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封建统治的巅峰（第2页）

唐太宗深知隋末的农民大起义，主要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引起的。他反复引用“君臣，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语来警戒自己，并对侍从大臣说：“当国君的必须先保护老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己，就好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肚子虽然饱了，人却死了。”因此，他积极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山水画即位之初，他就宣布免除全国一年租税，免除遭受战乱灾荒严重的地方两年租税。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有些非征不可的徭役，也尽量改在农闲时进行。他一度想征发中男（不满18岁的人）当兵，并想修建洛阳宫殿，均因接受臣下劝谏而罢。贞观五年（631年）二月，皇太子李承乾年满13岁，应举行加冕大礼，征发各地府兵作为仪仗队。唐太宗认为当时正是农忙季节，举行大典要影响农事，便下诏推到秋天农闲时举行。在唐太宗的大力倡导下，贞观初年，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恢复，并新修了不少排水和引水工程。针对当时全国人口锐减的情况，唐太宗下诏规定：民间男20岁、女15岁以上，尚没有婚配的，由州县官负责帮助他们结婚成家，家贫无力成亲的，由本村的富户和亲戚资助完婚，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减情况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了切实减轻人民负担，贞观年间，唐太宗还注意从自己做起，大力戒奢崇简。他即位后，仍住在隋朝的旧宫殿里，虽然大都已经陈旧，但在贞观初年，一直没有修新。他患有气疾，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中，容易复发，有的大臣以此为由劝他新建宫殿，他也没有答应。为了减少宫中费用，他曾一次下诏释放宫女3000人。同时，严厉禁止厚葬，并明诏要求五品以上官员和勋亲贵族都必须遵守。为了给臣下做出表率，他在安排自己的陵寝时，亲自制定规格，“以山为陵，容棺而已”。对地方官吏进贡珍奇宝物，他下令禁止，以防扰民。有一年，工部尚书段纶带了一位名叫杨思奇的巧匠进宫，准备制作傀儡戏（木偶）道具，以讨好太宗，太宗不仅没有接受，反而严厉地训斥了段纶一顿，并免去了他的官职。由于太宗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并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辈子，家里连个正堂屋也没有，病重时，太宗亲临看望，见到这种情况，才命人为他修建一座房屋。

贞观初年，主要为了理顺政府机构的关系，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唐太宗省并了很多州县，并把中央各官府从7000多人精简到600余人。而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节约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少浪费，减轻人民负担，为后世所称道。

每当发生水旱霜蝗等自然灾害时，唐太宗都马上意识到会发生的各种危险情况，迅速实行各种“荒政”，以解民于倒悬之中。如命令灾区迅速开仓赈济；准许百姓到别的地方“就食”；由官府出钱，帮助因灾自卖的人赎身，回到家人身边。有时主要由于灾荒和赋役过重，有的地方出现“盗贼”，当有人主张以重刑惩治时，唐太宗说：“老百姓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主要是因为赋役太重，官吏贪贿，饥寒交迫，不得不行窃为盗。我们正应该从中省悟，轻徭薄赋，去奢省费，选用廉吏，使老百姓能有饭吃，有衣穿，这样谁还会行窃为盗，哪里用得上什么重刑处置?”有一年蝗灾严重，太宗进入宫苑中，发现有蝗虫，拾了几个，祷告说：“老百姓以谷为命，而你却吃了谷，我宁愿让你吃我的肺肠。”说着举手要吞食蝗虫，旁边的人劝谏道：“这是害虫，吃了可能会中毒生疾。”唐太宗说：“我为老百姓承担灾荒，还避什么疾病!”说毕，将蝗虫吞进肚里。据说当年就没有了蝗灾。

由于唐太宗实行的这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使社会经济在贞观年间得到迅速回升。从贞观三年（629年）开始，全国连续出现农业大丰收，粮价下跌，由原来的1匹绢换1斗粮食，下跌到1匹绢换10斗粮食。社会秩序趋于安定，以往成群结队的流浪灾民不见了，人民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全国户口，由高祖武德年间的180万户，增加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的380万户，增长1倍还多。尽管全国发展不平衡，但总体处在上升阶段。史传贞观中期，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一片升平景象，可谓有史以来并不常见的太平盛世。

唐太宗注意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民族关系问题。对突厥、高昌等的武力打击，维护了边疆的安宁，打开了民族交往的通道，创造了民族融合的条件。在以“和亲”等形式友好相处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时期唐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更加扩大，影响也颇为深远。

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贞观初年，唐太宗注意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国力逐渐增强的情况下，进行了统一边疆、维护国家安宁的战争，并且妥善处理了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和巩固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

东突厥是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唐朝初年，东突厥支持怂恿北方各割据势力，阻挠统一，骚扰内地人民。唐太宗刚即位时，东突厥可汗便率20万骑兵突袭长安，一直进到长安城附近渭水桥以北的地区，唐太宗以善谋、果断、无畏的气概，震慑了突厥颉利可汗，二人在渭水桥上杀白马祭天结盟，突厥暂时退兵。此后，唐太宗加紧战备工作，并充分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与薛延陀部建立联盟，使突厥另一首领突利可汗归附唐朝。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唐太宗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统帅，率领李世王勣、柴绍、薛万彻等大将，统兵10万，分兵4路讨伐东突厥。李靖善于用兵，唐军大获全胜，颉利可汗在兵败逃亡吐谷浑的途中被活捉，东突厥被消灭。唐朝统一了北部边境，收回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解除了长期以来东突厥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威胁。同时，也使东突厥奴役下的各族人民获得解放。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唐王朝在当时边疆各族中的威信大增，周围各部落、部族的首领纷纷表示降服，并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意即最高的首领。

北部边疆安宁后，唐太宗开始扫除“丝绸之路”上的障碍，完成统一西域的事业。当时的西域，主要指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的新疆、青海广大区域。隋末国内动乱不已，本来已开通的西域，又被两股势力阻隔。一股势力是汉族麴氏建立的高昌政权；另一股是西突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区域）地处西域和中原之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贞观初年，高昌首领麴文泰多次进行分裂破坏活动，有意堵塞中原与西域交通，引起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也加剧了其国内的矛盾。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太宗令侯君集和薛万钧率兵讨伐麴文泰，次年五月，侯君集到达高昌。麴文泰束手无策，惊吓之中，患病而死，其子智盛即位。侯君集等高昌办完麴文泰的丧事后，发动攻击，高昌本想获得西突厥的支援，不料援兵半道而返，无奈之下，只得开城出降，侯君集乘胜出击。连下22城，全部平定高昌。唐朝在高昌故地设立西、庭2州，其后又建立安西、北庭都护府。

平定高昌后，唐太宗把目光转向当时正利用龟兹破坏西域商路的西突厥。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十二月，唐太宗派阿史那社尔和郭孝恪讨伐龟兹（今新疆库车）。次年四月，从西突厥内部分化出来的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降唐，加入唐军统一西域的战争行列。阿史那社尔军力大振，又有了向导，前后数战，破龟兹5个大城。唐朝乘机把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管辖焉耆、龟兹、碎叶、疏勒4镇。从此，西域大部分统一于唐朝。到后来唐高宗初年，打败西域，在庭州设立北庭都护府，最后完成统一西域的事业。

唐太宗在通过战争手段统一边疆地区的同时，又通过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处理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对于那些被征服的以及主动归附来的少数民族部落，注意不强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管理本地区或本部落的人民。同时，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被选拔在京师任职，有文职，更多的是武职，如东突厥的贵族中担任将军、中郎将官职的就有500多人，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共有100多人。有的少数民族首领甚至在唐皇室中任禁军首领，表明唐朝对他们的充分信任。此外，唐太宗还十分注意用“和亲”的方式，来加强与少数民族间的联系和团结。他多次把宗室女儿嫁给少数民族的首领，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唐朝与吐蕃的“和亲”。

唐太宗战、和两手的成功运用，实现了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民族间交往密切。一方面，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推动了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一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内地，对汉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国内民族和睦，边境统一安定的局面下，贞观时期，唐朝和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各种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亚洲、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派使者、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唐朝访问，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唐太宗对中外交流采取极为友好的态度，专门设立鸿胪寺来接待各国使者，设立商馆来接待外商。据史载，当时与唐朝交往的国家达70多个。大批外国商人从陆路、海路来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城市，唐政府允许他们长期居住，还可以与中国人通婚。许多外国植物品种如胡椒、菠菜、郁金香、天竺、干姜等，相继从波斯（今伊朗）和印度传人中国，佛教经典也大量传入，并被译成汉文，其他宗教如景教、回教、摩尼教等，也得以在中国传播。

与此相应，贞观时期高度的封建文化，也对亚洲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大量销往波斯等国家，又通过他们销往西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也在这一官府与僧人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时期的唐朝文化，对日本、朝鲜的影响更大。贞观五年（631年），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以后越来越频繁。贞观十九年（645年），日本发生“大化革新”，吸收唐代的官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刑制等，大大加快了封建化进程。中国使者、僧侣、商人的足迹遍布亚洲各国。“唐家子”就是当时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称呼。直到今天，西方国家的语言中，还留有以“唐人”称呼中国人的习惯。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隋亡这面“殷鉴”的逐渐淡忘，地主阶级政治家本身的局限性开始在唐太宗身上显露出来，尽管魏征等人曾一再提醒他要“慎终如始”，唐太宗还是未能“如始”般地“慎终”，因而给“贞观之治”抹上了一层阴影。

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征曾上书太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许多国君，在秉承天命开创基业时，没有哪一个不是深怀忧虑，谨慎行事，德行显著的。而一旦大功告成之后，德行就开始衰减了。开始时做得好的事情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则很少。这难道不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打天下时尚感到力量有余，如今守天下时却常感到力量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创业时处在深切的忧虑之中，必然尽心诚意地对待下属，一旦得志，就放纵情欲，傲视他人。当尽心诚意地待人的时候，即使像北胡南越那样极其遥远的人也会亲密得像一个整体；当傲视别人的时候，即使是骨肉兄弟也会疏远得如同路人一般。虽然用严酷的刑罚来督察，用威严与愤怒去震慑，但下属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方法应付，内心并不怀好意。表面上恭恭敬敬，骨子里却不服气。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在于人心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应该高度警惕。用腐朽的绳索去驾驶奔驰的车子，它的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

不幸的是，魏征担心的情况，正在出现。尽管他一再提醒唐太宗要“慎终如始”，防止“渐变”的危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隋朝灭亡的这面“殷鉴”被太宗逐渐淡忘了。随着文治武功方面种种成就的取得，太宗开始傲视他人，放纵情欲了。封建帝王的贪欲和专制的本能，在他身上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贞观初年的唐太宗，不知说了多少“爱民”、“子民”，以“仁义”抚民的话，并且确有许多节俭自身、施惠于民的德政善举。到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上疏，提出皇帝应该时刻加以警惕的10个“渐变”而难以“善终”的问题，其中第二条，就是唐太宗在对待百姓的态度上起了变化，他说：“贞观初年，陛下对待人民就像对待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样，关心备至，怜悯非常；爱护人民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总是保持简朴节约，没有营建什么宫室。近几年来，心思在奢侈纵欲方面，忘记了谦虚节俭，轻易地使用民力，还说，‘百姓没有事干就会放纵，劳累才容易驾驭他们。’自古以来，没有由于百姓清闲安乐而造成国家倾覆败亡的，哪有反而因害怕百姓放纵而故意去劳累他们的呢?”魏征所言，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史载贞观中后期，唐太宗过分追求奢侈，不断营造宫室，使百姓的徭役负担越来越重。贞观十六年（642年），还出现了农民为了逃避赋役，自己折断手足，谓之“福手”、“福足”的情况，唐太宗知道后，不但不肯轻减赋役，反而下令：“从今以后凡有自我伤残，逃避徭役的，要按照法律加重处罚，并仍要承担赋役。”与当年的言行对比起来，简直判若两人了。

在纳谏和用人方面，也远不如从前了。贞观初期。唐太宗是惟恐人不进谏。用各种办法鼓励人们犯颜直谏。到贞观中后期，变得厌恶直言。有时虽然勉强听谏，心里是很不乐意的。尤其是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死后，除了刘洎、马周等少数人还敢对他说点什么外，其余大臣大都是一味阿谀奉承，使得唐太宗更加飘飘然，骄横专制，为所欲为起来。在用人方面，也不再强调什么唯才是举、以德行学识为先了，许多勋亲子弟充塞于朝廷，大都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还互相掣肘，行政效率大大下降。而且，唐太宗也开始对大臣猜忌起来，特别是到贞观后期，对大臣动辄问罪，轻者贬，重者杀。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不能幸免。贞观十七年（643年），发生太子废立事件后，猜疑心更重。魏征在世时，对唐太宗易换太子的想法表示反对，魏征死后，太子因谋反罪被废为庶人，与之有牵连的大将侯君集被杀，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杜正伦也因此获罪。由于魏征生前曾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有宰相才能，唐太宗便怀疑魏征与他们是朋党，加之有人又在唐太宗面前诋毁魏征，唐太宗便解除了他曾亲口答应与魏征的子女婚约，并派人推倒了自己亲自撰写的魏征墓碑。

唐太宗及“贞观之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中国古代，大规模农民起义后，出现好皇帝，几乎是一条规律。隋朝覆亡的具体原因和特征，直接警戒着贞观时期的君臣行为。没有隋炀帝的“大业”，就没有唐太宗的“贞观”。唐太宗本身所具备的一些素质，当然也是“贞观之治”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晚年唐太宗的一些不良行为，给“贞观之治”投下一层阴影。但从总体上看，“贞观之治”是值得称道的封建治世。在对“贞观之治”称颂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贞观之治”的出现是不是带有偶然性?它的出现，又说明了什么?

纵观中国古代史，可以说，“贞观之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一些基本规律，值得后人深思。

首先，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后，出现好皇帝，出现治世，几乎是一条规律。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出现了西汉初的“文景之治”。隋末农民大起义后，出现了唐初的“贞观之治”。宋高祖、明太祖、清康熙年间，都曾出现过类似“贞观之治”的封建治世。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的恶性膨胀，最终导致自身覆亡的倾向，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本身，没有可以有效限制皇权恶性发展的力量，唯有农民大起义，是可以有效制约它的社会力量。农民大起义后，往往能使封建统治者清醒一阵子，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而产生畏惧心理。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这在主观上是为了统治阶级自己，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的恢复发展与进步。唐太宗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不久当上皇帝的。农民起义的力量巨大，隋亡的殷鉴不远，使他常怀畏惧。纵观他一生尤其是贞观初年的言论，几乎口不离一个“怕”字。“怕”什么?就是怕惹怒了广大农民，把自己送上隋炀帝国亡身丧的道路。因此，他念念不忘要“居安思危”，要“以古为镜”。他说：“秦始皇算得上一代英雄，干了平定六国那样大的事业，也才仅仅保全了自身，传到儿子手中，就失国而亡了。历史上的桀、纣、幽、厉等帝王都自身丧亡了。我想到此，不得不害怕。”又说：“看看近代的帝王，有的传位10代，有的只是一两代，还有的是一身得又一身失，我因此而常怀忧惧。”他还对自己的太子说：“船好比是国君，水好比是百姓，水能浮起船，也能掀翻船。你刚作太子，难道还不害怕吗?”“当皇帝的，你有德行，百姓就拥戴你，你没有德行，百姓就会抛弃你，真可怕呀!”贞观时期一系列使民休养生息的内外政策，就是在这种“畏民”的思想支配下制定和实施的。

再次，隋炀帝本身的一些不良暴行，使唐太宗有一个直接的反面教训。有人曾有疑问：西汉初年与唐朝初年的历史条件相似，两朝统治者都注意总结前朝的惨痛教训，但为什么唐太宗的很多特点，如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坚持法制，开明的民族政策等等，在汉高祖、文帝、景帝身上或者并不突出，或者付诸阙如呢?显然是因为，隋炀帝比秦始皇具有更多的反面教员的特点，如拒谏饰非，猜忌臣下，对人民的残暴，穷兵黩武等等，都尤为突出。唐太宗只要能反其道而行之，即是正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隋炀帝，就没有唐太宗；没有隋炀帝的“大业”，就没有唐太宗的“贞观”。

此外，唐太宗本身的品德修养，也是形成“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尽管他晚年有许多不良行为，但可以说瑕不掩玉，功大于过。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唐太宗与臣下探讨自己成功的原因时，总结了五条：第一，自古帝王多嫉妒才能胜过自己的人，而我看见别人的长处，像看到自己的长处一样高兴；第二，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十全十美，我往往能弃其所短，用其所长；第三，有的帝王爱贤者恨不得抱入怀中，恨不肖者恨不得推入沟壑，而我对贤者很尊敬、重用，对不肖者也很可怜他，使两者都能各得其所；第四，自古帝王多厌恶正直之士，或者公开杀害，或者暗中杀害，而我从即位以来，正直之士，比比皆是，我不曾罢免一个人，也不曾给一个人治罪；第五，自古帝王皆看重汉族，看不起少数民族，我能做到一视同仁，一样爱护关怀，所以他们都来归附。次年（648年）春天，即唐太宗逝世的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了《帝范》12篇，并把自己所做的错事一一说给儿子听，要他以古代圣贤为师，不要效法自己。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在即将盖棺论定之际，给接班人剖腹掏心地讲明自己的过失，希望能引以为戒，这种品质，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正是尽管他晚年有错，但人们都承认他是功大于过，并没有使“贞观之治”完全失去光彩的重要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