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高成龄（第1页）

高成龄

（1668—1748）

清直隶任丘梁召村人。

高成龄，字笙三，号古愚，官至山西布政使。

康熙三十五年（1697）高成龄中举，后开馆课授徒，维持家计。四十七年，授官云南永平县令，他严格约束吏员差役，妥善处理讼案，减轻百姓课税，严管财政开支，政绩“甲于滇省”。不久升任江西赣州府同知，他举发奸匿，认真处理积案、疑案，“明断服人”。

康熙末年，高成龄升任瑞州知府（正五品），改变了当地不少恶习，“士民悦服”。人们在府衙前树起两面大旗，上书“三邑福星”“万家生佛”，一时传为佳话。当时，高安（瑞州府治所在地）人朱轼正在巡抚两浙，虽然与高成龄没见过面，但瑞州是他的家乡，所以对高成龄的政绩很清楚。于是上疏朝廷，称高成龄“天下治行第一”。刚刚登基的雍正皇帝接受了朱轼的奏荐，越级提升高成龄为山西按察使（正三品）。高成龄从瑞州离任后，朱轼亲笔写了《高公去思碑》。

在山西按察使任上，每到庭审时，高成龄总是亲自提审案犯，详加讯问，细审情节，总计平反案狱四十余件。“每天于灯下治文书，执笔踌躇谓其子曰：笔下如刀，纸上皆鬼，焉得不矜慎耶？非徒为尔辈留余地也。”为了振兴久已废弛的吏治，征得巡抚诺珉的同意，提出六条禁令：一、禁止人命株连；二、严禁拷问过于苛刻；三、取缔聚众要挟官府的不良风气；四、禁止贿取仵作之弊（假证）；五、禁止包揽讼词，挑唆罪犯；六、清查田土卷契。积弊很快清除，全省吏治一新。大学士朱轼、兵部尚书卢洵、巡抚诺珉交相上疏荐举。朝廷下旨，召高成龄进京陛见。到京后，雍正皇帝召见三次，高成龄对奏很多建议，全部受到赞许或采纳，并赏赐了很多物品，回来后，高成龄升任山西布政使。

在布政使任上，高成龄突出的政绩是首创了养廉银制度。以前，上级官衙的日常消费取自下司。下司取自随课税征收的“羡余”（即火耗银），而火耗银又没有限额，多的竟达正税的一半，少的也不下十之二三，“民甚苦之”。高成龄提议，把火耗银定为正税的十分之一，提取后全部上交布政司，再由布政司分派给各府县，作为养廉银，诺珉把这一建议上奏给朝廷。因事关重大，朝廷建议再三，没有定论。高成龄再次上疏，“排众议而伸己见”。最后，雍正皇帝裁断“期于必行”。初在山西试行，很有成效，遂推广到其他省，“均感到公私两便”，于是养廉银之法成为制度，坚持下去。

高成龄在山西布政使任上待了五年，其间代理总督一次，代理巡抚四次，山西“一切陋例裁汰殆尽”，而他自己，除薪俸养廉之外，毫无所染。

雍正六年（1728），因牵扯阿其那、塞思黑管家李大成在山西殴打生员一案丢官，在山西“羁居”八年。

乾隆元年（1736）遇赦归里，十二年无病而终。乾隆二十六年平反昭雪，复原官，诰赠通奉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