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四高官庇护掀炽贪风（第1页）

四、高官庇护掀炽贪风

尽管乾隆六年皇帝严惩了不少贪官，但是吏治不清、官官相护等弊端仍然存在，贪风也还是炽盛，像署福建巡抚王士任婪赃案、江南庐凤道吴应凤冒销兵米价款案等等照常发生，而地方府库的亏空案，更是随处可见。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仅奉天府一个官员任内就有五起亏空案，使得皇帝觉悟地说出：“近年来亏空渐炽，实缘该管上司见朕办理诸事往往以宽，遂以纵弛为得体。”皇帝已有心回归严厉统治的道路了。这一年底到第二年夏初，皇家连续发生两件大事，皇帝爱子永琮与皇后富察氏相继去世，令皇帝感伤悲痛，在办理皇后丧事过程中，皇帝又对中外官员的官风官德以及他们的忠君态度产生了怀疑，他说：“万机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朕临御以来，事事推心置腹，以至诚待臣工，而尚不能感动……则十余年来，为人所欺当不知凡几!”皇帝有受欺的感觉，当然要调整施政态度，“当宽而宽，当严而严”了。

为了遏止贪风，乾隆十四年十月中央政府向各官传达圣谕说：“一犯侵贪，即入实情，且即与勾决。”皇帝是要“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当年就严厉地处决大小贪官三十六人，以示大力惩贪的决心。然而官场已形成的积习，官员互庇的现象，并非一道谕旨就能根除的，乾隆二十年代以后，贪案不但多了，而且官员们更是胆大妄为了，现在先就循庇贪污略举数例。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湖南巡抚陈宏谋弹劾属下布政使杨灏利用发买仓米的机会，每一百两中扣银一两三四钱到二两六七钱，中饱私囊，前后一共侵扣了白银三四千两，请求皇帝将杨灏等有关人等革职。皇帝一向对“渔利于民”、“有害于下”的“贪”以及“蠹蚀于官”无所畏上的“侵”都痛恨至极的，因此立即下令将杨灏等革职，并着严审作出处分。杨灏等贪污的证据齐全，陈宏谋在不久后随奏请皇帝将杨灏等人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皇帝同意如此判决，降旨来年秋天将杨灏处死。不过，陈宏谋因此弹劾案而得乾隆帝的赏识，调他到别省去升官了，继任的是蒋炳。到第二年夏天，蒋炳为庇护杨灏，在秋决前上书，认为杨灏已在限期内缴清了赃银，希望“缓决”，以保住杨灏的性命。中央的有关官员在处理此案时，想到以前也有地方官在限期内缴还赃款而得到不死的缓决，包括三法司在内的官员都无异议地认可了。不料在皇帝看到秋审处决的人犯名单后，极为震怒，随即下令立刻杀掉杨灏，“以彰国宪”，并在一份谕旨里说：

秋审官犯册内，该抚（按指蒋炳）以及九卿科道，共存党庇婪赃侵蚀之原任布政使杨灏，竟拟缓决，其情实为可恶。……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身受其害。……夫限内完赃，姑从末减，在微员犹或可言，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朕临御二十二年，试问在朝诸臣，敢窃弄威福能生死人者为谁?今蒋炳办理此案，岂不知事之不当如是?……是其有意蒙混，欺罔徇私，居心实不可问!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栅内哓哓致辨……而于此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

很显然，皇帝认为蒋炳与中央九卿等官员都在庇护贪官，而且有窃弄皇帝权柄之事，极为可恶，下令吏部与刑部深入调查。到同年十一月初，吏、刑两部向皇帝报告查案结果，并作出结案的建议：将中央有关官员包括尚书、侍郎、给事中等在内的近七十个官员分别处以革职、降级等等的处分，蒋炳则判以“斩监候”。皇帝同意他们的处决方法，只是对蒋炳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因为他没有贪污问题，罪不至死。

乾隆三十年底，江苏又发生了一件总督与巡抚党庇下属官员的贪案。原任江苏巡抚庄有恭在被皇帝视为“纯臣”特旨调入京师任官时，曾在一件奏章中参劾苏州同知段成功婪索苛派，扰累人民；不过庄有恭为庇护段成功，说段“抱病被蒙”，希图为他减罪。新任的两江总督高晋也上书皇帝，说段成功“因患疟昏迷，不能检点案牍，家人龚玉等婪赃各款，该员竟未知觉”。皇帝看了报告之后，觉得患疟疾的人不可能整天累月的昏迷，怎么会“不能检点案牍”?显然高晋有意为他开脱，因而下令查办会审，务求得到实情。

第二年正月，江苏巡抚明德首先上奏，指称段成功家人书役在外滋扰人民，段成功不但“俱属知情”，而且“尚有染指之处”，只是承审的苏州知府孔传珂与主稿审传的按察使朱奎扬等“瞻徇未究”而已。皇帝了解实情之后，下令刑部给这批徇纵的官员严惩，结果庄有恭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孔传珂与朱奎扬发往军台效力；段成功则因牵连另外贪案，继续侦查。这是乾隆三十一年春天的事情。

原来段成功来苏州任同知之前还出任过山西阳曲县的县令，他在阳曲任上竟也发生过亏空贪案，因此皇帝派了专人与山西巡抚彰宝一同彻查，结果发现段成功当时曾亏空公帑银一万多两，而且“上司知情弥补，俱属事实”。皇帝又从派出的钦差四达的密报中了解帮助段成功弥补亏空的“上司”是前任山西巡抚和其衷。据库簿所载，帮段成功弥补亏空的州县官员竟有三十二人之多，而巡抚和其衷也慷慨地解过囊，难怪乾隆皇帝也说：“此事可谓大奇!”并认为“段成功仅一县令，何至亏空如许之多……通省上司何以互相容隐，竟无一人举发其事?……是段成功平日必有交往逢迎之处，不可不彻底根究。”经过详细调查，果不出皇帝所料，“段成功平日与通省州县，俱有交结”，大家都从段成功处得到过好处，以和其衷来说，他“去热河行宫陛见，系段成功代雇骡脚，又令段为其购买皮张，用银九百八十两”。皇帝痛斥和其衷等“徇私庇党，交结馈赠”。段成功后来被处死了，和其衷也被“斩监候”，山西省还有不少官员被充军革职。总计段成功的贪案，在江苏与山西两地，有两位巡抚处以“斩监候”，两位按察使发往军台赎罪，九十多名大小官员受到不同惩罚，就连首先告发此案的两江总督高晋，也因“办事错谬”被革职留任。乾隆皇帝的肃贪不能说不严了。

事实上，乾隆皇帝对高官徇庇属员贪污是极为痛恨的。早在乾隆八年，湖南巡抚许容因包庇衡阳知县李澎、善化知县樊德贻浮收漕米等事被判杖一百、徒三年。乾隆十五年，两广总督硕色、广东巡抚岳浚因庇护婪赃两万七千两的粮驿道明福而被革职。同年云南巡抚图尔炳阿也因庇护挪用库银的布政使宫尔劝被革职。在在说明，皇帝是要严办封疆大吏党庇属员婪贪的。在乾隆皇帝心中，认为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些大员，是“阖省属员表率”，这些官员如果结党营私，官官相护，“朝廷之府库且所不顾，更何民瘼之可矜?何民膏之足惜?”“惟有严加惩创，以饬纪纲”，内外大小臣工，才能“守法奉公，痛身湔洗”。

然而，贪风就此能绝灭吗?当然不能。