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九年(1514年)四月,南京鸿胪寺卿,从三品。
正当仕途蒸蒸日上时,王阳明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没心思当官,于是提出了辞职,但朝廷没批,反而又给他升了官——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
二、赣南巡抚
公元1516年,大明正德十一年,丙子鼠年。
明武宗依然故我,顽劣放浪,谁也猜不到今年他会玩儿出什么花样来。这一年,明武宗在北京,王阳明在南京,地理上一北一南,时间上平行不交叉。而接下来发生在王阳明身上的事与皇帝无关,却有联系,像远方的星,连着我们对宇宙的想象。
鼠为十二生肖之首,繁殖力强,民间素有祈求“人丁兴旺”的崇拜。而武宗无嗣,那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年元旦当天发生一件事,不大,也不小,死了一个人。这让满朝文武明白,甭指望皇帝能在子嗣上有所作为,他不断人香火,已是万吉。事情说来有三分诡异,慢慢分析,噩梦始肇啊!
元旦,现在我们管这天叫新年;正月初一,现在我们管这天叫春节,孙中山先生定的。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历纪年,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所以需要大家了解一下,明时的元旦是正月初一,非今日之元旦。
“大年初一,拜年走亲戚”乃中国人的传统,传统得延续、得继承,那不是封建糟粕,现在管这个叫文化遗产。这天,群臣穿着华丽,一派欣欣向荣,新年新气象。官员见面相互拜年,笑声盈宇,祥和欢乐,厮杀与争斗留给了明天。群臣早早入朝给皇帝拜年,天蒙蒙亮就有来的,难得见圣上龙颜,能让陛下记住自己,也不是坏事儿。但明武宗让多数朝臣的愿望落了空。早上,他没来。中午,他没现身。晚上,他出现了。大约在北京时间17点多(酉刻时分),明武宗迈着慢吞吞的脚步姗姗来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人敢问。
北京的冬天,气温尚可,没有塞北的凛冽寒风,没有江南的阴雨潮冷,天短,黑得早。
奉天殿里,明武宗接受百官祝贺元旦,走完流程,夜色已深,伸手不见五指那种。满朝文武百官急着回家吃年夜饭,沿着午门呼啦一下涌出来,顿时乱了套。在那个没有通信工具、照明欠佳的年代,下夜班是有风险的。就在午门左近,混乱爆发了。大批朝臣出来,前呼后拥,互相蹂践。守候在门外的仆人一窝蜂似的冲上来寻主,于是场面失控,子呼其父,仆救其主,一时间喧闹如市,声彻殿宇。混乱中,百官丑态尽出,丢鞋的、丢帽的、丢人的,甚至还有丢了命的。事后,有关部门统计,百官不同程度受伤者不计其数,右将军赵郎为此次踩踏事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本该红红火火的日子,谁也没想到明武宗一上来就给群臣来了个“开门红”,杀伤力极强。
王阳明当然没有参加此次元旦朝贺,他在南直隶。正想着等退休的申请批下来,找个地方,盖间草房,传道授业解惑,假装忘却人间悲伤。九月,一纸升迁令打破了王阳明的平静的生活,他的美好愿望流产。由原职南京鸿胪寺卿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府、赣州府、汀州府、漳州府等处(今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地区)。
赣南巡抚,正四品大员,实权职位,素有“四省三司听其节制”之称,有特权,行事便利。高官厚禄一直是莘莘学子的终生希冀,王阳明早年也曾这么想过。但接到升迁令当日,他却苦笑了几声,愁眉不展,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王阳明原职南京鸿胪寺卿,司国家大典礼、祭祀、朝会等工作,是个闲职。况且南直隶与北直隶的官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都察院,光听名字,百官足以悚息屏气。太祖皇帝朱元璋认为“台察之任尤清要,朝廷纲纪尽系于此”,特设御史台,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为都察院,为明清两代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明代都察院还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又称言官,品阶不高,权力很大,可与地方大员平起平坐。
从闲职调任实权官职,朝廷正四品大员,王阳明为什么还犯愁呢?
因为赣南地区盛产土匪流寇。如见某官员奏疏上写“某某栋梁之材,可胜任赣南巡抚一职”云云,那就证明与他举荐的官员有仇,除此无他。当时,汀州府、漳州府等各郡皆有巨寇,官府不能治。土匪流寇产生的原因很多,太祖朱元璋要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负责。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朝俸禄制度正式确定,“正一品月俸米87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13至35石,从三品26石,正四品24石……”,明代官员工资是历代最低,“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明史·食货志六》)。制度终究败给了人欲,败得惨无人道,败得满目疮痍。中国自古以来是人情社会,人际往来有时比法律神圣,比工作重要,个人的关系网维护远非几石米可够支出。明朝官员俸禄过低,低工资导致越穷越贪,于是大明的贪官刷新了历史纪录。朝纲腐败,贪官寄蠹,导致各种“官逼民反”,赣南匪盗即是例子。
赣南匪盗盘踞数十年,已成祸患。土匪的组成成分复杂,流氓有,强盗有,犯人有,愤青有,无业游民有,良民也不少,总而言之是由一群曾经是流氓的流氓和不是流氓的盲流组成。朝廷出兵征剿鞭长莫及,杯水车薪,不起作用。面对赣南流寇,聪明的官员想出了两全其美的方法——起用狼兵,即从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少数民族土司手里选兵。
狼兵战斗力强悍,军饷低,又可威慑土匪。然而,理论与实际有着极大的差距。狼兵一到,土匪就跑,狼兵再来,土匪还跑,不与他们正面交锋。狼兵不见土匪,迁怒于百姓。但凡朝廷有征讨指令,则是狼兵公开抢劫的大好时光。导致赣地百姓怨声载道,时有流血冲突。明事儿的见老实人挨欺负,索性踊跃加入土匪大军。土匪人数愈来愈多,势力愈来愈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官匪勾结,贼做官,官做贼,苦了一方平民。历史遗留问题最难解决,所以无论谁任赣南巡抚当然高兴不起来。
阳明心学,京城布道,掀起了思想潮流,因“徐成之事件”,王阳明得罪朝廷,他从京师被“发配”到南直隶,这还不算完,今儿又让他去当赣南巡抚,摆明了往死里整。众人皆知甚为危险,亲族考虑到王阳明还没有儿子,决定过继一个孩子与他。王阳明从十六岁结婚到正德十一年(1516年),二十八年过去了,无子嗣,在这点上与明武宗保持高度一致。为解决香火问题,王阳明从堂弟王守信那里过继了一个,名叫王正宪,时年八岁。不过,解决了子嗣问题,也为王阳明过世后的“爵位继承之争”埋下了伏笔。
其实,上任有危险,王阳明不怕,他纠结的是,赣南匪盗当初皆为良民,现在去征剿,岂非与人民作对?这有违良知,所以王阳明拒绝上任,当即写了《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的奏疏上呈朝廷。很快得到了批复:地方有事,王守仁不许辞避迟误。
匪盗猖獗,用王阳明自己的话说是“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为困穷,恣肆交作……致纪纲凌夷”等诸多社会问题交织而成,几年后又经宸濠之乱,王阳明深感世间如此,皆因“良知之学不明”。
所以,王阳明大力提倡“致良知”。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王阳明纠正程朱理学,对“格物”作了新的解释:“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格物也就是正物,而物乃是心之外化,王阳明说“心外无物”,故而“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正物即正心,心学术语叫“致良知”。
因此,王阳明认为只有讲明“良知之学”才能使“天下可得而治”。然而这只是王阳明的愿望,美好的一厢情愿。而今国家重任落在他头上,别人他管不了,作为自己,看来只有迎难而上去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说了那么多“心即是理”,讲了那么多“知行合一”,故纸高垒,不去实践,岂非成了儒学空谈?
三、心学的实战应用
这晚,王阳明独自在院子里徘徊。
今晚的月亮本该很圆,但它没出现,云层罅隙里露出的星光照耀着他的前路,足够了。
当年枣核列阵,居庸关外策马扬鞭,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在寂寂长夜里排山倒海般袭来——报效国家,实现抱负。
现在,他需要一个实现抱负的机会。
一次,王阳明与学生讲学。
他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说大道理口若悬河,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却一事无成。宁在键盘上做英雄,也不去实实在在做事。
心学告诉我们,要在实践中去学习,正如王阳明所说,那个梨子是什么滋味,你总要亲口尝一尝。
“知行合一”强调行动与理论同时进行,说来也简单,六个字概括:
敢想。
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