上越厌烦,所以苍天就用非常的变故,警诫提醒陛下,陛下又对此还能恬然不有所作为吗?”神宗仍不理会。
余继登朴实正直,办事慎重严密,很少言谈嬉笑。
遇上大事,谏议侃侃而发。居家廉洁。学士曾朝节曾到过他家,庭径长满蓬蒿。当他病重,去探视他,见他身盖粗布被,用羊皮盖着脚部。他的小儿子参加童生考试,夫人请他出面讲一句话,他最终没有答应。
《典故纪闻》是余继登编著的一部典籍,作品涵盖了明代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等方面内容。余继登一生为官,累迁至礼部尚书,对明代列朝实录烂熟于胸,并以此为据,写下了这部不朽的野史名著。此书“凡关国家大政大本则书,非大事而于世为急则书,非大非急而为异闻则书,非异而事所从起则书”。此书为研究明代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史料,有些史料不见于它书的记载,或它书记载不详,就更值得重视了。本书卷二记载:国初,中书省让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得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为之。卷十五记载官吏俸禄将粮食折合成布匹计算:每阔布一匹,折合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户部议减,改折为三十石,还相当白银三十两之数。卷十八记嘉靖初年边费,每年29万两白银,以后竟递增到251万两。
明中叶以后吏治的腐败,边防的吃紧,于此可见一斑。
他在书中记载的朱元璋预算农民生活的辛苦让人触目惊心。在制定和颁布《醒贪简要录》之前,朱元璋对大臣们说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
余继登亲自部署部中事务,奏请册立太子并加冠完婚。多次上疏,因为恳请无效,忧郁成疾。每当谈及此事,就流泪说:“大礼不举行,我作为礼官死不瞑目。”患病三个月,接连上奏请求退休,神宗不同意。
恳请停止俸禄,也不被批准。最终死于任上。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