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评析】
孟子说:“不孝的情况有三种,其中以没有后代的罪过为最大。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为的就是怕没有后代。所以,君子认为他虽然没有禀告,但实际上和禀告了一样。”
这倒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大舜不是成了婚姻自主的先驱者了吗?
三种不孝又到底是哪三种呢?
赵岐《孟子集》补充说: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
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
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最大的不孝了。
如今社会,独身主义盛行,那“大不孝”的“无后”之人恐怕正满街走,而且可能走得潇洒欢实着哩。
儒家这种“无后”为“大不孝”的思想是不是太陈腐落后而应该被批倒批臭了呢?
问题倒不是这样简单。从人类绵延发展需要人口再生产的角度和“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的人性情态来看,“无后”似乎并非没有罪过。不然的话,“断子绝孙”怎么会成为人们最恶毒的诅咒呢?
想想看,如果人人都抱独身主义,人人“无后”,用不了百年,人类何在呢?
不可想象啊!
【故事】
己之所欲,要施于人
人有困难我就救济他,人有危难我就解救他,人有所想我就随他所想。
我们处世为人,之所以提倡虚心,就是要求谨慎持守道德。舍己为人,亏己利人,薄己厚人,损己益人,把持着这四项基本观念,人们就会心悦诚服。
老子说:“尽力照顾别人,我自己也就更加充实;尽力给予别人,我自己反而更加丰富。”这就需要至诚,以最完美的德来辅佐这个最崇高的诚,使它感人至深。他人有恩德于我,虽是一碗饭的施舍,也不能忘记;我有恩德于他人,虽是救死之恩也不能企望报答,也不能向他人提及,也不要图回报,这也就是古代圣人所说的“施恩德于人不望回报,受到他人施的恩惠千万不能忘记”的道理。
使人信服的关键是:凭道理不凭道术,凭仁德不凭武力,依仗武力借助仁义而称霸天下的人,称霸就必须有很强的国力;依仗道德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的人,称王不一定要有强大的国力。商汤王只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只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依恃武力而降服人们,人们不是出于内心的真正归服,而是力量不够,迫不得已;凭借道德使人们归服,人们会出自内心的欢喜而心悦诚服,就同孔门七十二大弟子拜服孔子一样。《诗经》中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以道德服人的人,就是修养自己的道德,使人们都信服我罢了。修养自己而使内心达圣的人,以圣德光耀天下,使人们都仰慕他、尊敬他就是了。唯有孟子所说的服人道理,除了“以德”之外,还要有“行仁”来紧紧跟着。也就是说,仅仅立自己的德还是不够的,还要行仁于天下,还要有爱人、利人、济人、救人、立人、达人这样的道德。
要想人们都信服于我,己立己达,还不足以使人服从我,最重要的是,人想立我就立他,人想达我就达他,人有困难我就周济他,人有危难我就解救他,人有所想我就随他所想。这样愿望就能达到,利益就会归来,祸害就会免除,纯粹是一片仁人的胸怀。我只为人而不为自己,只利人而不利自己,只爱人而不爱自己,只尊敬他人而不尊敬自己,这样怎么会害怕人们不归服我呢?
所以孔子说:“以富贵而天下,何人不尊;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以我的富而能富他人的人,想贫也不可得到了;以我的贵而能贵他人的人,想贱也不可得到了;以我的达而能达他人的人,想穷也不可得到了。”
要勇于迎接困难
上天的安排不可猜忌,让人们的境遇变化多端。只有能逆来顺受、居安思危的人,才能摆脱上天的束缚,将“抑”转化为“伸”。
丰臣秀吉生于尾张国中村贫贱之家,幼年家境非常贫穷,受尽了困难。他不甘心自己的命运,于是离开了家乡,投到松下嘉兵卫的麾下。丰臣秀吉在松下嘉兵卫的手下过得并不顺利,没过多长时间,他就不得不脱离松下嘉兵卫,改投到织田信长那里当了一名小吏。在这里,丰臣秀吉受尽折磨。在几次的出生入死的境遇中,他的才智才被织田信长赏识,被提升到武士的行列,后来成为掌握天下大权、享受10万石俸禄的大诸侯。在山崎的一役之后,他扶摇直上,最后代替了主君信长而成为诸侯的首领。丰臣秀吉成功的事例是先抑而后伸的一个最好例子,他逆来顺受,才摆脱了绝境,最终走向了成功。
在科西嘉孤岛出身的拿破仑,趁着法国大革命的机会,没几年的工夫便直上云霄,终于坐上了法兰西大皇帝的宝座,征服了欧洲各国,但谁能预料得到他在滑铁卢的战败,被英军逮捕远送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孤岛之上,遭受那悲惨的厄运,终生遗恨而死。这是先伸而后抑的一个最好范例。在逆来顺受的同时,还要做到居安思危,这样才能避开凶险,避开困难。
春秋时期,有一次,郑国曾被其他12国联合攻击,后经晋国的周旋,最后才化险为夷。
郑国国君为此而给晋国国君晋悼公送去了大量礼物,以示感谢,这些礼物包括兵车100辆、著名乐师3人、歌女16人及许多钟磬之类的乐器。因此,晋悼公十分高兴,论功行赏之时,他欲把歌女中的8人转赠给他的功臣魏绛,以作为他竭思精虑、为国事筹谋划策的奖励。
魏绛却谢绝了国君的分赠,并抓住机会向晋悼公作了一番不失分寸的劝告:“国事之所以办得顺利,首先应归功于国君您的智慧。其次,则是靠朝中同僚们的齐心协力,我个人有何贡献可言呢?我衷心希望您在享受安乐之时,还能想到国家尚有许多事要办。《书经》上有句话:‘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望您能牢记!”魏绛是聪明的,他在国君高兴的时候提醒国君要“居安思危”,起到了很大的预警作用。
居安能思危,可以防患于未然。祸福在于人自取。人能求福,也能避祸,求福与避祸,也全在自己。有一次,孟子的学生问他如何才能使国家免于灾患,孟子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孟子说:“那自然首先在于行仁政,但还不仅于此,还要尽力防患于未然。国家无内忧外患,就趁此清平之时修明政治法典,那样,纵使强大的国家也会惧怕了。”这就是《诗经》上说的:“趁着雨未下来云未起,桑树根上剥些皮,门儿窗儿都修理,下面的人们谁敢把我欺。”假如在清平之时追求享乐,怠惰悠闲,那就等于自找麻烦。
假如能够辨明这个道理,天运逆来之时去顺以受之。在遇到悲运厄境,绝不失望丧胆,反而要勇于迎接这一悲运,努力不懈地准备扭转厄运为幸运,就能转祸为福。如果在平安的时候,能考虑到危难和困厄的到来,并且在困境来临的时候,敢于去碰面它,就能窥破天机,不为天机愚弄与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