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一章 知昼夜即知生死（第3页）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尽心知性”？

王阳明的答案是：“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良知，能去生死之念，正视死亡。

一次。

学生萧惠问死生之道。

王阳明答曰：“知昼夜，即知死生。”

萧惠又问，啥是昼夜之道？

“知昼，则知夜。”

知道白天就知道黑夜，萧惠讶然。

这一回答似乎没什么高明之处，难道还有人不知道白天的？

王阳明说：“你能知道白天？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自觉，习不清醒，终日昏昏，这只是梦中的白天。唯有‘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清亮，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这就是明白了昼夜之道。知晓了白昼之道，还有什么生死问题？”

所以，在心学的世界观里没有死亡。

生是死之始，死是生之成。

前一句，好理解，一个人从降生以来，便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是就生理状态而言。

后一句，一个人的死亡也就变成了“生”，是就精神状态而言。

按质量守恒定律，人死之后从无出来到无出去，由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留下的只有形而上的意识经验。

中国人大多是“现世哲学”主义，强调这一辈子的事儿，至于我从哪里来，死后要去哪里，对大多国人来说虚无缥缈缺乏吸引力。道家的“羽化登仙”只存在传说之中，登不了仙的，唯剩一抔黄土。所以，当中国人思考死亡，通常是思考死亡的价值和意义。在“现世哲学”的影响下，能够成全精神永生的，唯有“不朽”，即考虑如何给后世留下“不朽”之事。也就是《左传》说的“立德、立言、立功”。

这些看似荒诞无用，对个体也毫无意义的“死亡论”，却是一个民族哲学的根本所在。

我们因对“死亡”缺乏严肃的思考，致使“现世哲学”价值观大行其道，失去了哲学道德约束力，文化发展必然走向畸形。也就是快餐文化的风行，好比是汉堡、方便面，好吃但无营养。长此下去，必然导致一个民族后继无力。在此基础上带来的拜金主义猖獗、社会矛盾尖锐等群体无意识发展事件层出不穷也便可以理解了。普世价值观的改变，重新塑造了社会秩序，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文化的坍塌，如同在中华民族咽喉上狠狠割了一刀。文化上的伤口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弥合，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没有严肃认真地去思考死亡引发的蝴蝶效应。

三、从祀

一个民族要多一些仰望天空的人才会有希望。只关注脚下，就没有未来。

王阳明是仰望星空的人。

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庚午，发丧至越，每日门人来吊者百余人，还有更多的人陆陆续续赶来吊念。能为国家经非常之变，立下非常之功，勒之鼎彝，著之竹帛，勋业气节，皆居至伟，所以他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但在当时明朝人看来，却不是的。

消息传到京城，朱厚熜勃然大怒。

一个人的震怒，一家人的灾难。

朱厚熜，年号嘉靖，明代第十一位皇帝，以刻薄寡恩、喜怒无常、耽于道术、乾纲独揽著称，也英明、也变态、也伟大、也操蛋，总之是一个神奇的复合体。

内阁首辅杨一清、武英殿大学士桂萼上疏，参奏王阳明擅离职守，藐视君上。

推荐王阳明去平思、田之乱，乃是张璁、桂萼的意见。桂萼为人好大喜功，要王阳明出兵安南被拒，这就结下了梁子。此前，詹事锦衣佥事、南京礼部右侍郎黄绾上疏建议嘉靖要恩师来北京入阁。以王阳明的文治武功，一旦来京城，必然是内阁首辅，那么杨一清就会位置不稳。

两人一拍即合，阴了王阳明一次。

嘉靖下诏廷议。

嘉靖的愤怒源自他的自信，方从“大礼议”事件中得胜，逼勒四朝元老杨廷和致仕、谪戍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杨慎于云南永昌卫。弱冠之年，超绝智慧，从老臣手里抢班夺权，他当然自信爆棚，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二岁。在他的眼里，王阳明与杨廷和等正德朝老臣别无二致，无非是倚老卖老、以功相挟，以资历胁迫君上。看来，正德老臣还有死灰复燃之态，就拿王阳明再次开刀！

黄绾上疏抗辩：“今萼毁师，臣不敢阿友以背师。”

黄绾总结了王阳明四大功绩：平定赣南匪患、宸濠之乱、思田之乱、八寨乱贼。为国除患，孤忠耿耿，这是不可以随意抹杀颠倒的。又总结了王阳明的三大学问：“致良知”“亲民说”“知行合一”。此为孔门正统，不可须臾废离。

疏入，不报，没信儿了。

但就王阳明擅离职守一事，结果却很快出来了。

嘉靖下诏，停新建伯爵位世袭（王阳明因军功被封为“新建伯”，其后代世袭），禁其学术传播。

对王家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