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破斧（第1页）

破斧

既破我斧，我的斧头已砍破，

又缺我郾。方孔铜斧也损伤。

周公东征，周公出征去东方，

四国是皇①。匡正四国军威旺。

哀我人斯②，可叹我们这些兵，

亦孔之将③!万幸命大未阵亡!既破我斧，我的斧头已砍破，

又缺我错④。我的错儿又缺口。

周公东征，周公出征去东方，

四国是擂⑤。感化四国天下安。

哀我人斯，可叹我们这些兵，

亦孔之嘉⑥!万幸命好能生还!既破我斧，我的斧头已砍破，

又缺我擂。我的擂儿又缺折。

周公东征，周公出征去东方，

四国是遒⑦。平定四国安王朝。

哀我人斯，可叹我们这些兵，

亦孔之休⑧!能回家乡真命好!【注释】①皇：借作匡，正。马瑞辰说：“《诗考》引董氏云：皇，《齐诗》作匡。”（《毛诗传笺通释》）②斯：语助词。③孔：很。将：美。④错：凿类工具。⑤秮（é）：变化。指以武力促成其变。⑥嘉：美。⑦遒：聚，指心向周王朝。⑧休：美。

【赏析】这是一首参加周公东征的士卒庆生还的诗，旧说是“美周公”，似与诗意不全吻合。

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继位，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摄政。不久，原监视纣王子武庚的管叔、蔡叔（亦武王弟）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并鼓动武庚叛乱；在此同时，原殷东方属国奄、徐、淮夷等亦纷纷响应。面对这一形势，周公“一年救乱，二年东征”（《尚书大传》）。“救乱”，指镇压管、蔡、武庚之乱。“东征”即征讨东方奄、徐、淮夷等国。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公东征是从周成王二年秋开始，至五年春结束，前后达三年之久。所以本诗约作于周成王五年，距今已经三千多年了。

全诗三章，为了押韵所以每章变换三个字，诗意是相同的。从头两句工具的残破写出战斗频繁和战时之长。本来从《诗经》、《左传》等典籍考察，周代所使用的武器常见的是弓、矢、戈、矛、殳、戟、剑、钺、榍（盾）之类，而这里叙述的却是斧、羗（ｑｉāｎɡ）、错（ｑí）、擂（ｑｉú）一类东西，这是为什么呢?《毛传》把这两句看做“比”，解释为“斧、羗，民之用也；礼义，国家之用也。”以“斧婞”比“礼义”。而姚际恒认为是”以斧比周公，以羗、错、擂比成王。犹云‘既危我周公矣，又将危及我成王也’。”（《诗经通论》）显而易见，都很牵强，所以两种解释今天都不被人认可。今人多把斧羗、错、擂解作兵器，但也没有什么文献根据，如斧，除本篇三次出现外，在《诗经》中还有《齐风，南山》、《陈风·墓门》、《豳风·七月》、《豳风·伐柯》四篇提到的，都是指伐木工具；羗，除本篇外，只见于《七月》，也是伐木工具，与斧的差别只是这种器具的柄孔是方形。而作为武器的斧类，则称为“戚”、“扬”（《大雅·公刘》）、钺（《商颂·长发》），区分井然。《左传》亦复如此，其书无斧字、羗字，凡伐木工具则称“斤”（哀公二十五年传），作为武器者则称“婞”（昭公十五年传）、钺（襄公三年传），两种不同斧类名号绝不相混。再说“错”，除这一篇外，还见于《昭南·采蘩》，《毛传》：“错，釜属，有足曰错”，与本篇训“凿属”不同。《左传》中“错”都是“釜属”（如隐公三年传）。“擂”字仅见本篇，《左传》亦无。《毛传》：“擂，木属。”《经典释文》引《韩诗》释“擂”为“凿属”，又“一解云今之独头斧”。从以上看来，斧、羗、错、擂是农、工使用的工具，并不是兵器。有的学者又认为，古代“农兵不分”，“以农具作兵器”，并举贾谊《过秦论》：“锄婞棘矜，非锬于勾戟长茑”为例，但我以为不好如此类比，诚然古代有“以农具作兵器”的，如上面说列举陈涉起义使用过锄头棍棒一类东西，但本篇反映的是西周初一次关系到王朝安全的重大战役，又是由王朝第二号人物率领的，想情度理，主要兵器不会是农具。而这片文章为什么要把斧、羗等作为主要物件来叙述呢?宋人严粲说：“行师有除道樵苏之事，斧、羗所用为多。”（《诗缉》）我曾由此推想，本篇之所以以强调斧、羗、错、擂，可能与诗人是担任军中营建一类工作有关，相当于后世的工兵（参见拙作《诗经选注》）。三、四两句是赞美周公东征的。武王灭殷以后，周部族与“殷顽民”并没有完全解决矛盾，尤其是东方薄弱的地方被周统治地区，奄、徐、淮夷有相当的力量，当武庚叛乱时，内外互应，一度“殷顽民”给周王朝造成了很大威胁，自然也危及一般周民的生命财产。所以这位无名诗人——从征士卒，尽管自己在三年征战中吃了许多苦头，但对动乱被周公东征平息了，四境得以安定，还是热情歌颂的。“四国是皇（秮、遒）”，写出了周公东征的声威，也隐含着参战者的自豪。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来的情绪。”（转引自朱光潜（诗论》第60页）最后两句正是诗人抖落了满身征尘之后，在沉静中回味亦悲亦喜的情绪。想到昔日战场上出生人死的经历，想到无数战友抛尸疆场，他尝够了战争给予他的辛酸苦辣，不禁发出了“哀我人斯”的悲叹；然而他最终还算得上是一个幸运儿，终于死里逃生活着回来了，他又不由得喜形于色，唱出了“亦孔之将（嘉、休）”的歌声。从这一悲一喜的感受中，表现出他对战争的厌烦、向往和平生活之情，当然这也是千千万万人民的意愿与要求。

这首诗全篇直赋其事，不用比兴。结构采用复沓的形式，隔句押韵，韵脚一律在偶句，一唱三叹，连用了九个“我”字，确有“往复委婉，用意深至，令人低徊不尽”（吴诫生《诗义会通》）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