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不是觉得我会对法官讲什么?”她忽然问道,“担心我向他们哀求什么?”
他立起身来,摆了摆手,气愤地向她说道:
“您说的是什么话!”
“我心中确实害怕!但是我却不明白怕的是什么!”她静默了,眼神无所事事地在屋中扫过。
“我有的时候认为,巴沙也许会受羞辱,被讥笑。他们会讲:‘你这个乡巴佬,是乡巴佬的儿子!你想耍什么花招’?但是巴沙的自尊心很强,他会十分激动地回答他们!安德烈没准儿也会讽刺他们。他们都很容易激动。所以我觉得——他也许会一时无法忍受……他们的审讯会叫我们永远分开!这辈子都不可能相见。”
尼古拉紧锁着眉头,静静地捋着胡须。
母亲继续小声说道:“我没法将这种想法从头脑中驱除!审讯是恐怖的!他们对什么都挑剔、刨根问底!相当可怕啊!可怕的不只是刑罚,还有审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应当怎样讲才好。”
她感觉尼古拉难以理解她的心情。这令她感到——要叙述明白自己的恐惧心情更是难上加难了。
但是,这种恐惧犹如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潮湿并郁闷的霉菌一般,在母亲心中萌生。
审讯这一天到了,母亲怀着这种压得她挺不起腰、抬不起头的阴冷黑暗的心情,走进了法院。
在街上,工区中的熟人们碰到都和她打招呼,她只是默默地低着头,经过阴郁而黑暗的人群。
当她走在法院的走道与大厅里的时候,碰到了几个被告的家属,他们正在压低声音议论着。母亲认为没必要说话,同时她也不怎么了解这些话的用意。大家都被同样的忧伤覆盖着——这种心情不经意地传到母亲身上,使她很难过。
西佐夫冲着母亲说道:“坐在一起吧!”并在长凳子上挪动了一下身体。
母亲一言不发,顺从地坐了下来。她整了整衣裳,朝四周看了一下。
在她面前不停浮动着红绿带子与斑点,闪动着一根根黄色细线。
在母亲身边坐着的那个女人轻声地指责:“都是您儿子把我的葛利沙给害了!”
西佐夫不高兴地制止她:“别说了,娜塔利亚!”
母亲望了那个女人一眼——那是萨莫依洛娃,身旁坐着她的丈夫。他相貌堂堂,头上光秃秃的,留着很长的褐色浓须,脸相当瘦削。他这时正眯缝儿着双眼看前边的动静,胡须也随之抖动不已。
微弱的阳光穿过高大的窗户均匀地射入法庭的大厅,雪花滑过玻璃窗。两扇窗子当中悬挂了一幅巨大的、镜框金光闪闪的沙皇肖像,镜框的两个角被打着垂直的沉甸甸的大红窗帷挡住了。
肖像前面有一张铺着绿呢子的长桌子,桌子的长度几乎等于法庭的宽度。两条木头长凳在右边挨着墙的铁栏中摆着,左边摆着两排深红色扶手圈椅。
职员们身上穿着绿领子、胸前和腹部都钉着金黄色纽扣的衣服,蹑手蹑脚地走着。混浊的空气当中散发着一些怯生生的低声谈话与各种错综复杂的味道。
这一切——色彩、光线、声音与味道——使母亲觉得头晕目眩,它们同呼吸一起闯入她的胸中,像塞满各种各样色彩的淤泥一样在她空洞的心里填满阴冷忧郁的恐怖。
突然有人大声讲话了,使母亲着实吓了一大跳。大家全都站起来,同时她抓着西佐夫的手站起来。
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小老头儿从法院大厅左角的一扇相当高的门里蹒跚走进来。他长着一张灰色的小脸,白发稀稀疏疏地抖着,光滑的上唇凹入嘴中,高高的颧骨与下巴在制服的高领子上架着,犹如衣领中原本就没脖子似的。一张脸生得就像瓷器一般、面色红润的圆脸青年,在后边扶着他的胳膊。还有三个穿绣金制服的人与三个文官缓慢地在他们后边走着。
他们这群人在桌边摸索了很长时间,最后才在扶手圈椅上坐下来。坐好之后,有一个制服敞着、脸刮得很干净、模样懒散的文官,嘴唇吃力地翕动着,轻声冲着小老头儿讲着什么。小老头儿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身体坐得很直。
母亲从他的眼镜片后面看见了两个很小的没有丝毫色彩的斑点。
一个头上光秃秃的高个子在桌子尽头的斜面高讲台旁站着,一边翻看文件,一边不住地咳嗽。
小老头的身子朝前一晃,开始发言了。第一个字说得相当明白,后边的字却犹如从他的两片薄薄的嘴唇上散开似的:
“现在宣布,开庭。带被告人。”
“瞧!”西佐夫轻声说道,他默不作声地推了一下母亲,站起身。铁栅栏后面的墙壁上的小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肩膀上扛着没鞘马刀的士兵。
跟随着兵士走出来的是巴威尔、安德烈、菲佳·马瑟、古塞夫兄弟、萨莫依洛夫、蒲金、索莫夫,另外还有五个母亲不知道名字的青年。
巴威尔脸上带着热切的微笑,安德烈也笑着与人点头致意。因为他们给紧张、拘束的静默带来了朝气蓬勃的微笑与自信的举动,法庭也似乎变得明亮、舒服起来。制服上耀眼的金色也显得黯然失色,看起来变得柔和了。在场的人都觉察到了这种变化。
法庭里洋溢着令人振奋勇敢的自信与生动的活力,这些将母亲的心深深地感动了。在这之前,母亲背后凳子上坐着的人们一直都懊恼地期待着,这时也发出了低低嗡嗡的附和声。
母亲听到西佐夫轻轻地夸道:“瞧!他们一点儿也不害怕!”
在她右侧,萨莫依洛夫的母亲却突然啼哭起来。
“肃静点儿!”有人严厉的警告大家。
那小老头儿再次说道:“预先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