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
黄遵宪是知识界较早关注卢梭思想的人物,他在19世纪70年代,曾任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受到正在日本流行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他后来写道:"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日本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中介作用。在对卢梭思想的接受方面,这场自由民权运动对卢梭幻象在中国的形成影响相当大。
前文曾提到,国内出版的第一个《社会契约论》的汉译本《民约通义》,就是日本中江兆民所译,该译本原名《民约译解》,用流利的汉语译成,1882
年连载在法文学塾刊行的学术杂志《政理丛谈》上,不久印成单行本。虽说早在1877年,服部德就将《社会契约论》译成了日文,但真正使民约论在日本风靡的,是中江兆民的译本。中江娴于法文,他的译文忠实于原著,注解则用来阐发己意,他针对君主****政体,发表了不少倡导民主的议论。此书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根据,中江兆民也因而被称为"东洋的卢梭"。自由民权运动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植木枝盛(1857-1892),也是卢梭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为一般民众所写的启蒙读物《民权自由论》(1879)对卢梭的思想作了简洁有力的解说:
卢梭曾经说过,人类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人可以说是自由的动物。那末,人民的自由虽可用法律加以保障,但它原是天所赐予,为任何人所必不可少的。如果有人不取这天所赐予的自由,那就是对天犯了大罪,对自己又是莫大的耻辱。
而文章的末尾结束得也相当激烈:"****政府……真是卖国的魁首。"植木对卢梭思想的理解最后也免不了工具化。但比较而言,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是冷静的。当时日本许多人把西学当成时尚,以至有不少打着西学名目的笑话(这跟中国知识界把卢梭作为口头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浴池有自由澡塘,自由温泉,点心有自由糖,药店有自由丸,饭店有自由亭,其他自由评书、自由跳舞、自由帽子",不一而足。像这种机械粗糙地引入西学,显然会妨碍人们对卢梭原形的理解。晚清时期,大批知识界人士留学日本,他们了解的卢梭,主要来自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对卢梭的宣传。冯自由(1882-1958)的《革命逸史》初集中有关于留学生活的描写:"除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摘按:即中江兆民)所译之《法兰西大革命》、《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日滋。"当时留日学生组织的社团、出版的刊物,经常宣传民约论,前文论及的《民约论》第一个国人译本就发表在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1900-1901)上。卢梭幻象的诸多构建者,如邹容、梁启超等都曾在日本居留,而像《血痕花》这类小说,也是在日本出版的。可以说,日本对晚清知识界卢梭幻象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